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研所所长！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央党校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全会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从理论上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对于我们在实践层面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从理论上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一项重要的思想任务就是提炼和把握其现代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的新现代性逻辑，这种新现代性逻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框架，既是我们把握中西现代化差异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透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蕴涵和价值意义的关键依托。本文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比较视野，进一步详细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并据此阐析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模式及现代资本文明的超越意义。

一、西方现代化的资本现代性逻辑

何谓现代性？黑格尔认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主体性原则就是理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基于“理性”探讨现代性问题，开启了“理性现代性”的阐释路径。与此不同，马克思则透过资本把握现代性，深刻揭露了现代化的资本动因，将资本标示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就是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深层依据。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模式，体现的是资本现代性逻辑，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现代化的起源。现代化起源于西欧，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起源过程就是资本产生及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结构，社会劳动形式逐渐由相对独立、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发展为分工协作、交换产品的集体劳动。此外，封建等级秩序和共同体结构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得以发展，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发生分离并走向对立……这一系列变化集中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特别重要的是，资本作为一种主导生产的要素力量而历史地产生。资本自诞生之时起，就内蕴着“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使资本能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通过剥削和压榨劳动实现迅速增殖，从而完成原始积累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现代化的动力及其作用模式。资本形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本的作用通过“向内吸纳”和“向外扩张”两种模式得以实现。就“向内吸纳”而言，资本会贪婪地吸吮活劳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将外界的一切作为增殖条件纳入自身。就“向外扩张”而言，资本以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为基础，进而突破生产领域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向整个世界扩张，表现出侵吞万物的权力扩张效应。资本作为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内在地要求并制造一种隐性的、经济性的秩序和权力结构，资本运动所到之处都会分离并再造这种秩序和结构”。在这样的秩序和结构中，资本事实上支配着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统摄一切。

（三）世界历史和世界秩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财富，需要不断开拓市场，并促使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征服世界”是资本增殖扩张的必然要求。资本的扩张催生了全球化，开辟了世界历史，同时也重构了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先发国家凭靠自身优势处于中心、主导地位，后发落后国家则处于边缘、从属地位，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资本统治下的弱肉强食的霸权体系。借助于对国际秩序和话语权的掌控，西方国家不断构建西方中心主义，强制进行“价值输出”和“模式输出”，将西方模式确立为现代化的“标杆”，使得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么被迫、要么盲目追随，走上了依附式发展道路。

（四）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性文明。资本为了实现增值，不断将自然科学、技术、管理运用到生产中，建立起以资本为基座的现代工业体系，并驱使整个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在这一过程中，除工业化外，市场经济构成资本现代性的另一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商品生产。此外，现代性文明还包括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法治体系等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都是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而言，“自由”“平等”作为市场的基本规则，体现了资本运行的内在要求，资本必须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并且与劳动进行平等交换，才能不断增殖。为此，资本不仅推崇、捍卫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规则，而且将其提升为全社会的法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五）资本现代性的矛盾。资本虽然创造了巨大文明成果，但其现代性逻辑内蕴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其一是“自然的异化”。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本性使人们无视自然界的承受限度，疯狂开发、攫取乃至破坏资源环境，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二是“社会的分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导致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阶级对抗。其三是“全球性冲突”。资本总是力图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统治一切，当资本在国内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国界将矛盾和对抗引向全世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压迫、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都是活生生的体现。其四是“人的物化”。资本重构了人的生存样式和精神世界，使人超越了“人身依附”的发展阶段，但资本追求的无限度、无原则的物质增长也使人陷入对物的依赖当中，使人的发展走向物性化、片面化。

（六）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趋势。资本现代性内蕴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阶段、完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会逐渐逼近自己生产的限度，最终“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看，资本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关系和发展形式，资本的自我扬弃和最终灭亡是必然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就对资本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论上的审判”。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

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遵循的是“新现代性”逻辑。“新现代性”（Neo-Modernity）是“现代性”的子概念，既具有现代性的一般内涵和普遍规定性，也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提炼和哲学表达，新现代性是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有机统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把握新现代性逻辑。

