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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冯都(以下简称“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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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在看点映的时候,我们的场次好多观众都笑了,特别是在男性点评女书或者男性主导者在点评女书商业化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在笑。
冯:所以为什么我之前提说我希望男性进电影院,因为当你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对话的重要性。我觉得男女平等这个事情,或者说性别的平衡这件事情,光靠女性去推动很困难,那么男性要去改变,去重新认识女性已经到哪一步了,要重新去找一个结构上的平衡,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太深层次的变化了,这个改变的任务或者说重担也不应该全压在女性身上。
《密语者》电影片段
女书最后不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秩序吗?当然我觉得女书也没有去推翻一个封建社会,当然推翻也不可能。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男性会对使用女书的这些女性有特殊的称呼,会称她们为“君子女”,虽然这个词本身也是带有父权烙印的,但是会增加一些尊重的意味,哪怕是一点点。对这些女性从完全不尊重到有尊重,这就是变化。因为这个语言和对话建立起来的,这种群体的意识共同的反思,让男性也能够看到她们。
女书对我来说,这个语言本身它只是一个载体,但最吸引我的是因为这个语言形成的文化结构,保证了一个女性从出生一直到去世都有女性闺蜜。当一个女孩子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虽然还没办法学女字,但是那个时候,母亲和身边的女性就会教她一些女歌。
而这些女歌里面所传递的是一般是欢乐的情绪,比如说电影里面胡欣就说妈妈经常教她的那首歌是:
你看这个歌词就会给她们那种:“我是应该获得自信的”、“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是聪明的”、“我不是一个附属的产物”等等区别于当时封建社会的观念。
然后到女孩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就会像做媒人一样,给你选一个同年的、同村的姐妹结成老同。她们会有结拜仪式,结拜的时候要承诺我们要相互扶持一辈子。一个女孩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老同,然后这些被认可的闺蜜们可以在每天睡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做女红、一起学女书、一起交流,她们这个对彼此的姐妹情谊就开始慢慢的滋生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女书是跨阶层的。
我们在国内做点映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反而是在大城市的一些年轻女性,她们觉得自己的女性意识已经超前在很大程度,会看不上电影里的两位女主人公,觉得她们的意识太落后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雪花秘扇》(2011)电影截图
陈:我感受到了,虽然这些女主人公的教育层次都不一样,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她们有时会一直强调——比如胡欣,她的作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出,多么棒啊,但是她私下里也会总谈到想找男朋友,祝愿前夫生儿子这种事情,因此有些观众会觉得这些表达不太女性主义。可能她们本来是想来看一个很有power、很振奋的影片,但是看到这些会感到失望,其实有观众在豆瓣,还有小红书表达了一些反馈,您有关注吗?
冯:我知道。说实话,我想表达的是真实的个体、真实的人,她所面临的这种内在纠结,她在传统和现实之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当中的撕裂。我们在看这两位女性的时候,我觉得基调是要在一个善意的基础上,你没有理由不对她们善意。
当时她还在想念她的前夫,这正是因为她自己内在的善良。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说她还没有觉醒到一定的程度。我也没有特意想去找那些特别先锋的、女权主义的女性代表,这不是我想做的电影,我想做的是普通的女性。
陈:是的,因为咱们点映的时候也安排有一些全女场次,我感觉有些观众可能认为这个电影会代表一些女权的表达,就会有一些超乎我意料的反应。比如我所在的那个群里有一个全女场次,突然进来一个男观众不小心买错了票进群了,然后,其实群里的观众对他是有一些指责的声音。
冯:全女场的这个发起,可能也是发行商的一种宣传策略。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更希望的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对话的必要性。而且可能是因为有全女场,所以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的机构会出来发起,所以会有一种期待上的落差,可能我想面对的主体观众,反而是那些有一些经历——尤其在生活和家庭当中已经有一些经历的,那些无可奈何的女性群体——是需要你已经经历了一些东西作为基础。
《雪花秘扇》(2011)电影截图
《雪花秘扇》(2011)电影截图
“三朝”为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三朝回门”则是这一天举行的礼仪活动,主要包括“贺三朝”“三朝观礼”以及“接三朝”等环节。作为女书的代表性文本,“三朝书”就是当天送给新娘的婚嫁辞书,有特殊的装订方式
《雪花秘扇》(2011)电影截图
冯:对的,然后你看她嫁入到夫家以后,她也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被女性包围的集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不断的结交你的老同,哪怕你到年纪大了,还是可以重新结交老同,你自己选择要结交什么样的老同在你身边,我们可以互相给予安慰,互相给予力量。
