《周易·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代贡院北门之所以名为后子门，即取“坤厚载物”之意。据《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后子门原名厚载门。不过在如流的岁月里，“厚载”逐渐被民间讹传为“后宰”，后来人们又因“宰”有宰杀之意，不吉利，最终改称为后子门。
以后子门为起点，北止骡马市街，还有一条南北向、长约175米的街道，名曰后子门街。
清代，后子门一带别有一番热闹，这里坐落着清代四川唯一的铸钱机构——宝川局。宝川局铸钱规模大，开铸时间长，几乎贯穿整个清代。
清雍正十年（1733年），宝川局设炉八座，建大小房屋113间。此后，宝川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年）“增炉一十五座……建总门一座，左右班房六间，炉房门一座，炉房三十间，锉磨房三十间，供应房十五间……库房六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添设新炉十座，应建炉舍房二十间，擦磨房二十间，库房二间”。
一般情况下，按户部配额，宝川局每年铸钱正配12卯（制钱一卯约合12400贯），加铸4卯，带铸1~2卯，总计17~18卯，年用铜铅最高约160万斤。
▲宝川局遗址出土的钱币。图片来源：中新网
从雍正十年（1733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宝川局铸一百多年的铜铅，自然产生大量的煤渣与炉渣。当时，这些煤渣与炉渣并未被运出成都城，而是就近堆放在了后子门附近的一块空地。日积月累，煤渣与炉渣越积越高，逐渐成了一座高约15~20米的“煤山”。
成都是一座平原城市，十几米高的煤山已是成都城内少有的高地。煤山在民国时期一度成为军阀争夺的焦点。“尸骨堆山血化河，周围园圃涨腥波。牛皮莱变血皮菜，茹素人家莫下锅。”一首竹枝词满含血泪，道尽军阀混战给成都人民带来的沉重伤害。
1932年，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与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成都城内爆发巷战，彼此都想占领煤山这个制高点。猛烈的炮火上下交击，附近的几条街都被打得稀烂，严重威胁成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巷战结束之后，人们既心有余悸又感到愤恨不平，于是挖平了煤山。
除宝川局与煤山，后子门还有一座书声琅琅的学校——成都实验小学（即今成都市实验小学）。
成都实验小学原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于1918年创办的附属小学，乃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和实习的场所。1932年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更名为国立四川大学附属小学。1935年，该校49亩校地及全部校舍、设备被划拨给四川省教育厅，用以创办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小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时常空袭成都，为保护师生安全，1939年学校迁往温江文庙，1941年又转迁成都东郊净居寺，直到1946年方迁回后子门原址。
▲20世纪70年代成都后子门十字路口街景。图片来源：《1970年科学成果选编》
民国时期，后子门一带还是外地难民与本地贫苦百姓的聚居之处。他们在这里搭棚建户，开辟菜园，卖小吃，摆地摊，卖劳力，努力谋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后子门一带焕然一新。《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记载，
1950—1952年，成都市建4个新村，安置皇城坝御河沿街及后子门等处棚户和无房贫民3500余户。1952年，又根据贺龙的建议，利用煤山铲平后遗留的废渣筑成看台，修建成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体育设施——成都人民体育场。
与此同时，后子门街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成渝铁路通车后，从1954年开始，成都市对包括后子门街、骡马市街、学署街在内的众多道路进行贯通扩建，开辟了一条由火车北站直抵市中心的交通干道，1963年统一命名为人民路。1965年，原来的后子门街被重新命名为人民路中段。1981年地名普查时，又被更名为人民中路一段。
“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然后子门早已不存，后子门街也成了人民中路一段，但人们仍然在习惯上将人民中路一段以及沿路的区域称为后子门。
不知不觉间，后子门已经演化成一个片区难以磨灭的文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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