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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本期专访中，导演顾桃回顾了儿时对于家乡、父母、猎人、相机、艺考、卖废品买电影票等影响职业生涯的最初的记忆，他首次披露了一件小时候做梦般后知后觉、难以印证的、来自母亲记忆片段...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地下三层的出租屋、喝酒、女友、搞室内装潢、上街拍照、90年代的服装品牌，组成了大段鲜活而又生动的回忆。一定程度上，这些回忆也是顾桃导演纪录片创作的重要基底...![]()
访谈人：导演周兵（以下简称“周”）
受访者：导演顾桃（以下简称“顾”）
全文字数约8650字，建议阅读时间20分钟
周：顾桃导演您好。我自己很喜欢历史，我就思考能不能自己来研究一下我们这一代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成长历史，应该蛮有意思。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我算一线的导演，一直在一线拍摄，所以我的沟通方式和角度可能不太一样。之前我是听很多人提起过你，包括你的作品我大概都知道。那天你把片子给我，我用一个晚上全部看完了，做了下功课。所以我就先不聊作品，咱先聊聊你小时候的事。你从小就在大兴安岭，黑龙江那边是吗？
顾：属于内蒙，大兴安岭是内蒙。
周：内蒙的什么地方？
顾：我老家是内蒙呼伦贝尔，挨着黑龙江，是个四面环山的小镇。这个小镇是以鄂伦春族为主体的民族，但是也有满族、达斡尔族，后面越来越多的还是汉族，我是70年出生的。
周：你小时候就一直在那边？
顾：对的，在那出生，一直到18岁。
周：嗯，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玩的是什么？
顾：我的记性不好，所以后来我觉得记忆力不好，可能也是去做纪录片的一个契机，我觉得纪录片能够把现场的这个记忆，通过影像的方式保留下来。所以我其实小时候真正的记忆应该是七八岁开始。有的3岁就记事了，有的5岁记事。我是七八岁上学开始才记一些片段。
小时候受的影响主要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做摄影的，他当时是在文化馆工作，但是七八十年代的文化馆其实没什么事，就做群众文化，所以他就自己攒钱买照相机，我印象里是这样。猎民拍摄的顾德清（顾桃父亲），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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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桃家庭照，左一顾德清（顾桃父亲），右一为年幼的顾桃。图片来源网络
周：你还记得（相机）是什么牌子？
顾：应该是“海鸥”，几百块钱，但那时候很贵的，到80年代他才开始用日本的“理光”。但是他给我的影响是画画，他那时候是在内蒙艺术学校学画画，是中专，毕业之后他就去了大仙女支边。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说去各个地方支边，他选择了去鄂伦春这个地方。之后在那认识我母亲。我母亲、姥姥都是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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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你父亲是哪里的？
顾：他祖籍应该是山东的。
周：你是家里老大吗？
顾：是老三，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周：所以你七八岁的时候记事，他就让你认字，然后画画？
顾：对。
周：那时候有逆反吗？
顾：有啊，但是你不敢反。不像现在的小孩，我现在要让我儿子画，他不画，他是自己主动想画的时候才画。我们小时候不行，不画画，还可以布置作业。比如说我爸要进山拍片，回来他就要看到你有多少张画临摹，或者是他给摆个静物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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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描是吧？
顾：对的。我们那时候看电影都是捡那个玻璃瓶子、捡铁，卖了之后就去买电影票看电影，这是那时唯一的文化活动。
周：电影票多少钱一张？
顾：一毛钱，我的印象里是一毛钱。
周：得卖多少个瓶子？你还能记得吗？
