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草书鉴赏：陈宝琛行书相逢永忆联
文化
2024-11-14 22:50
湖北
![]()
清代行草书鉴赏系列
![]()
陈宝琛 行书相逢永忆联
说到陈宝琛，立马就会想到两个人。首先是陈宝箴，极易混淆。陈宝琛和陈宝箴都来自文化世家，区别在于，前者是福建人，有“螺洲陈”之称，后者是江西人，同朝为官。虽然陈宝琛和陈宝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命运却因为一次科举考试而紧密相连。某年陈宝琛作为主考官，破格录取了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为举人。陈宝琛对陈三立的才学十分赞赏，曾推荐其进宫给溥仪讲授古文。陈三立不愿入帝王家，婉言谢绝。至于陈宝箴的孙子，便是大名鼎鼎的陈衡恪和陈寅恪。另一个想到的人物，则是其同乡郑孝胥。两人品节反差极大。令人不解的是，“同光体”是近代闽派、赣派等各种诗派的总称，二陈和郑氏皆位列其中，政见却判若云泥。陈宝琛敢言敢谏，“好弹劾，间言朝政得失”，第一个站出来为“戊戌六君子”昭雪，恪守清官的本分，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同为声名显赫的“清流党”领袖人物。其实从他的谥号“文忠”便能一窥究竟。古代得到“文忠”谥号的一共38人，其中大名鼎鼎的有颜真卿、欧阳修、苏轼，清代另有林则徐、李鸿章等人，足见对陈宝琛嘉许之意。这样的性格，身在庙堂之上，也许有难言之隐，更适合江湖之远。从陈宝琛的字号如陶庵、橘隐便能看出，其常有退隐之意。虽曾贵为末代帝师，得享尊荣，最终仍然被迫改变了人生的走向。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传统读书人来说，恪守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尽管陈宝琛可以做到“举笔不忘规谏”，一定要当“清流”，无奈势单力薄，既然又不愿同流合污，回归文人的本分，读书人的本色，便是上上之选。陈宝琛最终成了大藏书家。回顾来看，螺洲陈氏是近代福建最显赫的官宦世家之一。第十三代陈若霖好收藏金石书画，建有“赐书轩”，藏书达50000余卷。从陈若霖算起，螺洲陈氏子孙陈景亮、陈承袭、陈宝琛、陈懋鼎等，连续5代成为进士。陈宝琛回乡后，先后建成“陈氏五楼”——赐书楼、沧趣楼、还读楼、晞楼、北望楼5座藏书楼。藏书10余万卷，其中有不少是绝世孤本、私家秘本、珍稀手抄本，有“清末甲于全闽”之誉。对于像陈宝琛这样的官员来说，做好官为人生第一目标。就书法来说，几乎就是一种本能，笔墨相伴是极为正常的事，抄录公文、上折奏疏，以及官僚们彼此间的酬答，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桥梁”。相较而言，陈宝琛的小字更佳，更自然一些。大字作为应酬之需，更多呈现所极力强调的“个性”，本身也属于“道德文章”的一部分。“相逢永忆”联是馈赠老友的作品。一别数十年，相逢于京师欢聚，想起过往，谈笑间，才思泉涌。全联黄山谷笔意明显，相比他的很多作品，增加了提按，尤其是起笔的重顿，颇显精神，但明显存在雷同之处，尤其是点画，难免显得单调，如“市、萸、近、永、忆、闽、荔、熟、初”等字，也就是说，除了没有点画的字形，都是相似的笔法，足见陈宝琛受到“馆阁”影响极深。作为书家的主动变化意识，明显不够突出，但陈宝琛毕生一直有难以割舍的翰墨情结。联语所提及的“萸香”当是茱萸，即重阳之“吉祥物”，由此引发了陈宝琛对于家乡荔枝的怀想，“永忆”二字能够读到浓烈的思乡之情。有意思的是，落款日期特别精确，能够领悟到其心情之激动。“戊午”时1918年，陈宝琛已至古稀之年。“九月六日”是中秋刚过而重阳即将来临，提及“萸香”是情理中的事，不禁想到陈宝琛的诗句：“春明梦华对雪发，我笔未到君已谙。少年追欢了不觉，风际一瞥如优昙。”众所周知，陈宝琛书法主要取法黄山谷，事实上还受到李邕的影响。陈宝琛写山谷书，几乎让山谷之书所有的个性消失殆尽，诸如字形中宫收紧而笔画辐射，起笔方切锐利的变化，笔画的沉雄劲健，弱化提按，变得圆润光滑，此种笔法特别像清代的高邕，若是溯源，则是与李邕之间存在渊源，最终被“馆阁”风气同化。应该说，只要有仕途之想，都必须和“馆阁”打交道，成为“馆阁”是第一步，尤其是到了明清，此种迹象越明显。唐宋时代也有科举，为什么没有“馆阁”？像苏轼的《春帖子词》较之其他作品，只是更规范一些。到了明清，“馆阁”的控制力达到了顶峰。源于对乾隆等帝王“俗书”的模仿，越来越俗。差别在于，有的官员书写成为“馆阁”，有的人仍然个性十足，比如王铎、刘墉等人，像刘墉的书法，毕生保留了馆阁气。寻根究底，主要看人生志向，有的志在做官，有的志在书法，心思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所以，根本原因不在“馆阁”本身，而取决于人。人的因素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