陈:其实您接触女书已经很久了,您最早接触女书,然后决定做这个片子是什么机会?就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冯:我开始接触到女书是05年的时候,我看《雪花秘扇》这本书的原版。因为是小说,我一开始就觉得小说所说的这个文字一定是存在的,不可能是平白无故虚构的。我就去查,还真的是存在,我当时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为什么她是在这么小众的圈子里面才有。
《雪花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是由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5年,被翻译为35种语言,在全球近40个国家发行
陈:所以您去更深入地去做了很多调研。
冯: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作为一位中国女性,不知道这段历史会觉得非常耻辱。2017年的时候,我在国外上完研究生之后回来了,回来以后的那段时间,我自己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的阶段。我开始承担母亲这个角色,也开始承担所谓家庭角色当中的一个女性所要面临的种种角色。
我有认知到这方面的困惑和纠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女书。就开始想从里面去找,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不想做历史的纪录片。所以我第一个去调研的是女书现在存在的面貌是怎样的。当时很庆幸的是,在湖南江永当地有个女书博物馆,它每年会举办一个女书的学习班,是免费的,面对全国的女性。
湖南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胡欣在门口写女书
它还存在延续这样的一种面貌,但是这个面貌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从这个点开始挖掘。我很希望的是通过女书去看它怎么和当下的女性发生碰撞。所以我比较有意识地去找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可能在她的生活当中,正好处在某个节点,就像我一样有困惑。
《密语者》电影截图,女书传承人胡欣与家人
陈:您这个片子前后大概做了有三四年。
冯:差不多。
陈:中间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阻碍吗?比如说我看这个内地上映的剪辑版本,好像和之前的是不是还有一个版本有不一样的地方。
冯:是有,但是我不太能说,版本上会有变化。
陈:那我们制作团队当中,都是女性,还是也有男性的加入?
冯:其实我本来是想全部找女性的,一开始我想找女性的摄影师,但是在国内找好的纪录片女性摄影师就太少了。其实我之前一直在做制片人的工作,现在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就是我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国内这个行业还是以男性作为主导,我作为一个制片人的角色,我会非常有意识的想和女性导演合作,尤其是女性的新生导演合作。
但是这两位男性摄影师的加入,其实我觉得特别感恩。因为,首先他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们也是本着希望去更多了解女性内心的一些和他们的认知差别的态度进来的。然后我合作的其中一位摄影师叫魏刚,我们当时的合作是很有意思的。我当时找男性摄影师,也会担心他镜头里的女性跟我想要的不同,会不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比较难去调和,但是事实证明合作上并没有。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是他当时坚持我们每天拍摄完后,不管多晚,我们把所有的素材放在电视机上,慢慢的一条条看,每个场景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他用带有男性视角看待的方向和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所看到的产生差异和碰撞,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所以会有一个化学反应。
《密语者》电影截图,男人觥筹交错围绕在胡欣周围,形成一种微妙的讽刺
汪涵在《密语者》首映式
陈:汪涵老师的影响力对女书的推广还是有很大助力,其实包括季羡林老先生在世时也是为推动女书的国际关注度做出了极大贡献。
其实有些网络上的声音讲到“看到出品人是两位男人的时候电影注定不能把利益倾向给女性”,这个时候支持也变成了原罪,这种说法本质上也打消了很多对话的可能。
《密语者》电影截图
冯:这里面有一个渊源故事。首先,可能很多观众会带着想要了解女书的历史这类想法来看这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失望的。对我来说,交代多少女书的背景能够让大家理解女书与当下的碰撞,这是我去呈现这部分历史多少的依据,但是过多的去介绍女书的历史,和我想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也是篇幅不允许的。
但是,历史的这块是需要表达的,因为它所要表达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不了解女书历史存在的这个基础和它所承载的内容,例如,观众如果不了解女书诗歌里表达的是什么,它在过去是什么,女书精神里面传递的是什么,那么观众可能不会了解当下的这个故事跟这些主人公所碰撞产生的一些反应和意义。
《密语者》纪录电影截图
这部电影大概做了三四年的时间,前面的时候,我非常笃定的认为,应该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因为无非就是动画,或者说情景再现(scene reproduction)。然后我就看到之前有一些做女书的专题片中,比如哭嫁——女书的传统,这些闺蜜会陪着这个哭嫁的新娘,要哭三天三夜,有些导演就真找一堆女性在那边哭。
《密语者》电影截图
但是我一开始是想用一种比较诗意化的、动画的形式去呈现过去那一段。我们甚至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钱,去做这个动画的尝试。
我找了一位生活在法国的、特别棒的中国女性,她是一个动画导演。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各种各样的资料,去确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画风和呈现方式,构建故事脚本。我找了很多的人,做了很多的调研。
