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如 海外孙逸仙基督信仰研究协会
孙中山先生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全球华人和世界各国政要，共同尊崇和共同认可的近代中华民族伟大人物。他的政治理念对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发展影响深远；而他的基督信仰对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生涯有着重大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因基督而学医，因学医而‘革命’……。 有学者认为，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信仰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只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新“三民主义”；只晓得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领袖和革命先行者，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和一名医生，却鲜为人知、甚至否定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掩盖他的基督信仰历程和心灵感悟言论和文字。在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中，将近二十年间，他无时不感觉到一种残酷的死亡，一直伴随着他。从事这样充满艰辛、坎坷的革命事业，非有坚毅的精神不可，非有执着的信仰不行。孙中山先生带领着他的战友们，坚持不懈地从事推翻满清政府、捍卫民主共和的革命。他的精神动力与他的基督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先生的基督信仰，成为他一生牺牲、奋斗的原动力。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新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家（1）。他与中国历史上所有以“推翻前朝腐敗”为口号的革命家不同，革命成功以后，他沒有做皇帝，沒有做国家的領导人。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因见当时掌握军事实权的前清遗臣、袁世凯觊觎他的职位，內战一触即发，为了保护苍生黎民免受战火灾害，在正式就职的第二天，就主动让位给袁世凯。
虽然有人说他是迫于无奈，但孙中山先生这种宽阔的胸怀、高贵的情操， 情愿做一个“使人和睦”自己蒙福的和平使者，在中华民族革命史上可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孙先生的无私思想，来自他对基督的信仰”（ 使人和睦的人是蒙福的人，因为他们将被称为‘神的儿女’），效法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献祭、牺牲自己，解救世人。
孙中山先生的出生
孙先生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出生於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
基督信仰启蒙
1878年，孙中山先生12岁时曾在家乡师从一位美国传道人克尔学习英文，从而认识西方文化，也使孙中山先生开始接触到了基督信仰。十三岁隨母赴美国檀香山长兄家中。十四岁，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当地的基督教会学校意奧蘭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学习圣经和其他公共科目，并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祷告会和主日敬拜，对于圣经的理解逐渐加深。十七岁时，他转学到聖路易学院，当时几近成人，决心归信耶穌基督，並愿意受洗。不料他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輟学返国。他却在家乡引起更大的“麻烦”和轰动。
拆除偶像
“中山先生回到故乡翠亨村后，见乡人愚昧无知，叩拜偶像，便深为同胞的民族素质痛心疾首。為了唤醒乡人，他跑到当地的北帝庙破坏偶像，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于是，他与好友陆皓东“戏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偶像三具，以示本偶不足为人害”。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愤怒，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反对。中山先生此举既为父母所责骂，也为同族人所不容。无奈只好背井离乡，远走香港。孙先生此举，在有基督信仰的人眼里，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虽然这行为，在当地信奉偶像的群众眼里就是大逆不道。在当今中立者的眼里就是“寻衅滋事”，破坏他人财产，至少是不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是会被吃官司的，但千百万基督徒是做不到、不敢做的，说明了他对真神耶和华和耶稣基督信仰之坚定，天地可鉴。这有力反击了后来有人怀疑他的基督信仰的真实性。
正式受洗
孙先生在香港书院就读，“课余常去道濟济堂参加聚会，得区凤墀长老循循教诲，灵性与国学均大有进步。终于，由宣道士喜嘉理（Hager）为他受洗，完成了成为基督徒的最后重要和必须的一步，並於教会注冊，取名“日新”。其意取自《大学》“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又含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之意，意谓有新生命，成为新人。孙先生后改名为“逸仙”，与他的母语粤语同音。当年他十八岁，与他一同受洗的有陆皓东先生。陆皓东先生是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12年后，陆皓东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遇难。因此他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作者注：也是为中国革命殉难的第一位基督徒弟兄，也要永远记得他。）
为真理，失家产，遇贵人
“在檀香山的长兄闻讯后大为不滿，召其再赴檀香山签字，收回他早分得的家产。中山先生遵命照辦，处之泰然，沒有怨言。因他长兄防止孙先生接近教会，严加监视。先生颇为苦闷，深恐状志消磨，幸得美籍宣道士资助旅費返國。后进广州博济院专攻医学，当时他仅年二十岁，心中已萌救国大计。次年，中山先生转入香港雅丽医学院就学，后并入香港大学。认识了院长康德黎博士”这是神的预备：后来孙先生在伦敦蒙难时，蒙他大力相助而获救。
广传福音：有信心、有行为
1891年3月27日，孙中山在香港参与创立基督教青年组织——教友少年会。事后他撰写《教育少年会纪事》一文。那一年他25岁，正在香港西医书院读大四。
“中山先生既有志於救国救民，自然亦积极传扬福音。除平日常領友好，如陸皓東等人归信基督以外，又曾利用假期与喜嘉理牧師前往家乡香山县佈道，沿路分售福音书刊。”
伦敦蒙难和神奇脱险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30周岁差一个月），中山先生在英国伦敦，被清使馆诱骗拘禁，九死一生。遭此劫难，他以为必死，他对神与救主耶稣基督信心坚定，虔诚祷告求助。
脱险之后，亲笔写信给国学老师，讲述当时危境：
「弟被诱擒於伦敦，牢於清使馆。十有余日，擬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內，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垦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越祈越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上帝施恩矣……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
遇难虔诚忏悔、恳切祷告，脱险后感恩，这又是孙先生坚定的基督信仰的有力证明。
“当时全赖他的老师康德黎的营救，康博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然遇到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知道康德黎博士夫妇将返英国，更不知道他们在伦敦的住址。这些“巧合”自然是上帝的安排。中山先生看到冥冥之中，有上帝掌管”。
虽然孙先生是康博士在香港学医时的学生，但不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冒险极力营救孙先生这个中国人的主要原因，这关系到当时中英两国关系的大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这事在今天发生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主要原因是他们彼此有共同的基督信仰，是神的安排和感动！是孙先生坚定的基督信仰救了他。
基督信仰影响政治理念
