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朝鲜人民军作战
一、朝鲜告急 中国出兵
1948年8月，韩国在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分宣告成立；同年9月，北半部分的朝鲜也宣告成立。之后，各分南北的韩国和朝鲜始终摩擦不断，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开战之初，由于两方实力悬殊，朝鲜人民军势不可挡，仅三天时间就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到7月底，即夺取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把南朝鲜军队和美军逼到了洛东江一线。
一直在虎视眈眈窥视朝鲜半岛的美国正试图借助韩国来扩张自己在亚洲板块上的统治，朝鲜战争显然严重影响到了他夺得亚洲霸主的梦想，美国政府不能容忍朝鲜人民军的胜利。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被切断，兵败如山倒。至9月底，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在三八线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向北进攻。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
朝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10月1日深夜，朝鲜当时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紧急约见了中国驻朝大使，希望能够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朝鲜。
10月3日，北朝鲜紧急派内务相朴一禹来到北京，将金日成和朴宪永（副首相兼外务相）的联名求援信递交中共中央，正式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信中写到：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危机，请求您（毛主席）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与此同时，苏联主席斯大林也向中共中央打去了电话，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派兵支援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由于朝鲜和中国比邻而居，中共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在美军将手“伸”过三八线、甚至试图干预解放军解放台湾时，中共中央经过权衡，认为需要择机出兵帮助朝鲜，以保卫祖国的安全。
10月4日、5日，毛主席连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会上两种意见分歧很大。经过反复讨论、反复权衡之后，中央政治局最终统一了意见，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10月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同日，由东北边防军改组而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彭德怀司令员飞抵沈阳，开始着手做出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蓄势待发。
资料图/彭德怀司令员与金日成首相在朝鲜前线
二、统一指挥 迫在眉睫
决定出兵朝鲜之初，中国和苏联方面曾经商定，由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出动志愿军帮助朝鲜。可是，就在13日志愿军即将出发的关键时刻，苏联却突然告知，他们的空军支援还没有准备完善，至少还需要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
面对突然“变卦”的苏联军方，中央军委在经过一系列的商讨以后，仍旧决定按照原计划出发。18日下午，毛主席还特地在会议上表示，现在敌人已经攻到平壤：“我们志愿军无论有天大的困难，计划也不能再变，仍旧按原计划渡江！”
就这样，在19日的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原定计划，从辽宁丹东、吉林集安和长甸河三处口岸开始渡江入朝。
对于求援中国政府出兵朝鲜一事，作为朝鲜人民军统帅的金日成，一开始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帮助朝鲜顶一阵子。基于这个想法，中国入朝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自然应该由北朝鲜领导人掌握。
对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表示坚决不同意。
彭老总到达朝鲜后，通过实地了解情况，致电中央军委：“朝鲜党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彭总认为，为了“对几十万士兵负责”，绝不能把志愿军交给北朝鲜人指挥，去冒险。
为了协调两国军队的联合指挥问题，彭德怀司令员不惜冒着敌军空袭的危险，在朝鲜新义州和当时的朝鲜外相朴宪永会面，并且于21日会见了朝鲜首相金日成，就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队的部署与联合指挥问题进行商讨。
中朝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执。
因此，在第一、第二次战役期间，中朝军队基本上是各打各的，没有形成统一指挥，更谈不上战役协同。
为了保证朝鲜战争的胜利，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必须尽早解决。
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毛主席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和金日成）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电告莫斯科，向斯大林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斯大林很快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中朝军队”的意见。
