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饱含深情——诗情、亲情、友情和乡情，唯独没有爱情。
她的中国诗词“内感发论”融合西方接受美学、内模拟理论和传统赋比兴手法，独树一帜，是真知灼见，将会在诗歌批评史和王国维的“境界论”并立。
因为没有爱情的滋润，她本人创作的诗歌除了悼亡的亲情诗外，多数属平平之作。
她为诗情所迷，研究汪精卫早期诗歌，差点掉入“汉奸”大德亏缺的陷阱；为乡情所迷，1974年的长诗《祖国行》，差点掉入红色宣传的陷阱。但冥冥之中，真的如有神助，在她最悲惨、最危险的时刻，总有人像天使一样拉她一把，让她转危为安，起死回生。一直到100岁，一位老人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舍财舍身，极为难得地冷静看待生死与身后名。
至于有人痛批她所谓的“颂圣与马屁”诗，实实在在地说，批评者自己也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没有看懂。
叶嘉莹，一个在中国传统诗词研究与教育领域光彩照人的名字，也是一位在人生的苦难中以诗歌为杖，行走百年的“感发生命”的实践者。从她成长的家世、所经历的时代动荡，到她深厚的诗词研究成就，再到她对基督教与儒家精神的独特体悟。
这位百岁老人何以将生命中的苦难化为诗的灵光与人性的启发？
苦难人生：诗歌与坚韧的共鸣
叶嘉莹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童年丧母、战乱漂泊、母女入监、丈夫家暴，失业无情与老来丧女，以及多个亲人的逝去，这些重重苦难让她多次陷入绝境。然而，她却用一种近乎东坡式的坚韧，熬过了所有的磨难。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 她的老年丧女之后，写下的《哭女诗》读来让人动容：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但她的生命中又有一种“水”的特质：柔软却顽强，始终寻找出路。正是这种韧性支撑着她将泪水转化为诗意，将生活的悲剧升华为人性的洞见。“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这是她内心深处的孤独；而“悲欣交集”又是她的人生写照。
但是叶嘉莹并没有因为禅宗的美学价值坠入佛学，也没有陷入悲天悯人的苦悲之情里，1940年，16岁的叶嘉莹写下一首《咏莲》诗：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叶嘉莹热爱荷花，表面上和佛家禅宗是一路，但内里的意义，却是儒家强调的生生不息精神：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感发生命：从诗教到心灵的召唤
叶嘉莹提出的“感发论”，不仅是一种诗歌批评方法，更是一种生命哲学。她认为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和技艺，更在于它能够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她曾说：“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贯穿了她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在辅仁大学、南开大学，还是在北美的课堂上，她的教学总是能打动人心，从儿童到博士生都深受启发。她的学生白先勇曾感叹道：“叶老师不仅教我们如何读诗，更教我们如何用诗感发生命。”
基督教学校的“润物无声”影响
叶嘉莹的诗词启蒙源自辅仁大学的顾随先生，顾随教她禅宗式参悟诗意法，但又批评佛教——这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这所大学的基督教背景，以及独特的校风对她的信仰选择和价值观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常常为人所忽视。
辅仁大学强调“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以“真善美圣”为校训，将基督教精神融入教育理念。这一点润物无声地影响了叶嘉莹的心灵成长。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是史学大师（与陈寅恪先生并称史学二陈），学风严谨；基督徒，操守过硬，大批学校逃难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的时候，独有辅仁大学留在北平；幸赖辅仁陈垣校长和美国德国的教士们，与日伪周旋，成为沦陷区的文化抗日大本营。
史学大师陈垣，把民族的骨气，严谨的学风和舍身的精神贯彻在学校教育之中，成为沦陷区民族文化的灯塔。“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校名的由来。
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1942年，他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 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 游宴乐，是之谓辅仁。”（参阅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叶嘉莹回忆道：“辅仁大学的校园氛围，是一种既充满智慧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她初步接触到基督教的价值观，这为她后来在苦难中的信仰选择埋下了种子。
基督教注重爱与宽容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诗词教学方法。她不仅教授学生诗词技法，更注重诗歌中超越个体的精神力量。她所倡导的“感发生命”与基督教的灵性关怀存在某种内在的契合，而这种契合，让她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更广阔、更包容的生命哲学。
叶嘉莹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后随丈夫到台南作为军眷，又因涉嫌通匪家属带着婴儿被捕入狱，出狱后，就像《悲惨世界》的芳汀一样孤苦伶仃，然而，这时候台北的辅仁大学的诗友推荐了她去中学教书，后又到台大教书。那些共患难的老师和朋友的援手，让人感慨，辅仁校风把同学当成姊妹弟兄的真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甚至后来推荐她出国教书的老师和找她去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都是辅仁大学的师友。
信仰与诗教：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
叶嘉莹的信仰之路别具一格。她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深深触动了她，让她对精神与超越性的追求贯穿一生。与此同时，她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对苦难和爱的解释。
叶嘉莹回忆：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
