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杀人案件作案者的暴力偏执谱系

原文标题：Mass Murder and the Violent Paranoid Spectrum

中文标题：大规模杀人案件和暴力偏执谱系

原文出处：《Psychiatric Annals（精神病学年鉴）》2014年第5期，总第44期。

概要：广为媒体关注的大规模杀人案件的作案者通常看起来患有精神疾病。然而，并没有研究能够清晰地证明这些人大多是精神病患者，乃至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相比之下，研究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心理构成的个案研究往往揭示了他们认知中的偏执特点。例如，许多人被发现充满了社会迫害的感觉，并对他们所认为的迫害者进行报复。此外，他们都无法接受他们现在的处境，并选择用暴力报复行为来否认现实。

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法医心理语言学对他们的日常通信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偏执心理存在于从不信任到坦率的偏执妄想的连续妄想中。最后，本文试图在在偏执谱系中的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身上归纳描绘出一种精神分析的认知进展架构，以期为早期识别和可能的干预划定阶段。

【译者注：①精神分析学，也称为精神动力学，是一种源自奥地利的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它主要探索人的潜意识过程，尤其是潜意识欲望、冲突和记忆如何影响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②谱系，spectrum，在精神病学中通常用来描述某种心理或行为障碍的连续谱系。这个概念强调了精神疾病或障碍在不同程度上的表现，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固定或单一的疾病状态。例如，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就是使用这个概念，它包括了从轻微的社交困难到严重的语言和沟通障碍的一系列症状。】

大规模杀人案件——在同一事件中同一地点杀害三名或三名以上受害者——是一种罕见但灾难性的现象。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常见因素包括极端的愤怒和报复情绪、缺乏共犯（在成年人大规模杀人案件中）、社会疏离感和计划/组织犯罪。在对五名未被击毙的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进行详细的案例研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历史因素。这些研究对象都在童年时期被欺负或孤立，后来成为孤独者，对自己的社会异化感到绝望。他们表现出多疑和怀恨在心等偏执特征。他们的世界观也体现出一种偏执的心态——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通常都是呈拒绝倾向且冷漠的。因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沉浸在怨恨之中并体味过往的羞辱。这些反思后来演变成暴力报复的幻想。

从病因学的角度来看，导致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因素是广泛的，因此必须通过生物-社会心理模型来处理。生物学因素包括可能的脑部病理，以及抑郁症和精神病等精神疾病。心理因素包括消极或脆弱的自我形象、偏执的动机、以及将自己龟缩到暴力和无所不能的报复幻想中。社会因素包括孤立、可能被同伴排斥，以及缺乏亲社会支持。考虑到大规模杀人案件的研究范围的异质性和缺乏性，目前不能妄下定论，不应假设这种案件是由精神病理学、创伤性生活事件和诱发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引发的。

偏执狂的自恋维度是由以下事实体现出来的：受迫害的个人认为自己过于特殊以至于被针对；系统的偏执化认知导致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反馈循环，阻止了外界信息消融偏执“信念体系”的可能。这是一个迫害（自我）的回音室。正如Chessick所指出的那样，偏执的个体将自我隔离开来，以保持与他人的情感距离，并保护他脆弱的自我形象。其结果是一种偏执的“信念体系”，任凭这些个体封闭化他们病态的自我认知。【译者注：偏执，又译作偏执狂，paranoia，是古希腊的一个精神病名词，其意义是精神不正常，有“灵魂出窍”的含义。本病特点为“逐渐发展的一种来自内部原因持久而不可动摇的系统妄想，其思维过程清晰而有条理，意向活动保持良好”（Kraepelin，1921)。同时指出妄想不伴有幻觉，也无人格衰退，本病较罕见。患者的妄想较广泛，包括夸大、被害、色情、嫉妒和躯体等内容】。

