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负责领导全国武装力量，1979年2月对越反击战打响前，时任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元帅、小平同志当年都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不过在做出对越开战的决策前，华主席是反对出兵的，邓公则坚决主张惩戒越南。后续的历史脉络我们很清楚，但为何军委副主席的意见能成为中央的最终决策呢？
华主席不赞成用兵，是从他眼中的“大局”考虑的。越南之所以在我国南部边境反复挑衅，除了自身军力和区域野心膨胀外，背后主要受到超级大国苏联的怂恿。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两国在边境线上长期对峙，到1976年华国锋上台后仍未有缓和的迹象。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处于越南和苏联的南北包夹之中，如果我军反击越南时，北边的苏联趁机发难，对于我国的安全将造成严重威胁。
除了华国锋外，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同样不支持对越开战。叶剑英是十大开国元帅之一，战争年代他各种危急形势都经历过。尽管越南当局忘恩负义确实可恶，但邻国之间有摩擦的情况太常见了。加上我国社会刚刚恢复平稳、进入改革开放期，叶帅希望用相对缓和的方式来处理中越纠纷。而军队中德高望重的徐向前、粟裕等人，也都对出兵之事持谨慎态度。
事已至此，按说中央军委主席能够做出决策。但小平同志坚持反击越南侵略者，并得到了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陈云的支持。他们认为，只有以武力惩戒越南，才能真正为我国赢得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邓公对华主席明确表态：这一仗，我们非打不可。虽然当时邓公的职务只是军委副主席，在军队领导层面他是华国锋的下级，但中央却按照邓公、陈云的意图，最终做出了对“越小霸”开战的决定。
这个过程看似有些不寻常，但又在情理之中。结合时代背景，华国锋虽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项党政军最高职务，但因为“两个凡是”的提法，1978年他受到了来自党内外的不少批评。到1978年底时，华主席已经不再坚持这个提法，而是坦言自己“讲得太绝对，应该检讨”。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在核心领导层中非同小可，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华主席权威的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事实上已经确立，只是职务上还没有完全体现。1979年初邓公应邀访美，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卡特，就很能说明问题。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邓公更是公开指出：“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不久之后，他便兑现了在美国时的讲话内容。1980年-1981年间，华国锋先后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领导职务；邓公只接任其中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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