（一）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逻辑。新现代性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其是“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价值—规范层面。社会主义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作为一种规范基础，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同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相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具有自身的独特内涵：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追求公平正义，以“共同富裕”超越了“丛林法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生态文明超越了“自然的异化”。其次，实践—制度层面。价值原则对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提出规范性要求，这些要求需要通过制度的形式进一步现实化、具体化。社会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化表达，是对价值原则的必要落实，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也只有经由社会主义制度的中介和承载才能真正进入到实践当中，并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发挥支配和牵引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方面根本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方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原则，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最后，主体—领导层面。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制度设计由党领导人民确立和完成，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培育了强劲的内生动力、实施了科学的发展方略、推进了艰巨的改革事业、应对了各类风险挑战，始终坚持以强大政党引领伟大事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明确把党的领导规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新现代性的现代化逻辑。首先，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导向，从“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始终没变，且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目标的内容不断丰富，至今已形成涵盖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综合全面的目标体系，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次，现代化的工业化逻辑。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和遵循工业化逻辑，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而且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方式不断推动实现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现今已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对工业化的诉求也是不断转型升级的，新型工业化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要件。再次，现代化的市场经济逻辑。在人类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大致来看产生了三种经济发展形式：一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一种是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其中，中国追求工业化的方式无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遵循了市场经济逻辑，且这种独特的发展形式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就并体现出巨大优势。最后，现代化的自由民主文明逻辑。新现代性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文明定向，且广泛吸纳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内涵的自由民主文明逻辑，这种自由民主文明不仅作为价值理念发挥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作用，也凭借其经济基础和制度载体为现代人的政治解放创造着现实条件。

（三）新现代性的民族复兴逻辑。首先，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逻辑。经典现代性的基本范式是传统—现代的二元论，认为传统和现代化是彼此分离、不可相容的对立面。新现代性超越了经典现代性的二元论，主张辩证看待和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强调既不能封闭保守，退回传统当中，也不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彻底割断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要正视历史，重视挖掘和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涵养、支撑、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其次，民族复兴的富强逻辑。现代化的起步从时间上看有早晚之分，从动因来看有内外之别，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间晚于西方先发国家，并且这种起步不是由内部因素孕育的，而是对西方强国“坚船利炮”的被动回应，这种“晚发外生”的现代化启动逻辑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肩负着独特的民族使命，即在落后状态下奋起追赶现代化先进水平，通过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就是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民族复兴逻辑的基石就是富强，就是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物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最后，民族复兴的文明逻辑。富强逻辑本质上是实力逻辑，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内蕴着富强维度，而且有更高的追求，强调文明崛起、文明复兴。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通过以上阐释可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新现代性，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现代性，两种不同的现代性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性差异，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意义。

（一）从发展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化的内核是资本，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是人民，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确立发展的目标、方式和途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高度关注人的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推进发展，确立起人民至上的最高价值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在发展理念的深层逻辑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追求及其超越意义。

（二）从现代化的动力及作用模式看，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资本—国家—劳动（人民）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超越了西方单一的资本驱动模式。资本既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也形成西方现代化的动力机制，西方社会正是以资本为内驱力启动、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事实上统摄、支配、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发挥资本的动力功能，也强调国家权力和劳动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使国家权力和劳动力量发挥对资本的导控作用，从而极大限制了资本的负面效应，形成了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发展模式。

（三）从现代化的协调程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超越了西方的物质主义原则。西方模式坚持资本至上，以资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物化的社会关系形式推进现代化，强调“物的世界增值”，其现代化结果必然是物质主义膨胀和人的世界萎缩，“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以物的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发展逻辑统摄资本逻辑，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活中华文明，弘扬核心价值观，在促进“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注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为克服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局限和物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有效途径。

（四）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对抗，建立了平等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无偿占有剩余劳动为铁律，天然蕴含着社会财富向资本流动、向强者倾斜的逻辑，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两极分化，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创造财富和制造贫穷相统一的双重进程，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必然存在剥削、贫穷、不公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全社会2/3的财富被最富有的5%人群所掌握，1989—2018年美国最底层一半家庭的财富净增长几乎为0。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国家权力和人民力量导控资本逻辑，引导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使社会财富尽可能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有力维护了社会的平等公正，扎实推动了共同富裕，极大促进了社会和谐。

（五）从现代性的生态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能够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但由于贪婪的本性以及用于生产的蒸汽、水等自然力“不费分文”，资本往往无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疯狂开采资源和恣意排污，从而引发资源损耗、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造成“自然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积极建设美丽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极大克服了“自然的异化”，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现代化的健康永续发展。

（六）从现代性的“品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扩张之路，走出了和平发展之路。西方现代化是在殖民掠夺和侵略扩张中发展的，暴力、战争、霸权是这一过程的鲜明特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正是在掠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跨国大资本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垄断国际市场，强行将民族国家的分散资本吸纳、整合到全球资本体系中，进而掌控他国经济，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战争则成为转移危机、争夺霸权的手段。与之不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力量基点是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艰苦奋斗，而非掠夺和殖民，中国崛起的国际效应是增进和强化世界的和平力量，而非增加战争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反对冲突对抗、零和博弈，倡导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超越了西方的“国强必霸”逻辑，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力量。

