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钢集团档案馆，保管着一份重钢创建人之一、老厂长张连科的档案人事档案。这份89年前上海炼钢厂的档案上记载：张连科，字重山，1896年12月29日出生于贵州省水城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采矿及冶金工程专业毕业。1935年5月1日，出任上海炼钢厂代理厂长，“统掌全厂事宜”。档案中存有一幅张连科肖像照，时年39岁的他，目光炯炯，意气风发。
重钢是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其前身是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被誉为“华夏钢源”的汉阳铁厂。1938年因武汉沦陷，已搬迁至武汉的上海炼钢厂与汉阳铁厂等企业组成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再次搬迁到重庆，成为当时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抗战期间，重钢生产了大量生铁和钢材，为支持军事和生产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重钢老厂长张连科与重庆有着怎样的渊源？他的家风故事又是怎样的？让我们跟随尘封的档案一探究竟。
张连科人事档案（重钢集团档案馆供图）
幼承家教，留学日本立志报国
张连科，字重山，1896年12月29日出生于贵州省水城县场坝乡。其父张开甲是当地的开明乡绅，家中有小盐铺并兼办私塾。张开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长子张连科要有竹的虚心和山的风骨，勤读古人之书，勇担天下重任。在其教导下，张连科从幼年时期就广泛阅读古籍经典，又在水城官立小学、贵阳南明中学接受新式教育。1918年，张连科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贵州省公费留学生，先在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土木工程，后来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在日本留学的8年时间里，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留学官费时有时无，张连科不得不靠勤工俭学维系学业。同时，有感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在寄给好友的照片上题词明志：“卧薪尝胆，勾践灭吴；闻鸡起舞，刘琨逐胡。”
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张连科（重钢集团档案馆供图）
肩仕国防，率厂西迁支撑抗战
1927年，张连科学成归国，曾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技士、中央军官学校教官、江西九江鄱乐煤矿公司矿师、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委员。1933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钢铁事业，1934年回国后继续在兵工署从事研究工作，撰写发表《国防与石油》《军用金属材料的自给与发展计划大纲》等调研报告。1935年出任上海炼钢厂代理厂长，次年正式担任厂长。他和钢铁厂的不解之缘正式拉开序幕。
在当时，上海炼钢厂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政府控制并能够正常生产的钢铁厂，对抗战的意义十分重大。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炼钢厂成为重点轰炸目标。张连科主持制定迁厂方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率领职工冒着日机轰炸将工厂重要设备和物资抢运至湖北境内的汉阳铁厂，继续生产飞机炸弹，以应军需。
张连科电文底稿（1937年，重钢集团档案馆供图）
1938年3月，为保存抗战生产实力，国民政府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负责将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抢运入川，张连科被任命为委员，驻厂办公。当时，从各厂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繁多，有5.68万吨之巨。一位朋友在陪同张连科实地查看工厂后不无忧虑地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固不易，拆迁更难，真不知该从何入手。拆到四川后，一旦稍有错误，机器的组装将困难重重。”张连科闻言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当然是先搬重要设备，我们已为将来组装机器作了周密部署。”一年后，张连科与那位朋友在重庆重逢，朋友看到钢铁厂已经在大渡口投产并成为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基地，感佩不已。
主持迁建期间，张连科忧劳于工厂拆迁、运输、选址、建设等事务，无暇顾及家庭，让妻子陈素琳一个人拖着3个幼小的孩子随难民潮回贵阳避难，直到钢迁会的生产步入正轨才将家眷接到大渡口。当妻子、儿女来看他时，昔日那个西装革履、魁梧白胖的洋派厂长正穿着一条卡矶布短裤，戴着一顶草帽，站在荒草丛生的长江河滩上指挥搬运物资，活像一个干苦力的工头。
对于张连科在钢铁厂迁建过程中的作用，国民政府这样评价：“（钢迁会）成立伊始，一切草创。关于拆卸机器与调度运输诸事，由公秉承主任委员，筹划指挥，旦夕勤劳，虽敌机频袭，弹雨横飞，而工作曾不少休。厂初迁至新址后，自开辟草莱，以致奠立基础，千头万绪，惨淡经营，不辞劳怨，无间始终。”
英年早逝，家风家教泽被后人
1939年年底，已更名为第三工厂的上海炼钢厂并入钢迁会。次年元旦，张连科被任命为钢迁会副主任委员，他的工作负荷愈加繁重。抗战期间，他最担心的是职工的防空安全问题，亲自部署修筑了很多防空洞，并对主要生产设备进行了伪装。一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就响起了警报，张连科不得不躲进附近的防空洞。在幽暗的小油灯下，在隆隆的轰炸声中，他仍从容地批阅文件。警报刚刚解除，他就跑出去组织职工救治伤员、清理现场。
张连科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战事业，却因长期过度劳累，正当壮年便疾病缠身。1944年夏，张连科被查出患有心肌炎，经中、西医师治疗却未完全康复。医生建议他全休静养，但钢铁厂赶着生产支前的钢材，他不得不坚持拄着手杖去厂里上班，和职工们加班加点，一刻也停不下来。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经常忍着疼痛，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抱病骑马前去上班。后来病情加重，不得不改为乘坐滑杆。最后，行动越来越吃力，仍坚持在家里办公。
1945年5月17日晚，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张连科却突发心脏病，猝死在案牍之上。钢迁会追念他的建厂之功，在大渡口厂区石门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许多随厂西迁的老工人为他送殡，“银髯白发，长袍马褂，在路旁祭奠，庄敬跪拜，义风盎然，见者咸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贵州水城家乡的父老乡亲将数千元捐款汇至重庆，对其弱妻幼子予以抚恤。钢迁会家属区曾以“重山村”为名以作纪念，家乡水城也曾改“木科乡”为“连科乡”以示敬仰。
1945年5月19日《涛声副刊》发布的张连科讣告（重钢集团档案馆供图）
张连科虽然是万人大厂的厂长，但生活简朴，对亲人和子女要求极严。在张家客厅，挂着一幅于右任题赠“重山仁兄”的对联：“肩天下仕撑山骨，读古人书学竹心”，这是张连科自励与传家的座右铭。他支持妻子担任抗日妇女工作队支队长，和职工家属们一起缝军衣，做军鞋，慰劳伤兵和前方将士。他让子女和职工们一样吃配给的糙米和高粱，穿有补丁的衣裳和稻草编织的草鞋。其子张化生回忆：“他办公的纸张和文具，绝对不准私用。我偶尔偷用一张白纸，都要受到严厉批评。假日里，他常带我们去工人的宿舍走家串户，问寒问暖。有一次，我投瓦片时无意打伤一个工人女儿的眼角，他亲自带我上门去，令我下跪请罪。逢年过节，为了躲避拜年和送礼等应酬，父亲总是带领全家，大清早就起来，背着干粮到野外‘春游’，直到掌灯的时份才悄悄回来。”
张连科遗属合影（1947年）（重钢集团档案馆供图）
张连科病重时，因平日不治家产，家无余财，他的妻子只有典当衣物来延医买药。他去世时，5个遗孤中最大的还在读中学，最小的只有2岁。张连科的言行风范，对子女们也产生极大影响，5人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各有建树，其中两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注：感谢张连科孙女张弛宜女士对本文写作提供信息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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