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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珍藏有一方明代《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本馆砚台研究鉴赏专家蔡鸿茹介绍：“该砚面、砚底摹刻了石鼓文四百余字，系按宋拓本摹刻，在目前国内无宋拓本流传于世的情况下，此砚即成为宋拓本的样本，对石鼓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改价值。此砚屡见著录，流传有绪，堪称‘孤本’。”
此砚为徐世章先生遗砚。1935年，徐世章在得到此砚后，由其兄徐世襄镌刻的题记中云：“心仪此砚久矣，乙亥冬余访之此砚藏于北平李氏，经估人介绍往观。价议定而不反悔，磋商数过，方有成议，乃又几为厂肆攘去，苦心力争，终于丙子二月杪始获得之。翌日亲携之津，吾弟（徐世章）狂喜，加椟之，其宝爱可谓至矣。”蔡鸿茹又记：“可知此砚所得，几经周折，实属非易。不仅如此，据闻徐氏花费几千块银圆，可谓不惜重金。”
徐世章（1889－1954），字端甫，号濠园，天津人，徐世昌胞弟，留学欧洲并多方考察。1922年，徐世章与其兄徐世昌离职寓居天津，致力于教育、实业，尤其独钟文物收藏。其五女徐绪玲在《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品选》序文中说：“日伪时期，先父便写下：“金印不争，争钓石”的誓言，同徐世昌一起互相勉励，不顾日伪的胁迫利诱，拒绝做侵略者的帮凶，保持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先父收藏古砚始于20年代初，终其一生。藏砚达千方之多，而质量之精，价值之高，在全国实属罕见；图案、铭文镌刻之精美，足让人叹为观止。”
徐绪玲又言：“先父一生酷爱古砚，不但竭尽全力，多方搜求，而且呵护备至，精心研究。他曾请北京琉璃厂工艺高手孙庆天师傅，或以楠木、或以红木、或以紫檀木，各个配做砚匣，修补原配砚盒。又请当时誉称中国第一拓手的周希丁及助手傅大卣，长期居家七年拓制拓片。，自已则亲手记录每方古砚的名称、形制．尺寸、质料、图案、铭文，考订藏主身世、流传原委，然后分品论级，拟撰成一部宏伟的《砚谱》专著。”徐世章藏砚拓片均用上好宣纸，规格一致，右下角印《濠园砚谱》，其中的立体拓，比照片更胜一筹，古色生香，不仅使砚石璀璨生辉，更为后世留下一批传铳文化技艺的宝贵财富。
蔡鸿茹考据，徐世章所藏古砚中名人砚居多，如明未忠臣曹学佺《凌云竹节砚》，其铭文是一篇养竹明志记。清康熙著名砚台收藏家黄任收藏的《墨雨砚》，为黄任所藏砚中精品十砚之一，此砚石中现出黑色纹点，如细雨徐徐而下，徐氐铭其为“墨雨”。明遗民谢枋得款《桥亭卜卦砚》，清初谏臣初彭龄款《荷渔砚》。还有著名书法家、画家、民族英雄，如金农、朱彝尊、纪昀、翁方纲．阮元等人的藏砚。
徐世章藏砚，并非只为收藏，更重要的是对砚石及相关文化的深入探究。对每一方藏砚，都会反复把玩，仔细观察，或约三五亲朋挚友，共同切磋，赋诗题咏。徐世章还将每件砚铭者的生平小传、砚台的流传途径祥尽记录，附于砚盒之内。曾见著录的砚台，即将相关著录原书与砚同装一椟。遇有砚铭者其它遗物，如墨、图章、书画等，也作为附件一同入藏，构成一套完整的资料。这实际上是一项涉及各门类的文物研究工作。
徐世章嗜砚并精于鉴赏，这与之学养息息相关。他曾自镌印章有：“宝砚室”、“濠园宝此过于明珠骏马”、“如此至宝存岂多”、“所宝惟砚”、“闲人以砚为忙事”等以言志。徐世章说：“吾人收集古人之研，不独以研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可见其对砚文化的综合研究，提高到民族文化认知的境界。
徐世章一生俭朴，却以毕生身家与精力，收藏文物甚丰。其生前对子女说：“我毕生精力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从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宜保管。”徐世章身后，子女将他收藏的数千件文物，其中包括千件古砚，全部捐献绐国。当年的这一壮举，促使天津历史博物馆艺术部分离出来，单独建制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而千件古砚，以及馆内后续收集的古砚，至今仍是天津博物馆的强项，辟有单列展区，供人们鉴赏与研究。古砚研究专家蔡鸿茹撰文说：“今天，这些国之瑰宝得以保存下来，徐世章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说，徐世章不仅是收藏家，而且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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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汇石融通》特约作者——文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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