鉴于斯大林的态度，加之当时北朝鲜人民军主力大部已经溃散，金日成不得不妥协，同意让出指挥权，却又不十分同意建立两国联合指挥所，他甚至不愿意两个司令部挨得过近，只愿意派遣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在志愿军中担任驻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代表，负责两军作战时期的通讯协调、交换情报等等任务。
可是，没有联合指挥所，只有一个所谓的“朝鲜代表”，军队无论是军需补给问题还是行军战斗问题，都很快开始变得“障碍频发”——
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或延迟、或混乱，配合作战时矛盾重重，甚至还出现了朝鲜人民军的炮火误伤志愿军的重大“乌龙”事故。尽管这些事故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然而，如果放任不管，必然会对后面的军事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资料图/金日成、彭德怀、与中朝两国指挥员
三、联合作战 彭总挂帅
终于，随着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的“胜利会师”，中朝联合指挥部的成立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950年12月上旬，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朝鲜进行了会谈，正式讨论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事情。
在商议时，金日成希望，能够由他来全权指挥中朝两国之间的大部队行动。面对金日成的“野心”，一向耿直的彭德怀直接反问道：“你指挥过多少军队？”
实际上，无论是人数还是队伍，朝鲜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彭德怀的一句话，就问得金日成哑口无言——他意识到，自己在指挥大兵团、大规模作战上，和这位共和国的“彭大将军”，真的差得很远。
至此，中朝联军的军事指挥权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由彭总统一指挥，朝鲜人民军的指挥权交与中方，金日成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
这时，志愿军入朝作战已经2个多月，也就是说，直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发起时，中朝军队才实现统一指挥，联手向南突破三八线。
由于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是从中国回去的，如金雄、朴一禹等都毕业于延安抗大，担任过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因此联合司令部组建后，中朝联军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顺畅的。
四、掌控全局 指挥若定
事实证明，中国在军事实力和作战经验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为保证战争胜利，也为了“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彭总高瞻远瞩，据理力争，坚持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自己手里，是完全正确的。
中朝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无论是配合程度还是战斗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这之后的第三次战役里，中朝军队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完成了对“联合国军”的反击，并且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宝贵胜利。
然而，在取得胜利后不久，联合指挥部中却就“是乘胜追击”还是“原地休整”产生了分歧。朝鲜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联合国军直接赶出朝鲜半岛；可是彭德怀却并没有被这场胜利冲昏头脑，面对苏朝两方的指责和质疑，彭德怀冷静地表示，我们的战士们已经很疲惫了，伤亡也很大，部队需要及时休整。
见彭德怀十分坚持要结束第三次战役，拉佐瓦耶夫立刻怒道：“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怕不能全歼敌人，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
彭德怀反驳道：“我们已经是‘疲劳之师’，补给还没跟上，后援部队也没到，即便占领了地方，也守不住，还会被敌人夺回去。”
实际上，在第三次战役的末尾时，志愿军已经入朝两个月，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当中进行了三场大型战役，不仅减员十分巨大，战士们东奔西跑，更是已经格外疲惫。
不仅如此，由于前线的推进，后期补给线被迫拉长，由于没有足够的防空掩护，后勤部队补给运输速度十分缓慢，很多战士们只能靠“一把雪一把炒面”艰难存活，而长期吃不到肉和蔬果，导致战士们营养严重不足，有不少战士接连患上各种怪病。
疲惫和伤病之下，志愿军压根没有足够的战斗能力，可以将美军一举击退，因此，彭德怀的指挥是正确而中肯的，可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来自苏联的拉佐瓦耶夫并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
吵到最后，性情耿直的彭德怀说：“如果你坚持追击，那就用人民军追击吧，由你们直接指挥，而志愿军负责守备和防御工作，他们需要休息。”
气愤不已的拉佐瓦耶夫甩袖而去，很快就朝鲜战场上的分歧致电斯大林，表示对于彭德怀的不理解；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毛泽东写信坦明了朝鲜战场志愿军遇到的困局。
几日后，拉佐瓦耶夫接到了来自斯大林的回信。他不仅支持彭德怀的做法，更是将拉佐瓦耶夫调回苏联工作，以这种实际行动来支持彭德怀。而毛主席更是急电回复彭德怀，表示认为志愿军需要再撤至仁川汉城以北地带，休整两到三个月为佳。
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支持下，最终，彭德怀争取到了第三次战役的结束，志愿军转入休整防御状态。可惜的是，志愿军仅仅休整了不到二十天，就迎来了联合国军的凶猛反扑，在装备武器都还没有得到足够补充的情况下，就再度走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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