顾：卖一筐。所以我跟我姐就得抬着满满的两筐卖两毛钱，再赶到电影院时电影可能都已经演一半了。
周：77年，七岁，那时候有啥电影你还记得吗？动画片看过吗？
顾：应该是80年左右吧，动画片就是大闹天宫，后来大一点是看罗马尼亚电影，还有铁托（Tito）。![]()
60年代版动画片《大闹天宫》。图片来源网络
周：我记得那会我们还看阿尔巴尼亚电影。
顾：对，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到最后是80年代的《追捕》。《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74年拍摄的彩色艺术电影，图片来源网络
周：对，这是日本电影。我们那会都是看露天电影。
顾：那我们那时候是电影院，因为我们是个小镇，不像农村有放映队。周：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不要钱的，拿个小板凳早早的天亮就去占位置，一直等好几个小时，等天黑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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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正面，反面我们都看。
周：有时候占不到位置，就到反面去看。
顾：是的，我印象里是每一个电影前面它有个20分钟左右的类似新闻简报。我记得都是黑白的，有火车、运煤呀，放完了才开始放正片。
周：对，是的。我为什么问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顾：是的。
周：你还有什么记忆，片段的也可以？
顾：应该说最真实的是自己存在的这种卑微、悲悯感。很多做纪录片的导演都好像是有潜在的一种心理，甚至有些人很孤僻。纪录片不像商业片，写完剧本就开始找钱、找人去完成。纪录片导演好像是在自己的成长里找到了一种关系的再现，我对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和父母的关系，然后纪录片拍到最后，表达的也是你和主人公的关系，主人公和自然的关系。![]()
阿里河属嫩江水系，是甘河一级支流，源出鄂伦春自治旗东北部伊勒呼里山西南麓，海拔1162米，图片来源网络我特别有印象的一个感触，我也没跟别人说过，应该是2岁多的时候。我的大块记忆是7岁上学以后的，但是2岁多的那个记忆就像做梦一样。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真实发生过，但是我认为是出现过。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母亲现在也是80多岁，她有时糊涂有时清醒，但我也不会去追问我母亲我小时候的事，但我记忆里是这个。我们那有个河套叫阿里河，鄂伦春族有首歌是《阿里河，母亲河》。但是那河不像海，真正到大海里很平静，我们那河就很汹涌、很湍急。有这么一个印象是有一天我母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挂了一个水桶，我父亲好像是在整理图片。我母亲把我放到自行车上带我去河套。当时家里有自行车的，但是只有去采野果或者采蘑菇才会带水桶。但是后来我觉得是我母亲做给我爸看的：我带孩子去山里采野果。我的印象是到了河套那天还下着雨，她把自行车往边上一放，把水桶放下了，就在岸边坐着，最后抱着我往河里走。雨也下着，我感觉母亲也在哭，最后到水里快没到她的胸口，我那时候特别小，就开始哇哇哭。后来她好像反过劲来了，就开始往岸边挣扎。我记得最后我们全湿的，我就一直哭，我妈再把空水桶挂回自行车上，再往回走，后来也没跟我爸说话。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带我去自杀吧。这是我7岁之前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事情。所以后来形成的性格里，就不敢说话，因为你一旦说话说的都是事实。再后来我30多岁做所谓的画画或者摄影，都得跟人交流解释，但是做了纪录片，你就不用解释了，你只是静静的去植入，把自己植入别人的日常里，一个民族或个体。周：你刚才说18岁才离开。我也去过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次数不多，就感觉周围都是林子，而且四季分明。