那时候脚本其实都已经定了,我们选取脚本当中的一段——这个脚本的故事都是以何艳新和她外婆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然后让胡欣作为画外音去呈现,再与动画配合。这期间我们尝试做了一段,出了一个效果,当我们把这个效果试着放进剪辑的版本里面——就是和电影的其他部分融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几位制片人还有我在交流中遇到的其他人,都和我说,这个动画不要用。我当时一直是没有听进这些话。
因为我觉得必须要不断尝试,并且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观察为主,有这种新的创作元素进来,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做女书这个题材的其中一个原因,它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可以激发我创作的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我非常坚持还是做了这整个过程。然而当这个效果放到剪辑的版本里的时候,我和我的剪辑师同时发觉,这不对。
我当时看到这个以后,我姐姐是用了一个词说were romanticizing their experience. 当我听到这个词时,当下顿悟,我就觉得:That's wrong!然后我们就把动画全部拿掉了,唯一保留的是那个凤凰。
陈:原来是这样,我们还是很幸运能够看到动画修改之后保留下来的部分,那是一些代表着突破和坚韧的涅槃意象。其实片中传承人胡欣也谈到,现在的观众会主动选择,她的那个女歌里一些欢快的部分去听,然后规避掉很多她本身表达苦难的这些东西,这可能与您在做动画的时候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状况。
冯:对,但我是相反的。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想要看你做出更正面的东西,不然很难传播,作为现在宣传女书的人的出发点来讲,如果是去唱那些苦难,会觉得大家不要听,因为大家会觉得太苦了,没人想要体验。
所以我宁愿去还原它,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压抑的空间: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所以我们后来以其他影像替代了,在电影里我们所选取的女书的这些诗,它背后所配的影像是何艳新的闺房,现在还在的那个古老的闺房,就是二楼那个非常简陋、非常破的,那些女性她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物理空间。
陈:其实这段也是让我触动最大的,因为其实整个影片的基调还并不是特别沉重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文字打出来:“女子足不能出户”,然后突然画面里很多窗户,接着整个房间都是黑暗的,只有窗户那一小束光照进来的时候,我本能地感受到这个点是最压抑的。
它的商业化真正目的在哪里?这个我觉得不是我去给答案的一个事情,这是所有参与女书传承和传播的人,都可能在面临,也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只是把这个问题给提出了。它正在经历,它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的隐喻是,女性在社会转型期中也在面临着一个十字路:我们对于自己性别价值的定位,和我们的性别价值定位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社会应该怎样重新审视女性的价值?在这样多重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我想把这些通过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故事线,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看到。
陈:所以纪录片能做到的是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大家去了解它面临的问题。
这个文化资源怎样被放大,或者说是被商品化,一定是会想要这么去做的。但是这个女书商品化,又有特别奇怪的地方,因为它是女性想要保留自己内在的、一个私密的、不为外界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个空间,一个战场,是的!这个战场现在就是会放大,被扩大,被商业化,而在商业化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具有话语权的很多人,反而是男性。
冯:就是有这种反差和讽刺在里面。
冯:在做调研的时候,我更关注的是最早期被发现的女书作品,那些作品是没有被改编和改写的,而现在的一些女书的作品很多是事后写的,或者是以被要求的方式去改写的,这些不是我特别想要关注的。
所以我当时做调研的时候,关注更多的是最早期的那一批女书的专家,包括像宫哲兵,像台湾的刘斐玟写的《性别文字》。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刘斐玟(左)
本片主人公之一何艳新(右)拍摄于1993年
像宫哲兵编写的一本书叫《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就是很早期的,原作是高银仙和义年华,她们也是80年代的第一批,当时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女书传承人。
史凯姗(Cathy Silber)(右一)密歇根州立大学亚洲文学系博士,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克林顿) 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30年来,她始终在研究保护和传承中国江永女书,先后发表了《中国湖南妇女的文字》《当代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女书”》等数十篇研究论文。
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了解女书另外几块不常被呈现的内容。之前有讲过的,一个是歌谣,然后是女性的文字,还有一些就是用女书改编的一些古典著作,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孟姜女这些故事,她们用女书改编后进而在女性之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