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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周：您的第一部作品叫《家在向海》，是在吉林拍的。据说里面有很多诗意的段子，我没看过，但我看过别人介绍。
申：我是广院八零摄影班的，记得那时候王纪言老师给我们讲专业课的时候，他布置了一个他这门课的结业作业，自报选题，可以自由拍一部十六毫米的实验作品。那时候我和同学刘奇伟是一组，我们报的选题叫“节奏与旋律”，我至今能记得这个作业完成后，王老师欣赏评价说：“这个拍的好，很有想象力”。他说我不评价你用光如何，那是技术层面的，他说：“技术层面总会有一天你会达到，但是这个想象力就非常珍贵”。我记得那时候讲这个作业的时候讲的我眼泪差点流出来，这个印象特别深。
王纪言，1949年2月出生，内蒙古乌兰浩特人。现为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理事兼电视研究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图片来源网络
后来有个机会到了东北的向海，那里是最能接近我的这种诗意传达的感觉。我毕业以后就开始对飞鸟、鱼、树木这些，去观察身边那些无关联的事，很傻很呆，但是会觉得很有趣。后面到了向海，有个实际上是很普通的采访，我说这地方是能出片子的地方，但当时我哪有这个能力，一个国家级公园，为了这个事我就给孙增田打电话。我总跟增田混，他喜欢画画，我就喜欢看他的画，愿意聊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向海原名“香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境，科尔沁草原中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4A级自然保护区、国际3A级自然保护区。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其博先生考察向海后说：“我到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象向海这样完好的自然景观、原始的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湿地生物，全球也不多了，这不仅是中国的一块宝地，也是世界的一块宝地。”图片来源网络
周：他是你同班同学吗？
申：不是。他比我高一级。那时候咱广院一级就一个班，基本上成天在一块儿。他在央视那会，我就跟他讲这个事非常好，跟他讲向海那个环境，世界十大湿地之一，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怎么跟他讲这个事呢。有一天就把他忽悠了，他说想看看长白山，我就陪他去了趟长白山，陪他去趟长白山后，他就想回撤。我说什么都要逼着他，把他逼到向海来，他说啥也不去，说回去有事。然后他派了跟他一个组的钱娱说：“钱娱是八零英语班跟你一届的，你们都是同学也都熟悉，一个女孩子，你就带她们看看去吧。”我就把钱娱带到了向海，她也特别高兴，说这地方太好了。那时候还没有通公路，开了一个破北京吉普车，没有路颠着走了两三天才到那个地方。在那住两天真是高兴，回去以后跟增田好话说尽，他说他手里正在拍别的东西，当时好像是准备拍《最后的山神》，他可能正筹备还没拍。他说他要到黑龙江大小兴安岭那边，但是他总觉得挺亏欠似得，就给了我一套摄影机，就是宝莱克斯（Bolex）自动的那个带马达的胶片摄影机，16毫米，有一万尺。那个伊斯曼一盒的按美金算很贵的，我高兴得就一头扎到向海去。
孙增田，出生于1955年5月5日。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摄影专业。任中央电视台摄影导演，创作电视节目近百部（集），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常务理事。图片来源网络
宝莱克斯胶片摄影机。图片来源网络
周：那是哪一年？
申：那是在1991年。
周：工作有几年了？
申：91年工作也有五、六年了。然后到了向海后就如痴如醉，在观察完了把位置比划好了之后才开始拍。
周：因为胶片很珍贵，所以那时候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开机，你都要计算好。
申：是啊，你都要计算好开关一开，一听那个声音，那心跳只有自己能听得到，砰砰砰地跳那种感觉，那些东西珍贵得不得了，不像现在那么随意了。
周：所以你像那时候拍的时候，每个镜头都观察好再拍。
申：对的，对的。
申晓力导演在向海拍摄。图片来源网络
周：时间算过吗？
申：要算的。我给你讲一个细节，当时有一个镜头需要从左摇到右起幅落幅。夏天的炎热和干旱，旁边就是科尔沁草原，下面是盐碱地才会有沼泽、湿地的概念。这一个镜头摇起来后，我的胳膊上全是黑的、全是蚊子，那蚊子轰也轰不走，我这么往下一抹，两个胳膊全是血。等回到宿舍的时候，我的两个胳膊肿的像萝卜一样，全是红肿的。那个旁边有农民伯伯，他说你这马上要中毒了，离心脏很近这个胳膊，吓得我血压就往上涌。村民很聪明，就把那个酒哗哗倒到洗脸盆里，就用那个酒来轮流泡两个胳膊。
周：高粱酒。
申：对的，六十多度的，就那么泡两个胳膊。
科尔沁草原
科尔沁草原西与锡林郭勒草原相接，北邻呼伦贝尔草原，地域辽阔，风景优美，资源丰富。昔日的科尔沁草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这里曾孕育出了非常古老而又崭新的人类文明。图片来源网络
周：那第二天还敢去？