周：然后人口也不算太多。那这种在自然环境中的成长对你拍东西一定也是很有影响。顾：对的。因为我们那边相当于是在森林里的一个小镇。森林边缘是我们小时候去采蘑菇，野游的地方，学校会组织六一活动，但进不到林子的深处，因为林子里面还有各种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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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映山红遍地，图片来源网络所以我们是到小镇边缘的在山上去采花，那时有一种花叫映山红，一到5月份满山全是。它是红粉色的，就像樱花落在了山坡上，颜色像那个樱花，花瓣也像，但是它是一种野花。那个时候森林深处就是猎人，我们叫鄂伦春猎人，他们骑马去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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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猎人骑马、狩猎。图片来源网络
周：你小时候就经常见到他们吗？
顾：我只能见到的就是我父亲带回来的猎人，他们在家里喝酒、聊天。
周：当时感觉这些叔叔们是什么性格？
顾：我们就只能趴着门缝看，他们就都带着枪，要不就是长枪，叫三八大盖，要不就是那种半自动，要不就是手枪，他们把枪往桌子上一放。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是10来岁了，就感觉有枪的男人才是男人。总有猎人来我们家，我们是去不了林子的，因为他们要骑马进那个森林，一走要走几个月，至少是一两个月以上，在林子里做营地，打完猎物再往定居点运。鄂伦春族上山狩猎，搭起的撮罗子（帐篷），顾德清拍摄。图片来源网络![]()
鄂伦春猎人在森林里狩猎的营地。图片来源网络
我记得有一个叔叔是敖鲁古雅（注：鄂温克族部落）来的，他是带的左轮手枪。他把子弹退下来的动作就特潇洒，然后让我玩。小时候手也小，所以那个枪沉甸甸的特别重。从那时起就对猎人肃然起敬，所以后来我为什么拍的纪录片是他们猎枪被没收了之后，我更有感触，就是跟小时候的一种对应了。
周：我特别好奇，你说你趴在门缝里看，你还能想起来看见了什么？
顾：看见他们在喝酒，就是脸红红的眼睛里泛着光。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喝酒眼睛里是没光的疲惫的，都是为了应酬。但那时候的猎人四五十岁，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应该是40多岁在80年代。因为家里到晚上就没电了，所以烛光下那个猎人的脸，我爸也跟猎人一样，就是红红的脸，他们在讲故事和那个喝酒的状态，我只能从门缝里像那个电影机器似的，只是一个竖条的去看。
周：我是想象，眼睛里是有光的。
顾：对是的，因为后来我们也自己也喝酒嘛，就好像没有那么激动的东西。猎人他们从自然里头回到小镇上，又到了家里，有时候会看爸爸拍的照片。因为我父亲都是自己洗照片，所以我还有一个放大机，我感觉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有生命感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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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狩猎民族的消失，顾桃父亲顾德清摄影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周：说到这个照片，我在来的路上还看了一个自媒体的采访，好像里头有一张是你父亲拍的鄂伦春族的照片，就特久远的那种。
顾：对，他在70年代就开始画画，我挺敬重的是，70年代他画画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其实北方也受影响，那个时候大家都纷纷下海去，用北方的资源把木头往外发，都挣钱了，但是他反倒钻到林子里去拍鄂伦春族族、鄂温克族林子里的生活。
周：后面好像是有出了一本书。
顾：对，叫《猎民生活日记》，一会我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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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民生活日记1982-1985》，顾德清（顾桃父亲）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周：嗯，我这两天也在看你的很多访谈，我心里就有咯噔一下，就是觉得好像这是两代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记录一个民族的变化。顾：对，因为我最初去那个森林，就是他拍的那个地方——敖鲁古雅，我其实没有意识说要做纪录片，而是我最早是想给他拍点纪念片纪念照。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只做摄影，带着一个机器就去了这个森林。我父亲好久没进那个森林了，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手机，2000年的时候也没有电话，而且我父亲那时候腿脚已经有风湿，就行动不方便。我当时是觉得应该去那给他拍点纪念照，他的那些老朋友曾经带着猎枪到过我们家喝酒。他的那些朋友想去，但是后来就正好赶上03年的生态移民，所以在02年他们是最后一次去森林。当时可能就觉得是最后一次在森林里过春节，之后就都得下山去到城市的边缘居住。
