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推荐 || 杨福忠：实现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百年大党的不懈追求

作者简介：杨福忠，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教授、河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原文发表于《新视野》2021年第4期，为便于编辑和阅读，已将相关注释省略。 

百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现在正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为什么能带领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有必要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国人早期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时值乱世。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列强奉行适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动残酷、野蛮战争，大肆侵略中国等广大落后国家，在全球扩张自身的利益。晚清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曾形象地描述当时的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在他看来，生活于西方列强诸国的人们由于有国内法的约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还能讲讲规矩。然而对外，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倚强凌弱。美国学者浦嘉珉曾经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的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

从国内来看，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在依靠实力构建的力的社会秩序中。早在19世纪中叶，王韬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现象，他说：“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 : 一曰利，一曰强。”进入民国后，这种现象愈甚。历史学者许纪霖这样评论当时的社会：“军事势力、金钱势力、政客势力……各种势力争相竞争，有力便是一切，优胜劣败，强者生存。”在这样一个为各种势力所主宰的社会，社会秩序呈现出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没有和谐可言。广大人民群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束缚，虽然不停地起来斗争，但始终摆脱不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面对充满血腥的外部世界以及国内势力横行造成的无序、混乱的不和谐社会图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们在苦苦思索，如何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哪里？

（二）共产党解惑

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答案。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阶级对立社会中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后者都是为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维护人口占大多数人的利益、试图使大多数人改变受剥削地位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基于同情而从道德上呼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获得解放的道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运用这一原理，马、恩分析了人类历史各发展阶段的矛盾运动，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自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用大量的篇幅论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号召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成为统治阶级，并运用政治统治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不可否认，在《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有关阶级斗争的大量论述，但是如果透过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生产关系应当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应当与经济基础相和谐的原理，生产关系必须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同经济基础相协调、相适应，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一原理构成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当我们把马、恩关于阶级斗争的重要论述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马、恩并不是为了斗争而讲斗争，其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状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指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生产高度发展，人们根据各自所需占有社会产品，每个人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样的社会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因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每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能够想象得出，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在马、恩看来，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只能经过这样的途径，即无产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国家政权——废除私有制——不断革新现有生产关系以实现与生产力发展的和谐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阶级斗争只是实现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最终价值目标来追求。1921年的一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任务是“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并在1945年的七大党章中正式把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党章的这些规定正是遵循了《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的基本原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价值追求一旦遇到了中国含有和谐文化基因的土壤，便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而设想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远大目标。尽管目标遥远，但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这个目标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是最终能够实现的。这种坚信主要来源于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使命，因而实现远大价值目标具有强大精神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把实现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

在思想层面，党的领导人有很多关于以行动落实、逐步实现的重要论述。比如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一部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宪法。1954年6月，毛泽东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指出：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就是实行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灵活性是指社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同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也说：“我们只有经过艰苦的奋斗和顽强的工作，经过不断努力的学习，克服横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包含着这样的基本原理，即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虽然是未来才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必须现在就采取，国家必须根据现有经济条件、在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政策以及其它必要的措施以逐步地实现目标。

在实践层面，党将逐步实现的思想转化为用阶段性发展小目标去推动未来社会大目标实现的发展策略，即把未来社会才能实现的远大价值目标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具体化为一个个发展阶段的小目标。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小目标实现了，最终会由量变发展到质变，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策略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比如1945年的七大党章就明确规定：共产党“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实现，人民结束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历史，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共产党执政后，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延续了用阶段性发展小目标推动远大价值目标实现的传统。1952年，党中央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确定了一个过渡时期，明确党在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以及实现和谐价值目标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之后，党按照马、恩所指明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建设时期，党分阶段确定发展目标、任务的特征更加明显。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短期发展目标。从1953年开始，我国每五年编制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和实现目标做出部署。五年规划是由共产党先提出规划建议，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刚性规定。同时，我们党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部署未来五年治国理政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提出五年内欲实现的具体目标。

中期发展战略和目标。较为典型者，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即到20世纪末，分两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党中央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又提出，到2020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一阶段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

