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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是陈嘉庚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年，也是他人生旅途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
为了实地考察国内抗战情况，切身了解国内局势和百姓生活状况，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领慰问团抵达重庆。
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国民党当局拨出专款8万，不惜代价热情欢迎。
高艳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院长
1940年8万块钱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做一个参照，鲁迅先生在1920年代在北京买了一个四合院，800大洋。800，8万，这里面相差了一百倍。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抗战以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是无论怎样，8万大洋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奢侈浪费，陈嘉庚深感不安和失望。为此，他特意在重庆报刊上连续三天醒目登载罢宴声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即便陈嘉庚已清晰表明立场，无谓宴请的现象并未因此减少。
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就在陈嘉庚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丝光亮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突然想到了张楚琨送给他的那本《西行漫记》。
这本书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观察后，创作的纪实文学。
当陈嘉庚将自己要去延安的想法告诉蒋介石后，蒋介石不惜恶意诋毁共产党，企图混淆视听，阻止陈嘉庚。然而，这番举动反而更加坚定了陈嘉庚前往延安的决心。
1940年5月30日，陈嘉庚几经波折，终于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开始了他的“西行漫记”。
贺嘉鸿
陈嘉庚纪念馆 副馆长
在杨家岭的这孔窑洞前，毛泽东招待了陈嘉庚。在宴请陈嘉庚的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向陈嘉庚描绘着中国的未来。这让陈嘉庚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在访问期间，毛泽东曾与陈嘉庚多次交流，每次都有南洋学生来参加。大家进屋后随便坐，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专门对比了重庆与延安。
“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唇红口丹、茶楼酒馆、女子缠足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无乞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真诚、热血、实干，和人民一起奋斗而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回到重庆，陈嘉庚先是发表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接着又在缅甸仰光、新加坡等地公开演讲，并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占领南京。
渡江之后，解放军乘胜进军，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将胜利的红旗插遍了祖国的江南大地。中国人民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的夙愿。
朱水涌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授
他的精神里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当民族复兴的精卫，做担当使命的义工。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导师在引导他，他为什么在每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都做出最正确的历史抉择跟政治判断？原因就是他有心怀国之大者的情怀。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掌握历史的方向，心系国之大者。
今天坐落在厦门不同地方的陈嘉庚雕像，都有一根手杖陪伴着他。
晚年的陈嘉庚，手杖总是如影随形。事实上，蒋介石也曾经送给过陈嘉庚手杖，而他却坚持拄着自己的手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渐行渐远，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延安，成为陈嘉庚生命中做出的一次最伟大的抉择。
1949年10月1日，时年75岁的陈嘉庚手执一根拐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身旁，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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