敖鲁古雅使鹿部落，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驯鹿之乡。图片来源网络周：我看你开始拍的时候只是图片，好像没有视频。
顾：我是到04年才开始拍的视频。
周：那02年那个最后的春节就没拍到。
顾：对，就拍了点照片。人是这样的，就是你当时会很激动，我这应该做这个事。但是你一离开了这个环境，坐火车来北京了，又被同学给接了风。然后有人找你去拍东西，慢慢的当时那种激动的东西就开始平复了，就好像又离你远了。当时我去的时候，不断地有猎人来，先是喝酒，喝完酒就再大家轮圈，拿一个茶缸子转圈喝，然后就开始哭，就有一种悲壮感，因为他们马上就要下山了，酒劲一上来，有唱歌的，有哭的，那种悲情伤感就涌上来了。
然后同时客厅没有人，客厅里两只大猎狗在发情交配，这一下子就很震撼。在这冬天的夜空里，星星闪闪的，在这个定居点里，那种生命感、人性的、兽性的，就一墙之隔。但是我两边都能看到，我当时就想拍一张照片，但我带的是一个标头，我即使是带一个广角，拍下来还得要用文字去解释，那时候叫图片故事。他们要下山，换一个新的所谓的文明生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意义是什么呢？生活方式的改变，把猎枪交了才能下山吗？当时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应该做一个纪录片，才能和我父亲当时拍的森林里的猎人，怎么狩猎，怎么迁徙，怎么传承的那种文化文明才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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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顾桃首部执导纪录片，历时3年拍摄，讲述了关于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民族的故事，于2007年首播。获第5届中国独立影展年度十佳，第16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自然类纪录片金奖。图片来源网络周：对，我就特好奇，就说你第一次知道纪录片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
顾：是在95年，我大学毕业，那时我25岁。因为我们考美术，我每年的专业课在全区，尤其速写，我都是前两三名。
周：你是说内蒙？
顾：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美术生。
周：我记得你说18岁离开。
顾：我们是考到内蒙，那时候叫美术培训班，就是学画。因为我父亲在哈尔滨，我们离哈尔滨近，所以我们的口音都是黑龙江口音。到哈尔滨就是坐车十来个小时，去呼和浩特得30多个小时，所以就去哈尔滨学画，就不敢来北京。其实那时候可能哈尔滨的学费和北京的学费差5块钱，吃住其实都差不多。那时候都不敢来，我们没有勇气，没有格局。
周：学了多长时间？
顾：那时候我们就四年。
周：四年一直在哈尔滨？
顾：我们是那样的，集训两三个月，学完画再回来考专业课。考文化课是在我们内蒙的这个地区。每年文化课分数都不够，因为我们当时艺考生180分就能上大学，但是我就可能考个一百五六，文化课始终就过不了。![]()
《回家路之二》顾桃，50x60cm，纸上油彩，2015，图片来源网络
周：我那会也是。我那时考了400多，我是够的全国本科线。我有位好朋友，他是艺考生，他画画考了两三年，每年就是文化课分数过不了，最后他是考上西安美院，我还记得清楚，全国有八大美院。
顾：对，八大美院。
周：他考的西安美院，当然最好的是中央美院。
顾：对，中央美院我们也有考过。
周：你当时想考哪里？
顾：我这不就是考个内蒙嘛，内蒙都考不上，哈哈。
周：所以你那时候喜欢画画吗？
顾：其实是慢慢喜欢的。但是我的特点是坐不住。后来包括我媳妇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就说我那叫多动症，后来我发现确实是多动症。所以为啥有时候采访我会问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周：没事，坐不住我们可以走着聊。
