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陈四清：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并对积极发展数字金融作出部署。数字金融利用信息技术等数字化工具和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资料，改造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适应的金融体系。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开始全面重塑我国金融业，经过持续努力，我国数字金融加快发展，步入全球第一方阵。有研究表明，截至2023年，我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近42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超15%，数字金融业态已覆盖支付、信贷、投资、保险、征信等多个领域，发展成效显著。

构建起相对完善的数字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发展。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级会议多次学习研究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议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20多部涉及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发展的政策文件；31个省份已发布数字经济相关发展规划，其中22个省份发布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15个省份在金融工作规划中将数字金融单独列出。总的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指导到具体实施的多层次、全方位政策体系。

持续加速的科技创新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位置，推动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日益占据主动，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成果不断涌现。这些技术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促进了金融服务的个性化、智能化和实时化，为数字金融的创新应用开辟了广阔空间。例如，人工智能推动了风险管理智能化升级，大数据分析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精准的市场洞察，云计算则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灵活扩展。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融合，正在推动我国数字金融向着更高效、更安全、更普惠的方向发展。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目前，我国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已成立数字金融与科技相关委员会，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战略发展规划。金融机构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利用多层次、多维度金融数据，通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孵化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比如，不少银行以手机银行、开放银行、移动金融咨询平台为载体，拓宽服务边界，构建全面高效的数字金融服务网络。在打造数字金融创新成果过程中，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数字金融建设新机制、新体系。比如，工商银行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集中技术和资金力量开展创新攻关，加速数字化创新突破，形成高效、敏捷的数字金融产品链。同时，金融机构也高度重视数字化相关的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据统计，2023年我国六大国有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合计达1228亿元，同比增长5.38%；科技人员总数达9.3万人，平均占员工总数的5.19%。

科技投入的角色定位发生转变。近年来，国际金融机构积极部署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全球银行业科技投入年均增幅超9%，平均占到银行营业收入的十分之一。摩根大通2023年科技投入高达153亿美元，占其营业收入和非利息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9.7%和17.5%。在投入力度加大的同时，金融机构科技投入的定位已超越支持传统业务运作的范畴，转变为引领业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高盛集团借助每年10亿美元以上的持续金融科技投入，成功打造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平台GS DAP，以分布式技术为核心实现了自身资产管理业务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转型，走在了行业发展前沿。

技术应用的演进路径逐渐清晰。与产业技术升级一般规律一致，数字金融的技术发展也呈现出“外部引进—自主创新—技术输出与共建”的路径。以人工智能应用为例，在发展初期，金融机构人工智能技术储备有限，相关业务往往向科技公司外包。随着应用经验和技术积累加深，部分金融机构开始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如摩根大通、星展银行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垂直大模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外溢，金融机构可能针对核心、涉密业务需求和长尾、泛化客户需求的差异，采取“AI自研+第三方科技”合作共建的技术模式；科技领先的金融机构有望向外输出自身AI技术，构建AI金融生态，进而改变金融业的竞合格局。

数字化场景从业务体系外围走向核心。在数字金融发展早期，数字技术主要在支付、客户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发挥作用。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市场接受度的提高，数字金融开始深入银行信贷、投融资服务、风险管理等核心业务，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解决信息不对称、信用风险、交易摩擦等问题提供了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一进程不仅是科技与金融业务加速融合的象征，也体现了数字金融作为一项基础能力对金融业态的重塑。

数字金融“叙事能力”受到高度重视。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在于技术积累与业务实践，也在于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认可。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多样化渠道和场景对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探索与成就进行故事化营销与品牌塑造。摩根大通除通过定期披露渠道发布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进展，还通过组织论坛、峰会、产品发布会等形式向公众描绘其数字金融的发展蓝图、经典服务案例等。2024年1月，摩根大通签约商业播客Acquired并播出金融科技系列节目，带动当月股价上升11.4%，体现了优秀叙事能力对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品牌价值的积极影响。

谋划好数字金融能力建设的科学路径。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是单纯的技术“军备竞赛”，而是旨在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与客户体验的战略转型。对金融机构而言，应坚持需求导向，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客户金融需求痛点，结合自身资源与技术禀赋、业务特点以及监管合规要求，制定既务实又前瞻的数字金融发展路径。

及时构建数字金融收益成本评价体系。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往往需要在技术升级、系统改造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如果仅重视投入而忽视产出，不仅会带来资源的不当配置和财务损失，甚至可能导致战略方向的偏离。金融机构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要从成本和收益两端进行系统考量，因地制宜构建收益成本评价体系，对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财务分析，全面评估数字金融的价值贡献和实际成效。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金融，要落脚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金融机构要通过数字技术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拓宽数字金融服务场景，积极发展数字普惠、“数字+科技”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等新型服务，增强对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效能，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构建综合化、全天候的数字金融服务生态。

深化数字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数字金融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制度型开放大局，通过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数字金融监管合作等，构建更加开放、透明、规范的金融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助力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搭建开放平台，与金融科技公司、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等形成技术与生态合作，繁荣金融科技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层次，实现金融机构、科技公司与消费者的多赢局面。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金融治理。数字金融的兴起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地理界限，使得风险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全球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建立统一、明确且具有前瞻性的标准体系。我国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数字金融标准、技术规范等制定，抢占发展主动权，为我国发展数字金融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同时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主动融入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领先金融机构、重要行业协会等的务实合作，推动技术标准升级和服务模式创新，提升数字金融发展质效。

数字金融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理念升华；不仅牵动金融业的持久繁荣，更关乎金融体系的稳健与未来。要按照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让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成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坚实底座，更好支撑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