申：还得去啊，还得干。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有那个精神头，每天跟打鸡血似的。那些镜头拍的那叫过瘾，看那个鸟儿，又发现一个鸟窝，守着拍吧。但是拍鸟类，有的时候吃了不少亏，后来就知道了。鸟类很警觉，比如灵长类的鸟东方白鹳，要是被发现进入它的范围了，它一生气就开始腹泻、蹿稀，就把它的窝拉得一塌糊涂，就像甩那个白浆一样的。它非常生气，气愤就走了，再也不来了。后来我们听那些专家告诉我们，因为它是个保护区，有专门研究鸟类的专家。等太阳落山，天彻底黑下来了，找了两个农民，在离那棵树大概有15米远左右的地方给我挖个坑。
周：把你藏在里头？
申：挖个坑，把我整个藏进去只露个脑袋，然后上面把叶子弄出来中间这个地方留个开口给镜头。
周：那时候就一个镜头，也不能换镜头吗？
申：没有换镜头有个小变焦，是很小的变焦，但是也足够了，能拍到鸟的整个活动，怎么出入怎么孵化为鸟这都有了。
周：你晚上就蹲在那儿？
申：对的。
周：等到天亮？
申：嗯对，等到天亮以后。
周：你晚上待多长时间呢？
申：凌晨的时候4点半去的，那个时候没有矿泉水，就拿一个大塑料桶给我装井水。
周：凉的？
申：凉的，就那个井水给我提着放在边上，我喝那个水。等到傍晚太阳彻底落下去的时候，那些人再来把我接走。
周：待一天，腿不会麻吗？
申：那也没办法，那个时候年轻也没有感觉，太专注了。这个鸟很聪明，它们就在你周边转，因为怎么忽然就多出了这么个地方，它就不停地在你这儿兜。甚至来试探你，叼一下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我就不吱声，就这么慢慢熟悉了。
周：它就不管了。
申：对，不管了，很过瘾，真的很过瘾。
周：拍了多少天？
申：第一次去拍了有大概两个多月，因为东北那边季节的差异很大，我掐着季节去的，去了大概三次，总共加起来拍了大概五个多月。
周：都是夏天的？
申：有夏天的，有秋天的，还有冬天的。
周：它不是候鸟吗？
申：是候鸟，那个丹顶鹤都是候鸟。
科尔沁草原上的丹顶鹤。图片来源网络
周：你拍了大概多长时间？
申：一共加起来大概不到六个月。
周：六个月。那个胶片一万几？
申：胶片后来不够了，就从台里面调了台机器sk97给配了一个1000毫米的镜头。
周：那牛啊。
申：是啊，他们买了那个镜头之后就没有人用过。
周：是吉林台给你的？
申：吉林台给配的，他一看这个央视这么重视，然后台里慢慢也知道我在拍这个片子，增田那个时候帮我协调了跟我们台的关系，他具有这个能力。
周：这还是蛮重要的。
申：对的。台里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因为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一听是跟央视合作的就不一样了。
周：当时就一部分是胶片，一部分磁带了。
申：对的，后来把它转成胶转磁，然后通过数字一起来解决。
周：问个剪辑的专业问题，胶片和这个磁带怎么搭配呢？
申：调一下色，调胶片的那种感觉。
周：你拍的时候有想过怎么结构故事吗？
申：有，因为文学的力量，文学教会了你结构、对称，教会了你形式和平衡，这是给我最深的感受。因为文学的故事感，它在叙事这一块上是甩了影像多少条街。因为影像的叙事，它所依凭的一定是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故事本身带有硬性事件，通过视觉传达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感很强的东西。除此之外，涉及到所谓的蒙太奇语言的结构能力这一块，绝对是带有统摄性的，这是我个人体验。
周：是拍到什么时候突然就有这种感觉？
申：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美好，但那个时候没有主题。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说这是鸟类的家，也同时是人类的家，动植物的家，我应该用“家”的主题来去结构这部片子。你看牛栏是牛的家，羊圈是羊的家，那船就是渔民的家。“家”的形式感在我的头脑里面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视觉表达这块我追求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周：按现在流行说法叫生物多样性。
申：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台对面就是省图，我对图书馆天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那里的馆长都熟悉我，没事我就经常往那里跑。我就查《罗马俱乐部》、《罗马宣言》，写的是关于环境保护的，讲人和自然应该是一种伦理关系。那个时候不懂得伦理关系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亲人般的关系，就这么简单。那么好，如果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了，实际上起点就比较高，尤其在当时9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不久，认识世界可能更多的是从经济形态，而我已经从生物的、从自然保护的形态去认识去跟世界产生对话。
周：剪辑花了多长时间？
申：剪辑花了不到两个月。
周：在吉林？
申：就在吉林，在吉林台做的剪辑，后来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的英语版。
周：为什么会请澳大利亚的？
申：因为要参加评奖，增田给我出主意让我找一个外国人。在北京我有大把，但是那个时候考虑成本，就说能不能在长春找一个外国人，最好是澳洲的，别找美国的。找美国的美音太重，我就通过吉林大学的教授，从他那的外教找到一个澳大利亚人。
周：这个词儿是你写的？
申：我写的。
周：是你写他来配音。
申：对的。
周：孙增田在这个片子里对你帮助其实很大。
申：对的，帮助很大。
