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前教育（作者：陈永生）

幼儿园，记得我们小时候都叫“幼稚园”，名称有点不同，可能与时代有关。

1、位置

那时，我家住在斜徐路1254弄(后改为肇嘉浜路193弄)，在打浦桥与大木桥之间，所以，我就近上的幼园就在打浦桥，因为那时的幼儿园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幼儿园的具体位置在徐家汇路与建国中路之间的瑞金二路上，泰康路的斜对面，整幢建筑坐西朝东。(见附图1)

附图1

2、格局

这是个带院子的法式建筑，古朴、气派，因为这一地区以前是法租界。

另外，这一带又是打浦桥商业区，店铺栉比鳞次、交通车水马龙，很是热闹。(见附图2)

附图2

(关于这一地区的详细情况，参见拙作《打浦桥》，载2021年12月29日《上海老底子》)

幼儿园一进门，是个天井，北方人叫院子。南、北、西三面都是房屋，呈“U”字型，好像都是三层楼，显得高大。

其实，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幼儿园的，不久后便发现，它是一个小学里的一部分。因为我曾去过南面的楼上，看到过教室，还有就是老师办公室里的鸟类标本，这说明至少是个小学。

我们的幼儿园就在这幢整体建筑北面的底层，两、三间大屋，即一进院子的右侧。(见附图3)

附图3

3、名称

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个幼儿园叫什么名字，长大后才知道它当时是附属于这个小学的，小学叫“中正小学”。

沧海桑田，多少年后这个小学沒了，好像整幢建筑都成了幼儿园，门口挂的牌子是“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幼儿园”，简称“瑞二幼儿园”。

4、老师

一般来说，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女的，我们幼儿园亦然。

我们的老师姓“严”还是姓“阎”，不知道，反正是这个发音。然而，当时我觉得她姓“年”，因为对我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发音唯有“年”有印象，因为年年要“过年”。再说，“年”与“严”“阎”这三个字在上海话中是同一个音，都念nian，既然这样，那就权作“年老师”吧。

我至今还记得年老师的模样：高高的个子，长腿，微胖，短发，脸面饱满，眼睛明亮，皮肤白晳，那时大概也只有三十几岁吧。

她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从不严肃冷脸，更不用说训斥孩子了。

5、生活

幼儿园里有些什么玩具？做些什么游戏？我早已记不得了，毕竟那时年纪太小。当然，少不了“排排坐，吃果果”，至于唱歌、涂蜡笔之类的也肯定是有的。

不过，吃些什么，倒有点儿印象。是啊，孩子嘴馋，又是长身体之际，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应该说对吃是最感兴趣的，于是便成了记忆最深的。

每天，家里吃了早饭去幼儿园，到10点左右，有点心，一般是两块饼干，外加一小杯水或牛奶。午饭通常是米饭、面食，都是一点儿，也时而喝粥，一般是莱粥、糖粥居多，有时也喝汤就面包。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点心，也是饼干之类的。

在喝的汤中，有一种汤记忆深刻，这是一种里面有牛肉丁、薏米(大西米)、芹菜丁、胡萝卜丁等的汤，汤水略有点混浊，味道很特别，这是在老百姓家里所看不到的。

离开幼儿园后，长大成人，就再也沒喝到过这种汤。不过，四十年后，在加拿大的餐厅里却又见到了它，与幼时喝的味道完全一样，顿感亲切。这时我才明白，当年为什么中国家庭沒有这种汤，因为是西餐，一种正宗的外国汤。查了一下，英文名为Brunswicksoup，属清汤类(相对浓汤而言)。

幼儿园每天都有午睡，是席地而卧，因为地上铺的是老式的木地板，很干净。

小被子是家里带去的，隔段时间的周末就带回家来洗洗，而后再拿去幼儿园。

6、小朋友

幼儿园里的那些小朋友早就记不得了，因为那时的确是太小了。唯有一个，还有点印象，原因是我与他曾在外面一起玩过，至于姓名，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他家是开布店的，就在瑞金二路上。由于双方家长在每天接送小孩时相识，所以，放学后我家人也带我去他家布店里与他玩过几次。

有来无往非礼也，有一天下午，我的家人来接我时，在征得他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顺便也将他接到我家来玩玩。

从繁华的打浦桥商业区，一下子来到浜南的棚户区，他感到新奇。

记得那天我们还一同去了我家西侧的坟场玩耍，那里，地上有野草、小花、石塚，空中有蝴蝶、蜻蜓、小鸟，还有三座三层楼高的宝塔。眼前的这些，对他这个一直生活在闹市的孩子来说，觉得挺有趣的，因为都是第一见到。