顾：我95年的时候毕业了，我就跟着当时的女朋友去了包头。从呼市去包头住的一个窑洞的房子，在包头的旧城老区，住的好像他哥家的房子，窑洞还带个院。她每天早早起来，上班前给我整个鸡蛋饼，我们96年结的婚，后来分手离婚了。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她下班回来，看我还躺在床上抽着烟、看着电视她就不高兴，我想出门玩都不行。她就觉得好像那时候就是包养我，我也不愿意出去工作，我有时候就在家画画，但更多时候我就看那个《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资讯栏目，首播于1993年5月1日，在原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CCTV-1）开播。图片来源网络周：你知道我就是《东方时空》的吗？
顾：我后来才知道的。
周：我93年去的东方时空。
顾：我是95年开始看的这个。
周：那时我就正好在东方时空工作。
顾：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生活空间。
周：那时候就是你第一次了解纪录片？
顾：对。而且我是觉得这个电视台的片子不好看，但是这个《东方时空》好看。我还记得有一期是拍下岗职工，讲的是有一个商店改制，然后一直在开会，其中有一个青年就觉得这会开的也没意思，还有个空镜是房檐滴答滴答下的雨，配合呼应一个空镜，我每天就看，反复的在那看。别的我也挺恍惚的，那时候反正就愿意看，那个算是我纪录片的启蒙。到了 2000 年的时候我开始看杨荔钠的《老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其实我中间没再看，就是你们那批人做的西海固。杨荔钠的《老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海报，图片来源网络后来才知道，像杜海滨后来认识了之后，我才跟他说你知道我看你的片子。我买了7块钱那个盗版碟，在中戏那块有个叫棉花胡同的卖那个碟。他说你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说我看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地下电影，还是独立纪录片好拍。
周：比较低成本是吧？
顾：对。好拍，简单，不像是在电视台里做，还得编导采访再怎么往里融入。
周：那你18岁到20岁这一段时间，你后来还是考上了大学。
顾：还是考上了，但是我上的是成人。因为四年都没考过180分。那时候英语已经是填a、b、c、d 了。第三年我是填a、b、c、d，说都填a或者都填c，就能得25分，是个概率问题。但我是乱填一气，第三年考了14分，第四年考了个28分。我爸说你今年的英语蒙的，今年英语有进步。最后内蒙艺术学院有个成人班。但是我们年龄其实没成人，去了都是30多岁的了，那时候我是22岁，我就每天都在做梦，都是在考试。我爸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跟院长熟，说能不能收我这儿子，他每天都做噩梦，因为他不想在成人班，你给不给他证都无所谓，但是还是想画画。
我是92年去跟了91绘画班，我画的也好，心理阴影慢慢的消失了就过去了。到了98年，因为我们那是专科，后面又考了后期本科，上了后期本科跟大家都一样了。现在想想那个学历根本没用，但当时年轻嘛。周：我就说你本来一毕业按理说就是专业画家，当老师嘛。那你后来怎么就玩摄影了？
顾：我们那个时候95年是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家更多只是听说北京有个圆明园画家村，因为一回去这个传的还挺神奇的，这个画家村还有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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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公园的南面，有一个不起眼地方叫福缘门社区。在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在此聚集，逐渐形成艺术家社区——“圆明园画家村”。
周：那时我正好在那工作，而且那些人还找我玩过，我那会在干面胡同，就东城有一个小胡同。没钱就七八个人挤，那时候就老有园边的画家来找我们玩。然后一般都是我请客。为啥？因为我有工资。那时就处的还挺好。但是我那会又不太瞧得上他们，就觉得不知道这帮人画的什么，看不懂。然后反正就都是同龄人就一块玩。后面这帮人后来好几个很厉害的。周：那再后来你想来北京？
