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一生人品无缺，是中国民族当之无愧的骄子和伟人。但即便像总理这样功绩显赫的共和国元勋，也曾因为被诬陷，而陷入过苦恼。周总理病逝前，除了肉体层面的痛苦，他内心始终有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那就是纠缠总理生命最后岁月的“伍豪事件”。这个事件清者自清，但在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眼里，却如同一个谜团，影响了伟人的名节。
1919年，年轻的恩来同志在天津工作，他领导一批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名为“觉悟社”的组织，并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在那个动荡时代，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更好地投入革命，他决定让所有成员都使用笔名来撰写文章，不对外暴露真实身份。抽签时恩来同志抽到了5号，他便根据这个数字的谐音，取笔名为“伍豪”。
后来他对这个笔名越发习惯，由于客观影响力并不算大，在其他场合有时也会使用，不仅拿来发表文章，还会涉及到一些党内事务。著名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后，总理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该组织一度被冠以“伍豪之剑”的别称，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党内同志、揪出并惩治叛变人员。
1931年，变故发生了。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这使得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陷入巨大危机之中。关键时刻恩来同志凭借着勇气与智慧，跟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涉险帮组织躲过了这场劫难。但此次危机，也使得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加狭小。为了与反动派周旋，恩来同志在1931年离开了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他在那里就任了中央局书记，与亲密战友毛主席、朱老总并肩作战。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系统得知了他的行踪，并开始使用诡计。为了污蔑恩来同志、离间我党内部关系，敌人在1932年伪造了一份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大肆印发刊登。显然，这份假的启事妄图给我方制造混乱和分裂。反动派抓住恩来同志离沪这一事件，说“伍豪”被捕后已经“悔过”，才得以安然脱身。这一招阴狠歹毒，不直接提真名，就说伍豪怎样怎样，把离间手段用到了极致。
面对敌人的无耻行径，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判断非常清晰，很快在苏区发布了布告，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手段，在同志和群众中澄清事实，保护恩来同志的名誉。几十年过去，总理也很少再想起这件旧事。然而在1968年，“伍豪事件”再次被提起。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别有用心之人企图“打倒”总理，捕风捉影地利用这个陈芝麻烂谷子般的事件，进行诬陷。他们罗织的所谓材料，被交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手中。
为什么是许世友？因为上海归南京军区管，而那些坏分子的大本营，当年就在上海。许世友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干部，自然不太了解中央苏区的事情，此前他没有直接接触过“伍豪事件”。所以看到这些材料后，将军大为震惊，一时间竟难辨真伪。他不好擅加判断，便决定立刻乘坐飞机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由中央首长定夺。
许世友从南京赶来，毛主席知道有不寻常的事。但在看完材料后，毛主席感慨地摇了摇头，跟几十年前一样，他对总理的品格没有丝毫怀疑。毛主席连连摇头，是因为担心另外一种情况。主席严肃指出：看看，许世友都六十几岁了，对这种反动派阴谋都判断不出来。这倒不怪他，但可以看出敌人的污蔑手段，对我们的影响多么严重！
更严重的是，蒋军早已败退台湾多年，六十年代的污蔑，其实是来自内部，这尤其令主席担忧。周总理本人，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一向不爱辩解的总理，压力很大，专门在68年5月19日写信给毛主席，附带历史材料进行说明，详细讲述了那个所谓的伍豪事件。毛主席宽慰总理：真相早已弄清，属于造谣诬蔑，你不要往心里去！由此可见革命战友之间的信任，是无比坚定的。但这件事毕竟事关名节，在总理晚年，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