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读者可能会纳闷，开会谁不会？的确，几乎每个人都参加过性质不同的会议，甚至有人“要么正在开会，要么准备开会”。
开会之“会”，是集会，就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会”之含义，是“人”“云”，就是“议”。开会有学问，开好了，可以发现问题、找到方法，可以消除分歧、取得共识，可以凝聚信心、鼓足干劲。按照这个标准，不妨自问：我会开会吗？
美国南北战争时，罗伯特将军为改变会议争执多、秩序乱、效益低的情况，写出了至今仍畅销的《罗伯特议事规则》。1917年，孙中山先生读了这本书后，将其翻译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将开会上升到“民权”的高度，可见孙先生对开会之重视。他还倡导大家多读这本教人如何开会的书。
现实中，为什么有的会议让人反感，就是因为这些会的开法不对。试想，“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如此过频的会，谁能不烦？“一开一整天，一讲没个边”，如此过长的会，谁能不厌？开会不是小问题，但会风却实实在在成了大问题。正因如此，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并多次强调要在开短会、务实的会、管用的会、朴素的会上下功夫。
一般来说，除非特殊紧急情况，开会不应临时动议，应先发“安民告示”“要告之与会者开会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针对会议议题让大家会前认真思考”。潘汉年同志指出，会议前“应该将上面来的文件迅速翻印下去，使参会人员事先了解会议的主题并做深入思考”。
开会有没有“提前意识”，效果大不一样。党的七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重要原因是每个人都提前知道这次大会之目的，都为之做了艰苦而又充分的准备。
1943年6月，国民党召集多名将领到南京开会，会前将领们相互打听是何议题，“没人知道，只好架个脑子就去了”，会议结束后，与会的杜聿明在日记里埋怨：“会之盲目，让诸将无所适从……如此开会，只会耗心尔。”
成本，即为实现某个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在既定条件下，成本越高收益越低，成本越低收益越高，要提高收益就必须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凡事都要讲成本。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开会。开会时，如果不算“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必然得不偿失。
宋朝初期，赵匡胤为解决朝会效率太低问题，便命人把殿中所有为大臣们设的座椅搬走，要求朝会时“立而上言”，结果朝会“简而实之”。
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为开会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会议成本=每小时平均工资的3倍×2×开会人数×会议时间（小时）。平均工资的3倍是指劳动产值，乘2是因为参加会议要中断工作，损失以2倍来计算。这个公式不一定适合我们，但给会议算算“成本账”，以便进一步减少、压缩、合并会议，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党的会议文化的显著特色是“效果意识”。开会缺乏“效果意识”，就会出现“负溢出效应”。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叮嘱：“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
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5天，但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长达36天。如果没有这个36天的重要会议，恐怕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大会。虽然这样的情形比较特殊，但它说明，会议时间的长与短、参会人员的多与少、会议发言的前与后、发言时念不念稿子等形式不是根本问题，因会而定就好，遵照规定就好，关键在于有无实效。
当年，社会学家斯蒂芬·罗格伯格在对600多场会议的组织过程和结果研究后，在其著作《如何高效开会》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会开会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会通过开会为问题开药方，为事业开新局，同时还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
愿每位领导干部都成为“有大智慧的人”。
稿件来源 | 《解放军报》2023年12月4日，原标题为《学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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