顾：没有，不敢，95年我去了包头。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所谓学画的，毕业都搞装潢了。因为我是属于没有自己主见的人，但是那时候我酒量好爱讲故事，酒桌上我们同学都愿意找我喝酒。他们说：走，老顾，我们搞装潢。我就跟他们搞装潢。又有一帮说我们去做壁画，所以在呼市不是做装潢就是做壁画。所以那时候我发现挣钱喝酒，不挣钱也找我喝酒，这个挣了钱还是喝酒就觉得没意思了。到99年我就觉得没意思了，但也没攒下钱，因为那时候挣得多花的也多，你这挣工资也得请客、买单。所以99年我们是因为一个装修活来的北京，当时是拿着5万块钱。我的人缘特别好，因为不在乎挣钱分多少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跟你玩。所以那时候带5万块钱，刚下火车就碰到了那种挑着扁担的小贩，扁担上挂了一排皮夹克。我们就一人先来了一个皮夹克，后来还穿了好几年。每天就在内蒙古宾馆吃喝玩，就美术馆后面。![]()
内蒙古宾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1号
顾：对，在那住宾馆、喝酒，就玩、唱歌，一看花了2万了，这活还没给人干呢。我是设计，我们得干活。我们被委托的项目是在亚运村把一个二手房做设计翻新，是给一个银行的科长，说要送礼，送一个房子。我们就开始在北京找工人，我都设计好了，找工人一看发现请不起人。那时候知道最贵的工人是江苏的。江浙干活是一流的，请不起，然后是四川、河北，都请不起。![]()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雕塑，坐落于亚运村然后我就回内蒙去码人，坐火车去内蒙集宁找桥头部队，那时候有桥头部队，现在宋庄都有。一去拉上一帮人，我说跟我上北京。到北京他们干活粗糙，当时价格也低，包吃住。我们就在亚运村地下室，我拿这么小的电炉子，放个这么大的锅做烩菜。
最后那个活当然是不好交工，我们那些伙伴全跑回内蒙了。我那时候想回去还是喝酒，北京还挺有意思，有美术馆，还有炎黄艺术馆，虽然是住的地下三层，但是就觉得地下三层都很有意思，后来我一直想拍一个叫“地下的北京”。
周：我也住过地下，就住的六里桥地。
顾：我们在亚运村。当时刘欢是住的11楼，就是2000年左右。
周：一个月多少钱？
顾：一个月是两、三百块钱，有个20平左右。
周：你和你女朋友住吗？
顾：那时候我结婚了，但是我媳妇是在呼市，我就在这边。
周：那你老婆不催你回去？
顾：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不太好，虽然已经在一起10年，是大学同学从92年到02年，快接近10年了。因为我爱玩，就是跟同学朋友喝酒。但是现在想是特别美好，她对我的爱像妈妈对孩子似的。我跟一帮男的十来个同学朋友喝酒。晚上看我不回家，她就骑自行车在呼市的饭馆找，找到了看我们还在喝，她就把凳子码一起在那躺着等我，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烦人了。但是现在一想是不一样。当时就住地下室，从地下三层开始住到负一层、负半层。到负半层的时候开始有窗户了。
顾：哦，那有空气有窗户，而且手机有信号，放在窗台上有信号，到02年应该有手机了。
周：我们是94、95年住地下室，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顾：应该97年以后，是开始有大哥大。
周：我们那会“东方时空”给我们配了大哥大，我记得特别清楚，骑着自行车，那个大哥大又特别大，装屁股后面怕掉就手里拿着，然后扶着车走不了，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顾：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人应该要有自由了。在北京我一直不想回内蒙，我媳妇也不想来北京，我就给人拍照。
周：那你先做装修，后面是什么契机人家会花钱请你拍照片？
顾：我同学形容我，老顾不管到哪都能生存。我没有生意头脑，但是我能生存，这就好像游牧的那种性格。我那些伙伴都走了，我把钱也挥霍完了。没钱，我就写一个牌子“青春套餐168”。因为我有一个相机，而且是长焦。有人问这拍多少钱？我说你看牌子写的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就拍了两次。之后就给人拍产品，后来拍服装。就那个时候也挣钱，02年就是给服装公司拍片，找模特，找化妆师，有东田造型、新丝路模特这些。我记得那时候北京的品牌有一个叫玫而美，还有一个巴比龙，正好20年前，那老板还都挺喜欢我的。但我发现这个商业摄影可能有时候只有一次，因为这个服装公司我们拍完之后虽然他觉得好，当第二年这个企业壮大了，他就会找香港摄影师、台湾摄影师去拍。但是如果这个服装公司没做起来，其实再找大学毕业生也能拍。再一个就是，这个不是我想做的事儿。但是确实是挣钱了，那年我刨去乱七八糟能挣两万块钱，住着地下室，房费没多少钱。但是我一想这明年不得挣四万，后年不得挣六万啊？这挣钱太麻烦，要是想做的事挣钱，我们当然是愿意去做，但是你没有艺术，你没有自己的对艺术的理解，所以你就没有追求，但是你还不甘心是个商业摄影师。·《猎民生活日记》作者：顾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