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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100多名学生，登上了“东方红3”深远海综合科考船。他们将搭乘这艘配备了国际顶尖科研装备的科考船，开启为期一周的深海调查。
然而，就在60多年之前，同样是海洋专业的学生，却只能在教室里憧憬着大海的蔚蓝，盼望着出海调研的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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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山东大学主体迁往济南，而涉海学科则全部留在了青岛，成立了山东海洋学院，赫崇本担任副院长以及教务长等职务。
尽管山东海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洋人才的高等学府，但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海洋调查船，这极大限制了教学与科研。为了不让学生做“陆地海洋学家”，赫崇本只好四处借船。
1959年5月，赫崇本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建造一艘海洋调查船的想法。数月之后，学校便收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建造的函件。“批准你院海洋调查船一艘”，短短十一个字，翻开了中国海洋科研与教育的新篇章。
1965年11月27日，历时五个春秋、自主建造完成的“东方红”海洋调查船成功下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艘海洋调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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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碘成为了禁运品。为了打破封锁，1965年，全国制碘小组在青岛成立，并很快研发出从海带中提取碘的新工艺。
由于当时产量非常低，海带是十分奢侈的食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斤鸡蛋的价格大约为3毛5分钱，而一斤干海带却要超过一块钱。
1953年，方宗熙应童第周之邀来到青岛任教。通过深入研究野生海带的性状特征，方宗熙与团队成员终于发现并验证了海带数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先后培育出多个品质优良的海带养殖品种。
与此同时，在曾呈奎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海带养殖技术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年产海带干品量已经达到30万吨，是日本苏联野生海带产量之和的6倍！而海带产量的增加，也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碘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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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长期过度捕捞，导致当时国内的贝类产量急剧下降。发展贝类的人工养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麦康森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我们所有人工养殖的重要的突破，就是人工育苗的成功，对我们整个海水养殖，从产量到经济价值的影响都非常大。
上世纪80年代，包振民跟随“中国贝类大王”王如才教授研究起了贝类。2005年，凝聚着包振民心血的栉孔扇贝新品种——“蓬莱红”，通过了农业部的新品种审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海带养殖、对虾养殖、扇贝养殖、以大菱鲆为代表的名贵鱼类养殖，以及鲍鱼海参养殖这五次养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让过去名贵的海产品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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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鲑俗称三文鱼，生活在高纬度冷水海域。
20世纪80年代，大连、青岛等地曾试养三文鱼，但由于成年三文鱼需要生活在10至18摄氏度的低温海域，而中国海域夏季的水温较高，因此养殖均告失败。直到2012年，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的构想。
这是专门为三文鱼养殖而建造的中国第一座全潜式深海网箱——“深蓝一号”。
每当炎热的夏季，网箱便会下沉至25米以下的冷水团，让三文鱼可以顺利度夏。
放眼全国，如今的中国共创建了8批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四大海域。耕海牧渔，让中国人的餐桌多了一份大海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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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食物的获取，也是一个巨大的“蓝色药库”。海洋里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约占生物总量的87%。目前，研究人员从海洋生物中发现4万多个化合物，其中70%都具备药物研发的潜力。
2016年，管华诗倡议并发起了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针对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创新研制一批海洋药物。
在管华诗的带领下，团队相继研发出用于治疗脑血栓、高脂血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三款现代海洋药物。
如今，“向海问药”、开发“蓝色药库”，成为解决疑难病症的新方向。也成为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释放出蓝色新动能。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年办学的奋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为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敬请收看今天（10月25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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