周：我总结一下就是实际上你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基础特别好。比如说青年时候的文学、诗歌，接着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这种影像的诗意的影响也就是文学和视觉的结合。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从广院毕业以后，你拥有的这个资源也很重要。
申：我在广院这四年，一个是我喜欢看书，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是喜欢拍校园里树的眼睛，别的学生拍的作业都是一些人像。
周：白杨树，那个长着就是一个一个眼睛。
申：然后我经常会把咱们校园里的好多植物，我喜欢那些小的植物草之类的，我会把那些植物拿了以后夹在笔记本里，有好几本，就把那些植物小花花草都放在里面，就很喜欢这些东西。
周：然后就获奖了。
申：是的。
部分国际奖项获奖证书。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申：讲个笑话，获奖当时知道是入围了，入围了才通知你去。宣布的时候很紧张，那时候第一次这种经历。到意大利，在米兰桑迪欧旁边有一个国家公园里面设置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面颁奖。颁奖的评委会主席是一个印度人，国际CNIN也就是国际环境保护联盟的主席，他来做这个评委会的主席，他宣布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做英语翻译，第一句话讲完了当意大利人在翻译的时候，我一下子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周：您听懂了？
申：不是，旁边的翻译就把我摁住了，但我就把这句意大利语记住了，他说的是意大利语（但很像申晓力的发音），我一听是申晓力，腾一下就站了起来。
周：我说您怎么能听得懂？
申：其实是意大利语但我以为是喊我的名字，那个翻译马上把我按住了，那年二十七八岁就还傻乎乎的，就有这么一个笑话。等到倒数第二个的时候，那是个银奖，评审团大奖相当于银奖，不是金奖。金奖就是最高奖，英国人约翰他获得了金奖，就是写一个女子和黑猩猩一起生活的故事。
周：对对对，那个纪录片很有名。
申：对，那个获得金奖的英国人也非常有名，他是为BBC提供影片的人。
周：那领奖的时候呢？
申：很震撼、很激动，那时候没有人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奖，90年代能参加这样的奖很激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去上面领的奖，又是怎么下来的，就迷迷糊糊上去了下来了。倒是那个印度人特别亲和，他说你们中国人能够出来参加自然环境方面的一个奖，是非常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后来晚上还邀请我们去喝酒，参加他的沙龙之类的。从那次获奖之后，我们还一直有联系，第二年我出版了一本诗集也是请他帮我写的序。
意大利桑迪欧国际自然纪录片电影节（1991年）。吉林电视台拍摄的《家在向海》获第五届意大利桑迪欧自然纪录片电影节三项大奖，编导申晓力。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申晓力导演（左）与国际评委一起。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周：为什么第二年这么快就出版了，那诗是写了很久吗？
申：一直在写就出了本集子。
周：所以说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做了一部代表作。
申：对的，在30岁以前。
周：然后还写了一本诗集。
申：对对对，是这样。
原创诗集《申晓力诗选》，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周：那人生的目标感觉都实现了。
申：写诗集的同步开始写另一本书，就是那《电视节目创意论》，是王纪言老师给写的序。我一边编辑修改诗集，另一边同时在写这本书。
申晓力著作《电视节目创意论》，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周：那时候就有旺盛的创造力。
申：对的，精力旺盛，通个宵不在话下。
周：您后来从东北迁徙到深圳，我在想这两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生活环境等是不是也会对您的作品带来一些影响？
申：影响很大，可以说东北是一个熟人社会，是有市井生活的一个环境。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更像香港，但是比香港更年轻。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它就让我思考很多，我觉得除了这个城市本身，它所提出的方位感，或者是生态环境，更多是关于整个城市本身的思考。我很喜欢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总编道格·桑德斯，他是研究城市学的，写了一本书叫《落脚城市》。他讲过一句话“城市是由无根之人组成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而成的。”所有的人都是漂泊着的，最初的城市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交流、融合，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或者叫场所。
《落脚城市》道格·桑德斯著。图片来源网络
