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物阅己，鉴器悦心」
汉魏六朝，隐居成为一时风尚，隐士之多为历代之冠。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的陶渊明，他在那篇《饮酒》第五的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首诗超凡脱俗，自道其乐，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赞美之情。诗中那种美不胜言的恬适惬意，虽然更多来自脱离官场纷扰恶浊后的心理感受，但也毫无疑问来自于自然清新，充满生趣，能够放松心情的居所环境。
明人陈继儒说：“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言下之意是，要真正得到山林之趣，必须有山林生活的体验。
那么，山林生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乐趣呢？回答是肯定的，请看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一段描写他山林生活的文字：
这则笔记记述了作者在春夏之交的一段山居生活。这里虽地处深山，却充满了山乡特有的景致与野趣，入目的是苍藓、落花、松影；入耳的是鸟声、泉声、笛声；入口的是泉水、苦茗、笋蕨；而人心的则是活在世上的惬意与满足。这里虽饮食起居简淡清苦，却给人以快乐轻松，兴来读书习字，赏画吟诗；兴尽出步溪边，与山翁闲话桑麻。
为什么文人们对山林之趣与乡野之乐情有独钟？
因为自然是豪宅大院之美与锦衣玉食之乐为一般文人难以企求，但更主要的则是在文人们看来，那样的生活不过是一种世俗之乐，而山林乡野才是他们真正能够放纵精神的乐园。在这样的地方，不见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了世俗的纷烦嚷扰，不必再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牢骚，正可以进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于是他们便将这种生活诗意化，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恬适淳朴，充满野趣，又不乏诗文翰墨之乐的世外桃源。其实，实际的山林田园生活未必就真的那么舒适优美，诗文中的那种舒适优美更多的来自于他们放松的、愉悦的心境，还有手中的生花之笔。
元人陶宗仪看了这段文字后说：“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蔽风雨，石田可以具嬗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偶读卢陵罗景纶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余盖亦知此妙久矣。风尘鸿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为之三叹。”对罗大经的生活充满了艳羡神往之情。
可以这样说，读过罗大经笔记不产生艳羡之情的不多，尤其是在官场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弄得身心交瘁的士人，这样的山居生活实在是对精神创伤的最好抚慰与疗治。即使一时无法做到，也必然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山水之居由于道路交通的原因，常常与世俗社会处于一种半隔绝状态，长居这样的地方，必然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会因此产生不可排遣的寂寞。纵观历史，选择长期隐居的文人，常常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对山水之居的环境并不特别在意，目的只是隐藏自己。
而一般的文人选择山水之居，更多只是为了享受山水的那一份自然清新与爽心悦目。山水之乐与出尘之想是这类文人向往山水之居的两大原因，因此，他们的山水之居，往往选择在离城市或集镇不远、又有林木泉石之胜的地方，居住的时间也以短期为多，期间照样会友或出游，否则难免单调乏味。
施绍莘有俊才且怀有大志，但屡试不第，于是以一种多少带有颓废色彩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在西余山建了一座别业，并于山坳水涯遍植松、竹、桃、芙蓉、牡丹等花卉树木，春秋两季携侍姬居留其间。
他喜欢西佘山，与他科场不得志有一定关系，但“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无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的“四不出”，追求的是一种“闲旷”生活之乐，而“四不见”意在向世人显示一种清高之态。
他虽然山居，但并不自我封闭，依然与方外人士和知交往还，又常泛舟湖上享游赏之乐。这样的生活看似“闲旷”，实际上也是对科场失意的一种补偿与排解——当然，这样的生活需要钱财的支撑，非穷书生所能企望。
自陶渊明以后，历代写山水之居的诗文不胜枚举，且往往写得清新脱俗，情辞并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山水本身的宜居环境与诗文对它的渲染，使得山水之居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向往与精神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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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正贤，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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