长期发展战略和目标。按照马、恩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应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党根据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分为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初级阶段，指出这个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不可逾越的。从时间上看，初级阶段将持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前。目前中央文献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发展阶段的定性，但可以推断初级阶段结束后，我国将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由此可见，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用前后衔接、接续递进的若干阶段性发展小目标，推动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目标，构成了中国式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特点。用这样的发展策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未来也必将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确定阶段性发展目标，接续递进、一以贯之地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是党领导人民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远大目标的策略。进一步观察发现，在中国，能够确保这样的发展策略得到有效实施的，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制性的制度安排，它们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创制性的制度安排，具体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设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牢记初心，践行使命，离不开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有9500多万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干部身份，党员干部素质难免参差不齐。有些人是带着功利主义心态、为了个人利益而进入到党员队伍中来的。有些党员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损害。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敢于把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打造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全面从严治党所采取的具体举措，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修身。修身是提高一个人政治、道德和法律素养的根本。实践证明，党员干部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素养，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发挥教化的作用，教育党员干部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教化修身的措施，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倡导“三严三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等。这些措施具有净化思想灵魂、坚定理想信念、明辨是非曲直、激励自重自省自警的作用，有助于党员干部加强自律，将初心、使命内化于心。

二是制度化、法治化。制度化就是将党的初心、使命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要求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的具体规定，变成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使党的建设在各方面有章可循，使党员干部的行为有据可依。法治化强调制度的执行，党员干部在执行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以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时，要做到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保持了党的纯洁性，使初心和使命获得了普遍认同，夯实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基础。其次，打造了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使越来越多的优秀分子愿意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为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心理基础。再次，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力，使党和国家为实现初心和使命而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宣言》认为，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之所以贯穿于阶级对立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主要原因是政治统治权是为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人民为改变自身地位，必然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决定了阶级对立社会，虽然不排除短时期内存在社会和平，但在长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中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具体要求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理解和支持，才换来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天，在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即使实施一些小的改革措施，也可能会引发骚乱，甚至社会动荡。比如，2019年10月，智利因为地铁票涨价0.04美元而引发全国性的骚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前，我国正深化各领域改革，虽然有矛盾和冲突，但没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三）坚持和完善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发现，法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制度不好，尤其是恶法，即便得到执行，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还会起到相反作用。目前，人们对良好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何为良好的制度，学者们却存在分歧。笔者认为良好制度具有两个特性：

一是包容性。所谓包容性，就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所强调的“和而不同”，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内心和善的心态进行对话、沟通，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解决存在的分歧，在差异中寻求共识。按照对“包容性”的这种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便具有包容性，其中对生产力发展最具有促进和保护作用的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而且强调各种所有制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包容性政治制度，“把权力广泛分散于社会，并被限制滥用”。典型者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爱国统一战线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承认多样性、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协商、合作。

二是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一个国家即便制定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不意味着其在任何时候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它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协调、相适应。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其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协调的包容性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也可能变得不合时宜，这就提出了对其修改完善的必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的进程，着力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推进各领域改革，通过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协调、相适应。实践证明，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包容性制度，解放生产力，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一招。

（四）坚持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邓小平曾说，闭关锁国无异于慢性自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秉持和谐的价值观念，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包容互鉴，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这是中国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西方国家自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凭借科技、商业等方面优势创造了较高的文明成就，于是产生了心理上的优越性，并以“文明国家”自居。在他们看来，文明国家一定要比其他国家优越。这种观念在西方可谓根深蒂固。某种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性，它总是驱使着人们从特定视角观察问题，并且会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加以正当化。今天，西方国家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看成是威胁、挑战，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根本不应该做得比西方好，把中国优先的地方看成是对西方“荣誉”的挑战。西方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降低了其理性、客观的分析能力，导致其认识上出现了偏颇。

中华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落实在中国人的行动当中。这种和谐的价值观念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强调的是“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从来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以力服人”。在国家之间产生摩擦、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向来主张“仇必和而解”，反对动辄发动战争，武力欺凌。正是基于这种和合文化，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确立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基础。近年来，面对逆全球化潮流以及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基于和谐价值观，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认真践行。尽管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但人类都生活在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各国人民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提出来的解决当今世界复杂现实问题的中国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它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中国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