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全球热点和行动共识。中国自1992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始终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工作，2021年—2022年中国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各方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及一揽子配套政策措施，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撑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倡导者、贡献者、引领者。然而，“昆蒙框架”在全球的实施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日前在哥伦比亚卡利闭幕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调动和融资机制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但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生态环境部于2024年1月发布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优先行动26明确要求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提供保障。截至目前，我国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建立了下述三种典型的投融资模式：
第一种是围绕自然保护地保护的财政投入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保护意义重大，由于其所处位置与密集的人类活动相距较远，因此，在防止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地造成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保护修复产生的巨大生态价值也难以借助人类活动进行经济价值转化。该类活动通常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相关项目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财政资金为主导、以赠款为补充。该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需要将财政资金和赠款用于最亟须保护修复、能产生最大生态价值、能最大程度维护生态安全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时应明晰自然保护地保护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中央地方两方积极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赠款作为补充的资金渠道，需要被引导用于能发挥最大效益的项目上面。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赠款的投入，特别是围绕修复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务必要明确保护修复的目的，科学论证有限资金约束下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问题，要制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防止过度修复，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种是围绕片区开发综合效益的财政投入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一般与人类经济活动空间距离较近，而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人类经济活动一般不会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种模式成功实施的理想过程是：由政府前瞻性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修复规划，通过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实现一定的生态效益，再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促进营商环境逐步改善，带动片区内文化体育、康养旅游、数字经济、绿色制造等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促进GDP、税收、就业等指标稳步增长。该模式下，生态保护修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通过政府算大账、算长远账得以充分体现，是一个片区乃至地区经济、社会、环境长期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需要关注的是，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片区开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此外，还需要具备交通、人才、科技、资金、制度等能够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循序渐进地创造各种条件推动产业发展。否则，基于推进产业发展的生态保护修复活动，即使生物多样性暂时得到保护，也会由于产业发展基础条件缺乏造成产业难以发展起来，优美生态环境亦因为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投入而难以为继，从而带来生态保护修复和产业投资的双重浪费，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
第三种是项目层面建立回报机制的市场化投入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其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商业模式不够健全，社会资本进入存在一定障碍，需要政策引导起到创建市场的作用，视不同情况，可以采用破坏者付费、资源/资产/产业导入、环境权益交易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以实现在项目层面构建投资回报机制的目的，即社会资本精细化运营情况下，能够覆盖其投资以及合理回报。这种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政府实施意愿较强，敢于探索实践模式创新，愿意匹配合适的资源/资产/产业，着力降低社会资本的政策风险，能够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服务保障；社会资本精通项目运营管理，专注内容创新，擅长把控风险，愿意做长期投资，习惯慢慢变富；金融机构看好项目发展前景，接受长期稳定低息回报。政府、社会资本以及金融机构三大主体，高效沟通，通力合作，追求共赢，助力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在实现各自预期目标的同时，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实现。由于对三大主体协力行动的要求较高，该模式得到广泛实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种典型投融资模式，投融资机制不同，投融资渠道不同，模式成功实施的条件亦不同。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之前，应科学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特点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条件，采用合理的投融资模式，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加强项目实施能力建设，最大程度地提高各类资金使用的效益，助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有力实施。
作者：张丽荣 陈鹏 金世超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