据记载，孙中山先生年轻时，读旧约《出埃及记》，得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到迦南美地，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建立自己的国家，他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 可见，孙中山一生从事革命要把中国人民带出满清的奴役，建立新中国，得益于圣经《出埃及记》的启示和鼓励。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职，被中国的基督徒尊为“上帝忠仆孙大总统万岁！”。在1月5日的新总统对外宣言书中，明确“许国人以信仰自由”。在3月10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正式确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
中山先生认为文明的社会须有宗教自由。一九一一年二月他给美以美教会的覆信中说：“政教分立，已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忧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之宗旨。” 他又在致康德黎博士的信中說：“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祈祷，实令心感。余現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並預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他的很多政治理念都來自基督教导。他说：“建国之基，发端于心理”，故应“神道而入治道，使国人敬畏那当受敬畏者”，“中华民族才有大希望”。一九二四年他在中国基督教教育年会中致词说：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中国人能摆脱异族之束缚。正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还流离困苦于荒涼沙漠间四十年，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在中国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除中国基督教会，还有谁呢？” ，其意是，虽然中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新的中国，但前途依然坎坷，中国要继续发展，需要有基督教会的参与，国民需要有基督信仰。其实，孙先生的成就堪称是中国的摩西和约书亚。
中山先生革命初始即确立基督信仰，从而具有多元价值观念，尤其能深刻领会及彰扬「凯撒的归於凯撒，上帝的归於上帝」这一政教分立原则，并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可以说，中山先生这一系列关於基督信仰的「知」与「行」，无疑为中国的民主奠定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孙中山先生推崇的政府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这概念来自耶穌基督。耶穌曾对祂的门徒說：“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馬太福音二十26至27）中山先生一生服膺基督的教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阿们！
中山大学的办学精神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文校（武校是黄埔军校）。早期中山大学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深得中山先生基督信仰的影响。“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的儒家学说，这种“学习”为了升官发财、追逐名利的思想，造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到如今还深深影响这社会、学校和学子。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怀士堂（就是礼拜堂）作长篇演讲。先生那句“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对中大师生教诲，由商承祚先生题写、镌刻在怀士堂北墙云石之上，勉励着莘莘学子，至今犹在耳畔。
本文作者中大校友陈相如摄于怀士堂前 2023/11/12 99周年校庆
什么是做大事？中山先生深感对名利的角逐、对利益的索求都是国民革命成功的阻碍。为此，他在怀士堂语重心长地说道：“无论什么事，只要能为大家谋幸福的，能够彻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先生认为，学习烈士的志气，在于“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道德中的新潮流”。孙先生特别讲述了“该立什么志”的问题：“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民国（注：即是中国这个国家，与后来的新国名的国家是一样的）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注：应为中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这些“不做大官”、“只做为大家谋幸福”的大事，“替众人服务”的“世界道德中的新潮流”，听起来有点天荒夜谈的教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与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这样的传承又有谁能正确理解和接受呢？又有几人在意呢？
关心民生
“礼拜天”一词始自清初西方来华传道人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开始推行礼拜天休息的制度，並提倡男女平等。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新政府下令：禁女子缠足。
心存感恩
“孙中山先生一生以基督的精神救国救民，历经危难，均蒙上帝搭救，出生入死。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美国，卢廉老先生欲为他设宴庆祝，中山先生恳辞，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須吃一碗面便可，並当先感谢上帝。他说：“革命成功，在于依賴上帝的恩助。” 並以腓立比书四章6至7节答谢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速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至死不渝
中山先生深信，他的革命事业乃奉上帝之命，为实行上帝旨意而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他临终前一天，在病榻上以坚定的语气，对家人和挚友口授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我是一個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与罪犯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也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先生享年五十九岁”。
正因为中山先生的基督信仰影响，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0多年间，全国基督信仰的人得到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10年，中国有基督信仰的人（或称为基督徒）数量为16万7千人，到1920年达到36万6千多人。冯玉祥、张之江、王宠惠、王正廷等政府高官是基督徒，仅在广东省政府中，任职人员有65%以上是基督徒（4）。这是中国官场上，从未有过的一股清流。虽然随着孙中山的离去，他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但是，他留下的这些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生根开花结果，深深地影响和推动着基督信仰的传播和发展。正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12: 24）
“中山先生一直无愧为两个“Ｃ”而活的中国基督徒──是一个爱基督（Christ）同时爱中国（China）的人。舍基督何以真爱祖国？舍祖国，则很可能变成媚外崇洋的可怜汉（语出日本前东京大学校长、自主传道人矢内原忠雄）”。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将军，他不仅是基督徒，而且还是牧师。1778年5月2日，他发布命令说“爱国品格是高贵的,但要加上更高贵的"基督徒" 品格, 这是我们最高的荣耀”。孙中山先生的身上准确地表达和诠释了这一点，这是基督信仰与爱国情怀的完美结合，是拥有基督信仰的华人应该跟随的榜样。
本文参考和转录：1、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何天择 《劃時代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
3、《A Christian's Spiritual Journey 一個基督徒的屬靈旅程》未名
4、沙裕光《伟人和上帝》
5、黄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
6、李宝健：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