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大武汉
百科
2025-01-27 08:30
山东
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统治中心，蒋介石本人亲自坐镇，聚集了大批军政机关。话说在抗战初期，我党在国统区各个大城市都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比较重要的有驻南京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香港办事处和驻新疆办事处。南京失守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机构随国军一起退到武汉，迁址汉口旧日租界大石洋行。1937年12月18日，为了整编驻武汉的机关、与国民政府商谈抗战大计，王明和周恩来一行抵达武汉。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关系问题做一个定位。老蒋态度上很不错，说了一堆“精诚团结，外敌不足虑”的官话，并指派大佬陈立夫等与我方商谈细节问题。国共毕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套路大家都熟，双方展开具体对接后，国民党方面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邀请我党人士参加其个别部门和个别机构。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个部门。这四个部的规格非常高，部长地位大致与参谋总长、副总长平级。其中政治部的部长是陈诚（后期为张治中），早在黄埔军校时期，陈诚就和时任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此番出任政治部部长后，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除了陈诚开出offer外，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也让副院长张群出面联系周恩来，请他到行政院任职。一开始周恩来把二人的邀请都婉言谢绝了，可蒋介石不依不饶，一定要他干。最后经延安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这也是抗战期间我党同志在国府内担任的唯一重要职务。之所以选了政治部、拒了行政院，是因为孔祥熙是“主和派”，而陈诚是“主战派”。周恩来在国军政治部任职，可以尽最大努力发挥改造部队、坚持抗战的作用。既然接了国府的官职，就得按部就班报到上班了，是从1938年3月开始，周恩来白天到政治部办公，晚上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打两份工。蒋介石的统战思维很不错，他知道要尽可能团结文化、学术、文艺各界人士为抗战宣传出力。出于这样的考量，老蒋邀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出任这个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其他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一样，最初并不想到国府谋这个差使，不过周恩来却对于郭老这个人选非常赞同——南昌起义后，郭沫若是周恩来亲自发展的秘密党员。在周恩来的规划里，他希望把三厅打造成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力劝郭沫若出山。当然，身份上郭老仍是以“无党派进步文化人士”的角色出来领导工作。郭沫若（1892-1978），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按照国民党方面最初的如意算盘，是想邀请几个“花瓶”在台面上干副部长、厅长，实权岗位放自己的人把控，所以在任命郭沫若为厅长后，陈诚又委派刘健群为副厅长，掌控实际权力。刘健群的来头很大，他是“复兴社”时期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和戴笠、郑介民齐名。派了这么一个人过来后，郭沫若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郭老对陈诚说：一气之下，郭老离开武汉去了长沙，眼看局面要闹僵，陈诚不得不同意郭沫若“件件依从”。拿到权力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开始邀请全国各界文艺人士加入第三厅工作，田汉、冼星海、胡愈之、阳翰笙等大批名人被招入麾下，抗战的文宣局面为之一振。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首次排练《黄河大合唱》除了依托第三厅在文宣领域发挥作用外，周恩来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武汉同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我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国民政府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来抹黑红军，企图动摇我党的社会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党重新走上舞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很快成为这一时期大家了解我党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武汉工作的这段时间，周恩来先后同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白崇禧等多位大咖进行了深入交流。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即将经武汉开赴前线，白崇禧专门邀请周恩来给学生军做演讲。在赴徐州前线辅佐大哥李宗仁指挥作战前夕，白崇禧甚至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寓所，共商作战方案。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等陪同李宗仁夫妇走出北京机场。除与李、白为首的桂系打交道外，武汉时期周恩来同滇军、川军、西北军的将领们都有密切来往，比如川军将领邓锡侯，就经常在枪支、弹药和物资上支援新四军。邓锡侯是北洋时期的四川省军阀、时任二十二集团军司令，1949年12月他通电起义，为成都和平解放立下大功。再比如滇军将领张冲和西北军将领何基沣，他们也都是这一时期被秘密发展入党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像何基沣就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何基沣与张克侠率领所部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粟裕率华野大军迅速通过其防区，在碾庄截住了企图西逃徐州的黄百韬兵团，打响了淮海战役第一枪。上面主要谈了周恩来的工作，这一时期王明的角色同样关键。赴武汉前的一个月，王明由苏联莫斯科乘飞机回国，他们一行途经迪化（乌鲁木齐）和兰州，于11月底到达延安。当时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十分尊崇。不仅如此，回国之前他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负责人）的亲自接见，面授机宜。凭借着三重光环的加持，王明一回到延安就做了长篇报告。整个二战期间，斯大林对远东问题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引日本祸水南下，绝不能让苏联两线作战。王明报告的主题是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上面斯大林的指导思想完全贴合，甚至还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用他本人的话说，叫作“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为了给这套理论背书，王明发表了一篇名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等重量级的苏共机关刊物上。这一论述蒋介石非常喜欢，在武汉会见中共代表团后，老蒋主动提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新圣女公墓是莫斯科有名的墓地，王明的墓与赫鲁晓夫距离不远。这一时期武汉办事处对外的工作主要围绕着“统一战线”展开，对内工作则集中在整合南方一带的武装力量上。为了同时做好对内对外两套工作，大家把驻武汉的党组织机构进行了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局副书记兼代表团负责人，叶剑英任参谋长，李克农任秘书长，另有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众多大咖。长江局的定位是领导南中国的组织工作，负责四川、河南、江苏等十三省，巅峰时期它不仅能指挥东南的新四军，还屡屡电令江北的129师和115师。王明为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经常未经同意就发表与延安相左的意见，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当成组织观点加以宣扬。1938年5月，当延安发布《论持久战》驳斥当时舆论流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时，王明竟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上刊登演讲稿。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注意关键的第三句）——到最后《论持久战》墙内开花墙外香，周恩来将印刷本转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读罢大加赞赏又转给蒋介石，待到蒋介石批准下发，这才产生巨大影响。从1938年6月开始，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拉开了帷幕。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倾力一战，日军调集了三十余万精锐，希望一举击溃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国军苦战四个月，至10月中旬仍占据着武汉市内三镇。此时日本人故技重施，又搞了一次“大迂回”打法，通过海军优势以七万余人的兵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抗战时期中国最后一个港口广州陷落，武汉最重要的补给线粤汉铁路被切断。与此同时，日军对武汉形成了合围之势，战况万分危急。蒋介石思索后，决心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于是国军在10月25日这天弃守武汉，国府机构全部西迁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