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能力边界，实则是百姓的忍耐力。
明朝末年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三记重锤。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为了控制辽东局势，明朝政府慌忙调募军队，实行加派。
因为这次加涨是用于辽东地区的，所以叫做辽饷。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这次加派，期限一年。但是明军在战场的惨败打破了他们的预想，辽饷不断加码。
到崇祯四年（1631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收上来七百四十万两白银。
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民变的费用，奏请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又开始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明朝政府加派三饷，目的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满族贵族势力、镇压农民起义，但结果却促使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更激起人民的反抗怒火，愈剿“盗”愈多，民越穷而“寇”越起，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这段历史，很多人并不算陌生，但有一个片段值得专门拿出来讲——统治集团对百姓的态度。
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提议征饷，当时朝廷议论纷纷，杨嗣昌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之家，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等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征练饷。
这话的意思是征饷有利于抑制土地兼并。
有人分析过：理论上帝国加的税并不重，更主要的是，从理论上是针对有钱有势者进行的。而且说得冠冕堂皇些，这似乎还可以抑制社会的两级分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实操层面，底层老百姓往往搞不懂也算不清，政府到底加了多少税？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可以摊派、敲诈底层百姓。
政府加税时，一亩地只多收三、四钱，但到了具体执行时，官员就敢翻十倍、甚至翻百倍的收。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可见征饷疯狂程度，以及统治精英的愚蠢盲目。
这笔账，最后都算在了大明朝皇帝头上。
第二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本来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税是按田产加的，谁的田产多，谁出的税就多。但是《让子弹飞》有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一语道破了天机。
师爷说——
“得先让豪绅出钱，带着百姓捐钱。豪绅捐了，百姓才跟着捐。钱到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
这话，揭示了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权力与利益的游戏。最后只剩下底层百姓，确凿无疑承担了帝国的全部沉重。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这句话是所有改革的唯一箴言。到了明朝末年，统治集团既没有能力做大蛋糕——因为对外军事失败，也欠缺诚意重新分配蛋糕——因为财税改革触动既得利益。
最终转向加重剥削底层完成向上输血，这意味着明朝的百姓既丧失了当下的获得感，甚至也看不见远处的希望。
当统治集团不能自我更新，只能被历史格式化。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首先提出“免赋”的口号，并作了“不当差，不纳粮”等通俗易懂的歌谣传布四方。1643年明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提出了“免三年饷”。
饱受加派之苦的广大人民，听到这些免赋的口号，尤如久旱逢甘雨，热烈欢迎农民军的来到。
最后我们来复盘征饷与明朝灭亡，究竟是什么关联？小民哥认为：政府的能力边界，实则是百姓的忍耐力。
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加税政策，一条道上奔驰了几十年，的确达到了百姓忍耐上限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不断堆高的饷银，也挽救不了明朝在各个领域的连连溃败。
当然也有人会说因为加派征饷，所以百姓起义了，内耗极大削弱了明朝国力。这样解释也能说得通。
但小民哥更想揭示的一条道理是：当一个政权不再具备新陈代谢的能力，从制度上就决定了失败，财税和军事上的崩溃只是结果。
崇祯失败的地方，在于他只是一个救火队长，而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
抱薪救火，是他悲剧人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