直到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的家人才送他回布店，当然，我也跟着一起去转了一圈。返回时，繁华的打浦桥商业区已华灯初放、万家灯火了。

那时我才五、六岁，来回幼儿园都要有人接送，接送我的，除了家人外，还有邻居，就是隔壁的时同生。

时同生在他家是最小的一个，上面有哥哥、姐姐。因为他父母年纪较大，所以就看作与我爷爷、外婆同辈。于是，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管我妈妈叫大姐，这样，我就该叫他舅舅了。其实，他也只比我大六岁，人小辈份大，这是常有的事。

时同生当时在建国中路、思南路附近的一所小学里念书，已是高年级了。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我们幼儿园的门口，这样，我的接送便主要由他承担了，日长时久，我家人反而倒不多了。

时同生如今已八十岁了，我们一直有往来。他记忆很好，还能记得当年我幼儿园的格局与年老师的模样，还有就是每天放学他来接我时小朋友们所唱的那首临别歌：

“老师啊，再见吧！小朋友们，再见吧！爸爸妈妈等着我们早点回家。

老师啊，再见吧！小朋友们，再见吧！明天再来一同学习一起玩耍。”

多么真切、多么朴素的儿歌啊！尽管我早已忘却，但经时同生这么一提，我一下子觉得恍如昨日，仿佛又回到了儿时，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是啊，一晃，近七十年的时光象流水一样地过去了，我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再也回不到那种生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从家到幼儿园的这段路较长，要走二十分钟。在那两年里的来回路上，时同生讲了许多故事给我听，还告诉我很多的人与事。

当然，除了每天的接送，还有平时与他的接触，可谓形影不离，用上海话来说，我是他的“跟屁虫”。因为我们两家是“贴隔壁”，再说，与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阴雨连绵的傍晚讲的“黑皮棺材”，鬼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他躺在床上仰天唱的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歌声婉转悠扬。

虽然他只不过比我大六岁，然而，在孩童阶段，这六年是相差不起的(上海人叫“推扳勿起”)。那时，他要比我懂得许许多多，在我眼里，他已是个大人了。

通过他，我矇矇眬眬地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了一些最浅近的印象，也渐渐知道一些最简单的常识与道理。可以说，时同生是我童年时代的启蒙者，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一个不是老师的老师。

中国人往往将“认字”作为“读书”的开端，即现今所谓的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

我何时开始认字？现在想来，其实并不是我进小学以后的事，而是在幼儿园阶段。当然，教我的不是幼儿园的年老师，也不是邻居时同生，而是另一个人，我爷爷。

我爷爷叫陈芝芳，是个中等个儿的老人，瘦瘦的，白白淨淨，峻峭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时也只不过五十几岁吧。

爷爷平时总是穿着一件长衫，直到冬天才改为一件棉长袍。他的这种穿着，在1254弄这个短衣短袖的劳工群中，显得不太合众。再加上他文质彬彬、举止斯文，轻声慢语、温良恭俭，所以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人。当然，在那个时代，他只是个时运晦暗、无能为力的社会底层的普通知识分子。

爷爷幼时读过书，年轻时当过私塾老师，还懂会计，曾给人家当过“账房先生”。

另外，爷爷写得一手好字，当然是毛笔的。在我的记忆里，每逢过年，他总是给邻居们写门联、红帖等。平时还为他人捉刀代笔，代写一些家书之类的信件。

总之，我爷爷在当时的斜徐路1254弄这种底层劳工大众中，也算是一个凤毛麟角的有文化的人。

正是他有文化，所以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便开始教我识字。

那时家里穷，要省钱，“家教”时写字不买纸，而是将香烟壳拆开，摊平，再将其剪成一个个的小方块。其中“双斧”牌香烟壳居多，可能与这个牌子的香烟便宜有关吧，才一角四分一包，容易找到，我还记得烟壳是黄颜色的。

爷爷将其剪成几个一寸见方的纸块，用其反面的空白，写上所要教的字，一块一字，称为“字方子”。当然，“字方子”上的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工整、秀气。

无疑，这些字都是最基本、最启蒙的，如：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天地日月、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方圆长短、水火木土、手足耳目、花草树木、鸡鸭狗猫，等等。

每天从幼儿园回来，爷爷便教我认字，除了念，还用最浅近的话语给我解释每个字的意思，他很耐心、很和蔼。

遗憾的是爷爷教我认字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因为他在1955年就突然生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