周：深圳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因为这几年我自己也离开体制创业，有一个应该是个企业家，他说我们深圳人谈事情，最多跟你约两顿饭，当第二顿饭没有利益跟你可谈的时候，我不会跟你约第三顿饭，这是一个企业家跟我说的。
申：你说这个情况我认同，但同时你要知道，它既然是一个城市，就必然有它的多面性。其实你走到这个最繁华的CBD的时候，我每次都有这种感觉，就告诉自己，这些东西跟你没什么关系。换一种我个人的表述方式，就是把这种繁华的城市当成一座小镇一样的相处，这是我的心态。比如说我的日常生活里，我就会去逛书店，深圳离香港很近，我就跑到旺角的几家书店，如麦田书店、诚品书店这些，都是我周末会经常光顾的地方，体会到双城感觉。还有比如淘碟，我最多的时候竟然收藏了6000多张DVD。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当然我不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我是人才引进过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者。
周：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申：是的，是有保障的。
周：没有了生活奔波的焦虑。
申：一点不存在也不尽然。
周：是那个时代对您的一种保护。
申：对的，然后同时你能认识到另一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拼富，想去赚钱，那显然不能成为你的目标。因为你已经是体制内专业方面的身份，身份即归属。如果不认同这一点，诱惑会很多，如果有人说给你提供一个好的条件，你能不想去吗？有一个两亿资产的老板，他说要投入到影视，请你做总监，说每年的年薪给你400多万，而且是差不多20年前06年的时候，这得是多么大的诱惑。但同时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他给你这么多钱的时候，就希望你十倍百倍的回馈，通过你来实现。
周：你是认识到这个诱惑。
申：当然。
周：就是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
申：那我不行，我这个人又胆小又木讷，不善与人交流。你像我们今天谈的话题，谈到咱们共有的话题，在一些所谓的社交场合里，我几乎是不怎么讲话的。我进入不到任何别人的话题里，但我要尊重你，我只是作为一个旁听者。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人来人往，我自己内心里有我自己的世界。我跟禹成明在这一点很像，我俩都是结伴，上香港去淘书、淘碟我俩都一起，淘完碟再吃一碗面，再热气腾腾的回家。然后高高兴兴地把选的片子浏览一遍，看奥地利导演哈内克的《冰川三部曲》。看完了之后约好下半夜2点到楼下去喝啤酒。我跟这个世界，跟身边那种物质欲望极其强烈的环境，我始终保持着距离。我不敢说我有多么超脱，但是保持距离。比如说有人希望我帮忙策划赚点钱，我当然愿意，要不然我咋买这些书。
周：对，然后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实际上这几十年我们一起见证了中国的一个巨大快速的发展，深圳快速的发展。
申：是的是的。
《深圳特区报》相关报道（2008年）
周：比如我拿房子来说，我记得20多年前我来深圳，别人还说，周导你买个房子，那时候深圳是4000多块钱一平米，我在想我跑这儿来买什么房子。第二个就是房价，我眼见深圳就是从一个很小范围的很杂乱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我觉得在很多物理空间上已经超越香港，超越世界上很多的中心城市，不比纽约差。有些地方的设施，包括财富的积累，这些倒是没怎么变，这个是很神奇的。
申：它也是有变化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的员工，我的员工每天开一部车，是不一样的车，都是欧洲那些顶级款品牌车，但他也做我的员工。我跟他跟对待别的员工也不能有太大的差别，那你说我心里能没有什么变化吗？当然也会是有的，但我也知道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还有一点，我把这个话题再往下延伸一步，就是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关系，所以就构成了相对而言个体的自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人可以彻底消失，你在这个城里跟谁要见面必须要提前几天预约。还有一个是冷漠。我给你讲个真事，有一个诗人，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带了几千块钱到深圳来打工，住在农民房里，一天十块钱，住了两个月，把钱花的差不多，临走的时候留下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记得是：“在这冰冷的城市,听到一句温暖的话,简直像听到一声枪响一样。”这就是他理解的这个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互相之间不认识，如果没有什么项目，没有什么生意，没人去跟你谈这之外的事。