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叶嘉莹访谈录，中华读书报》）
1957年，她在台南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尽管她坦言自己是“不虔诚的基督徒”，但基督教对她的生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绝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她曾在主日学教孩子《圣经》故事，对基督教的经典与精髓理解达不到一定程度，是没资格教主日学的。叶在后来的诗教中融入了基督教的慈爱与救赎精神。她说：“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这话说的是灵感，既是诗的灵感，也是生命的圣灵之感。
其实，儒家的“舍身求道”精神、浩然正气与基督教的灵性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将儒家的“生生不息之觉悟”与基督教的爱融入诗歌研究中，提出了“感发生命”的诗歌观。这种融合，让她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地位，也在现代人文思想中独树一帜。
学术与批评：不朽的诗教使命
叶嘉莹的诗词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学术范畴，她用“感发论”将接受美学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手法融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她对杜甫“沉郁顿挫”的解析，还是对李清照“感伤美学”的诠释，都打破了传统批评的框架，让古典诗词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有人曾试图用钱钟书的评价贬低她的文学成就，但这种刻意的标签化无视了她的独创性。她的研究不仅是对诗歌形式的咀嚼，更是一种对诗歌精神的探究。叶嘉莹不仅研究诗，更以诗的方式生活。
争议中的宽容：对《祖国行》的审视
叶嘉莹1974年回国时创作的《祖国行》，因其颂圣的色彩被认为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一行为确实暴露了她在政治洞察上的局限性，与罗素等哲学家相比，她显然没有看穿“文革”的本质，理性解剖不是她的长项。然而，叶嘉莹的学术贡献和教育成就并未因此黯然失色。她的“长歌行”并未助纣为虐，是她对文化传承的深切热爱之下的乡情感怀而已，到此长游的记述。
我不为尊者讳言，叶嘉莹回忆当年在回国的飞机上一看见万家灯火，已经泪眼婆娑了。乡情太重，怎能不迷思？她在走马观花的参观游览中，好吃好喝好招待的统战旅行中，没有看出繁荣外表下的萧条，尤其是在大寨，被那些漂亮的梯田所迷惑，才写下了打油诗水平的诗句：
昔日荒村穷大寨，七沟八梁惟石块，
经时不雨雨成灾，饥馑流亡年复代。
一从解放喜翻身，永贵英雄出胜陈。
然而，上帝之手再次伸出，她没有在文革中留下来，也没有成为那些文革的吹鼓手——被称为学贯中西的大哲冯友兰又能如何？署名“梁校”二字的社论，在他人生的履历上写下了“文痞帮凶”的人生败笔。
1979年之后，叶嘉莹才开始在暑期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开课。百姓的喜怒哀乐，才回到稍微正常的人性轨道上来。
诗意人生的启示：从苦难到超越
叶嘉莹用一生的实践证明，诗歌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生命的修行。在她看来，诗歌不仅可以抚平个人的创伤，还能提升人类的心灵品质。她说：“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她的一生如同她所爱的诗歌，既有东坡式的旷达，也有杜甫般的沉郁。正是这种诗意的人生态度，让她在苦难中活出了超越的意义。
抛却各种文学理论，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就是用语言和符号，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优雅的文化符号就是文学情感，粗犷不羁的呼喊就是情绪宣泄。所以，最核心的还是内心的那点真情流露。叶嘉莹自己创作的诗歌，那些痛极之下的哀哭，最打动人；无论是少年时代的《哭母诗》，还是老年时代丧女之痛后写的《哭女诗》都是有穿透力的。
哭母诗其五
重阳节后欲寒天，
送母西行过玉泉。
黄叶满山坟草白，
秋风万里感啼鹃！
短短四行，景物时间，满目凄凉，设身处地为一个17岁的少女着想，感发之后的想象，再造了秋风里悲伤。悲伤表达出来，就不再伤人于心；在悲伤的时候，还能有盼望和信仰，才会有思考。惊魂未定，恓恓惶惶的时候，是不会有诗情的。
把苦难变成诗歌，这是上帝莫大的恩赐，天赋者，上天之托付也。
舍身与永恒力量
叶嘉莹的人生，是一部用诗歌书写的“感发之书”。她在儒家与基督教之间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用诗教连接了古典与现代。她的苦难没有让她屈服，而是成为她诗意人生的源泉。晚年的时候，尽管失去了长女和女婿给她以沉痛的打击，她没有陷入思念的困境里。
她是真正的教育家。她知道最好的爱是让子女们自强自立；她把所有的遗产和版税三千五百多万全部捐出来，在南开大学助力诗教。
这种超越自我，甘于奉献的精神，再次让人看到辅仁大学校风的影响；叶嘉莹和李霁野先生一样，也是认同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舍身奉献的精神。（张伯苓亲自拟定南开校训，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影响）
在南开流传当时的叶嘉莹第一次开课的盛况：最大的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听课证一票难求，竟然有外校学子用胡萝卜私刻公章，伪造听课证。如今这些真假证件都是见证，见证一个教育家的魅力，也验证了“感发论”的美学理论并非虚言。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安眠于此，遗产积聚于此，得其所哉。笔者班门弄斧，赋打油诗以纪念：
感发卓见中西通，内外启蒙永传诵。
情迷意浓诗词痴，儒家基督信有灵。
“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叶嘉莹访谈
看她在100岁生日的时候接受采访，头脑清楚，并不糊涂，真是上天莫大的恩典。
她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一生有很多痴迷，尤其限在一个情感的层次上，有不顾理性和行为效果的评论。她自言一生诸事被动，情感丰富，唯独没有爱情——这当是作为女人最大的遗憾。她对上天也有很多抱怨，但天赐恩典让她把苦难变成诗；她是一个儒家式基督徒，身后留下美好见证。
当然，看破不能说破，提示一下看韩愈的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 最后一句最精彩，评论区看/写留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