（七）从破解“后发国家现代化难题”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世界现代化的依附道路、趋同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开创了“独立—发展”的现代化新路，为后发落后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重要启示。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布局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国际格局，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只能做“两难选择”：一是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而进行封闭式、低层次发展；二是跟在西方国家之后进行“依附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这一难题：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禁锢，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没有陷入对先发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世界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转移”，凭借自身力量取得了发展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对“二元难题”的回答为后发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重要启示：一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既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也没有套用西方模式，而是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新路、现代化新路，通过“走自己的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可以通过“走自己的路”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他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走自己的路”找到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实现现代化目标。二是立足本国国情。世界上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现代化方案。在探索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认识到“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并以此为依据逐渐形成了清晰、有效的现代化思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他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应当充分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科学、具体、可行的现代化方案。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坚守中华文明根脉，同时也注重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结合时代和实践的新变化新要求，与时俱进地发展指导思想和历史传统，成功运用它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他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应当坚守民族本色和积极创新突破，在守正和创新中实现现代化目标。

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文明，这种文明建立于资本增殖的强制逻辑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矛盾性。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创造了造福人类的理智、技术、物质财富等，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并破除了对自然的崇拜，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文明时代。另一方面，资本还具有“反文明面”，资本文明化进程是与野蛮、暴力等并驾齐驱的，在诸多方面，现代资本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增强了资本对人的统治权力。对此，马克思指出，“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这种对抗性、矛盾性决定了现代资本文明是历史性存在，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但是“最先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并在不断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进程中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文明类型将在极大程度上克服现代资本文明的对抗性和矛盾性。新文明类型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现代资本文明。新文明类型的“中国样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新文明类型。

（一）从社会制度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新文明类型，与现代资本文明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首要标识和根本规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领导力量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发挥党的历史主动性和领导作用；二是从价值取向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三是从经济基础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支撑；四是从政权结构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六是从发展理念和模式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资本—国家—劳动（人民）三元主体相协调为驱动模式；七是从世界主张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新型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国际关系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其能够极大克服现代资本文明的资本逻辑、霸权逻辑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选择、指明前进方向。

（二）从民族—国家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直接的现实呈现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现代性文明，它通过不同民族形态呈现出来，在当代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当代形式和最新形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最古老、最完整、最丰富的文明之一，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曾经一度领先世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断总结和提炼现代化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逻辑。通过“两个结合”的理论创生机制，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并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实现现代转型的科学之路并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感，从而造就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内含现代性的文明特质和精神主张，又保有世代相续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根基，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明的有机结合。总之，正是基于传统与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其民族意义上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从世界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根本价值原则。现代资本文明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予以理解。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现实的人”而非以“经济人”为起点。现代资本文明建基于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之上，其前提假设是“经济人”。人类文明新形态反对对人的经济学抽象，立足于“现实的人”观察和审视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从而超越了现代资本文明的经济、物质局限。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而非以“利己主义”为原则。市民社会以“原子化个人”为基本特征，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是“自然必然性”“需要和私人利益”，这决定了现代资本文明具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原则，而这必然会导致两个后果：个人自私逐利使整个社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个人孤立无助导致人们在共同体中丧失归属感而走向价值虚无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最高追求，强调“自由人”是“联合体”的前提和目标，“联合体”是“自由人”的基础和归宿，强调正确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体与社会、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从而超越了现代资本文明的“原子化个人”原则及其制度。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类解放”为目标，超越了“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政治解放使国家从宗教束缚和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自由国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并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但是，这些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只是资本意志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展现，只适用于资产阶级和剥削者，广大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者在这种观念和制度的支配下则只能沦为资本增殖的“物质工具”和资产阶级的“精神奴仆”，现代资本文明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仅仅是形式自由、形式民主、形式平等、形式人权。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目标，要实现人的真正的、实质性解放，它必然会把现代资本文明所承诺的“政治解放”发展至“人类解放”，不断消除人们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实现包括政治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人的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遵循新现代性逻辑。这种新现代性逻辑从本质层面规定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内容、鲜明特质和伟大意义，构成了我们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对于这一解释框架（抑或其他现代性范式的框架）的探讨和运用还需要学界持续且深入地努力。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必将建立起符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的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摆脱“外部反思”，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现代性叙事、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