每个人的情感，比如在我们那个集团也好，包括凤凰团队也好，你不知道谁结不结婚，你也没必要关心这件事情，他的情感世界你不知道，你不便打听，除非是仅有的你走得很近的关系。那另一种情况，比如我在长春要买一部车，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比我都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但在这个地方，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事，因为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空间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你要想做事，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契约关系，易于缔结契约关系。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做事，没人白做事了，没有人像在长春那样喊：“唉呀，那个申导你帮个忙吧”。不存在白做任何事情，在这个城市里有契约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值得信赖，通过契约也能体现出你是否值得信赖，这种特质在这个城市里是最为稀缺的价值，或者是被推崇的那部分。
周：您说到这我想到香港，因为我在香港待了八年。一开始去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周末我不敢跟我的员工随便让他们加班。前两天还发生一个事，就是Tasha周六有拍摄，那她就会给我提出来说，那我调休，我就说那周一到周五你选择，我就很能理解，那以前放在央视就不可能。
申：怎么可能呢，有任务就不可能休息，体制内没有调休这一说。
周：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在香港学会的就是您说的契约关系。
申：就是按照合同来做事。
周：但是我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种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我看到您后面的那些作品，基本上在之前的作品您还是有很多自由度的，但是之后可能自由度就少了。
申：为什么我选择城市里把视角放得这么低，也是有我的道理的。比如说我喜欢拍这些，用我自己的语言叫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贴着地面飞行，拍这些普通人群。包括我跟禹成明，我们两个人创了一档民生栏目，叫《第一现场》，这个栏目在广告收入上据说累加起来可以达到四十个亿，你能想象得到吗？
深圳电视台自办栏目《第一现场》，2002年12月2日首播。图片来源网络
周：一个城市的电视台。
申：当然是累加的。
周：很可观了。
申：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它一个广告收入累加达到40个亿。
周：然后就是拍这个城市普通人的生活。
申：对，普通人、小人物的这么一种生态， 但是也在追求诗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年（注：2022年）拍了一部片子叫《我们在深圳》，在深圳卫视刚刚播放，选择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煤气公司最底层的员工。
周：送煤气的嘛？
申：对，就是燃气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他负责城中村里给人家送煤气罐。现在燃气已经进入到农民房了，可是当初可不是这样，20年前他要把煤气罐帮人家扛到楼上去。就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梦想，他小的时候喜欢看电影啊，他就开始积累拷贝，从十几个到上百个。
周：把胶片拷贝。
申：胶片拷贝，胶片盒子现在有几千部。然后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到那个城中村，后来就到周边城市，惠州、韶关等广东的落后边远的地区，给人家在广场放电影。
周：就像那个乡村电影院。
申：对啊，他就这样子高兴得一塌糊涂，很有幸福感。拍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的梦想，蛮有意思的。
周：然后刚才你说到了诗意，这也是一种诗意的方式。
申：当然。他喝了酒，人家请他。然后他非常陶醉地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不是很诗意的栖居吗？就是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叫《人，诗意地栖居》：
“充满劳绩，
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海德格尔特别喜欢这句：人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就应该是诗意的栖居。
周：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申：是吧？
周：就说说我的事，比如说这几年在香港，香港的环境不像美国、北京，我们还是很讲生活品质的，但是在香港没法讲。我又爱喝茶，有一天我就从北京弄了一组茶壶茶杯过来，虽然我周围的环境很拥挤，但就在方寸之间，我自己泡杯茶，倒茶，就那一刹那之间，就是想到你说的，我在这一刻可能是有诗意的，一下就很治愈我自己，不然我也很焦虑。
申：不光是焦虑，这个话讲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适应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一个人能不能待下去，就这么简单。你待得下去叫自由，待不下去叫孤独。
周：我疫情期间不是连续的28天，就中间隔了几天，就是你说的，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内在的东西，就待不下去。
申：是的，适应不了你怎么能待得下去，这就是人和人最重要的一个分界线。
周：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几年到处跑，有了一点逆向思维，我们知道你一直拍的是诗意风格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我都是往美好的拍，或者寻找美好的。但实际上生活还是有很多一地鸡毛，很多烦恼、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观察社会的时候肯定是看到了，但是不一定要去记录。
申：这么说应该是跟个人的修养有关联，至少得有三个前提，这也是我给自己的暗示，尽量不去做比较。来到这个城市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不去做比较，人和任何人的比较都不成立的，都是很虚妄的，不比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期待，比如说我儿子，我当初是多么热烈的想让他去学我所希望他学的东西，后来全都落空。后来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不期待，尤其对亲人、对你身边的人不期待。第三个就是少批评，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三点简单来说，第一“不去比较”，第二“不去期待”，第三“少批评别人”。
周：这是在什么时候啊？
申：这是到了深圳，大概是在十年前，我悟出来这么一个道理。
周：您40多岁的时候。
申：40多岁的时候意识到的这一点。
周：就有点像不惑的那个感觉吧。
申：有这么一点感觉，但是也并不是说每次都能这样，也有执迷的时候，但自己会反省。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情，次日就会骂一句自己，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应该对事情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人生美妙处在不即不离之间。有些事情，你既然信任他，你让他去做，而不要总去执着于他怎么样了，要不然你就别让他做。你跟别人一块相处，如果觉得特别不投缘，特别没有喜感，特别的不舒服，筛选掉就行了，不再打交道就是，绕开他走，从时间上错开就行了。
周：然后刚才您说去年还拍了一部片子，那咱们再回到作品，从85年到现在？
申：现在其实都不是我直接到现场了，我都是整撰稿案头之类的，包括去年（注：2022年）做这部片，还要做另一部系列片，讲的是深圳金融发展史的40年，六集系列片，每一集半个小时，我也是总撰稿，就不再去做现场。
周：就是说从摄影、导演、制片人、撰稿都干过。
申：是的。
周：就是这30年回想来说，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申：我最喜欢的还是文字这一块，策划加上撰稿，我最得意地就是这一块。
周：那现在就是你最喜欢的。
申：是的是的。我当然要回归到这一块上，包括这本小书也是把多年前写的纪录片的文稿，把它收集到一块。
周：《写在影像边上》，为什么写这个题目？
申：电视里播的出纪录片，那些文字都打在下边贴近边框的地方在下边，把自己所做的事放在边缘一点的感觉比较好，就是不那么重要，也是谦卑一点吧。
周：纸上记录片。
申：对，就是把纪录片的文稿放一下。
申晓力著作《写在影像边上》，图片来源申晓力导演
周：我看了关于你的一篇访谈，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申：有30来年了吧。
周：30多年了。“你看见你也听见了，这就是单纯”。（注：《写在影像边上》里的文稿）
申：这个文稿他们当时喜欢的不得了，还有一个写戈莎的人物的，这个他们也喜欢，这都是现在广院的教材。
周：“感谢生活，在人生很苍茫的时刻，我习惯于自己，习惯于匆忙和没空”。（注：《写在影像边上》里的文稿）。这是90年写的。这时已经到深圳了吗？
申：还没有，28岁。
周：实际上你是习惯于把人生的感受直接写进这个记录里，结合在里头，比如“知天命的这一年让我摆脱了浮躁，关注一个人”。（注：《写在影像边上》里的文稿）
申：现在看来就是很幼稚。
周：就是你说的那个幼稚，可能甚至恰恰是最珍贵的，用句俗话叫“初心”。
申：是的是的。
申：每一篇卷首语，我把它编到一块，我喜欢文字，真的特别喜欢。
周：我这几年其实也开始写东西了，然后甚至我也开始写诗，过两天发给你看。
申：太好了。
周：我写了29首。
申：太棒了，太棒了。
周：好像是29首，我本来想凑成30首。
周：然后因为你的成名作是一个自然类的，后来又拍了长白山也是自然类的，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是因为您换了生活的城市吗？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申：是的。我说句实话，我选择深圳主要是为了生活，在专业这块实际上是做了一种妥协吧。我更多的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去生活，那么我12年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新闻广电，也就是离开了电视行业，到北京去，我做了五年的杂志总编辑，当时就沉浸在文字里，就更加觉得自由自在。交流的这些文化人，包括作家、诗歌这些领域，在京城你也知道，这个圈子就是太高级了。让我有了一种就离开这个纪录片这个专业也好，这整个氛围也好，让我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做片子的价值也好，或者重新去思考，领域不一样，差距确实蛮大的，观察的角度也不一样。
【全文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