根据这些个体的生物心理社会体质，尤其是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可能需要对偏执信念的系统化，以更完整地封闭化他们的自我认知缺陷。无论其偏执信念的程度和精细程度如何，对于偶然的观察者来说，偏执个体的现实只会围绕着一组相对狭窄的关注点而出现缺口——这个“缺口”最终被“妄想系统”所填补。此外，妄想的发作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偏执的个人自尊与现实有所妥协。通过“畸化自身，放弃其统一性的某些东西，甚至长远来看依旧会被撕裂”的代价，来避免（其自尊的）破碎。【译者注：妄想，delusion，在精神病学上,妄想通常被定义为稳固保持的、难以纠正的错误信念,此种信念同可资利用的信息与主体的社会群体中的信念不相一致(见: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87:395;Hughes，1981:206)。妄想是偏执狂(paranoia)的核心临床特征,而且其范围可涵盖从单一的观念到复杂的信念网络，即所谓的“妄想体系”（delusional systems) 】。

此处所讨论的偏执类型与大规模杀人案件的作案者有关，且涉及两个细微但重要的差别：与暴力和“维度”的联系。暴力风险的增加与偏执有关，尤其是对于某些有其他共病危险因素的个体的偏执妄想。“维度”指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即人格特质“可以被定位在特质维度的光谱上”，因此，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其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妄想症会持续存在于大规模杀人案作案者的范围内，例如，从多疑到妄想的“维度”：一些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凶手，如Jiverly Wong或Jared Loughner，显然属于偏执型精神病的范畴。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人，如Marc Lépine或Eric Harris，由于受到虐待和社会排斥，似乎怀有强烈的不公正感。后者的交流充斥着偏执的主题，但他们并没有上升到正式妄想的水平。“维度”是对所有人格和人格障碍的一种更真实的测量，也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方式变化的初衷，其也在目前新的诊断手册中被描述为一种“新兴的测量和模型”。

据观察，在美国，在一个案件中杀死10名及以上受害者的凶手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现出“某种偏执症状”。不管大屠杀凶手的精神病理在偏执谱系中处于哪个位置，我们都可以认为，他在犯罪前的认知过程有某些相似之处。为了便于讨论，认知过程将被分解为四个阶段：感知威胁阶段（perception）、思考威胁阶段（contemplation）、决策阶段（decision），最后是解决阶段（resolution）（如表1所示）。这些阶段展现了心理活动大概的时间段——因为一个人的发展不太可能被明确的界限和可预测的转变所清晰界定。感知阶段包括感知个人不足和感知外部威胁的结合，无论这种不足和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在非精神病性杀人凶手的案例中，威胁通常包括同伴的某种形式的社会性孤立。不管是否是凶手所妄想的，这些感知在客观上的确刺激了羞辱和愤怒的感觉。

在思考威胁的阶段，潜在的罪犯考虑或“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以及他是否有可能通过传统的合法途径消除这些威胁。在断定自己不太可能战胜威胁之后，他将处于关键的决策时刻。在决策阶段，他必须调用自己的内部资源和自我防御，以亲社会或反社会的方式面对威胁。他要么接受现状，寻求非暴力妥协，要么坚决拒绝接受现状——后一条道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人放弃现实的希望，将思绪龟缩到无所不能的暴力幻想中，如果选择了这一路径，通常会选择致命性暴力以实现报复。这样的暴力幻想可能会长期存在，成为一种与世隔绝的精神家园，但在少数情况下，这种暴力幻想会最终演变成为研究、计划、准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暴力——这便是解决阶段。

这种偏执型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认知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受威胁的自我”模式，与Menninger关于导致愤怒爆发的因素的观点一致。根据Menninger的说法，有五个关键因素促使这种暴力行为：1)自恋伤害被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导致2)对理性解决方案的绝望；3)认为情况无法容忍，需要采取行动；4)获得武器；5)不顾后果，加上一种“强烈的”愤怒感。为了阐明这个过程，Menninger用了一个孩子遭受某种痛苦的例子。孩子马上就会“想让别人知道……想知道他或她到底有多疼。”内在的对话可以表现为：“当我被你伤害时，我希望你受到和我一样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打我，我就打你。”

然而，在患有偏执狂的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凶手的案件中，自恋性创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凶手认为的过度报复和将不成比例的痛苦转嫁到那些被认为是迫害者的人的身上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此外，自恋性创伤的实际程度可能会被大大放大，并暗示出受迫害的论调。例如，在Seung-Hui Cho的案例中，他在绝笔中将其他学生（他几乎不认识）描述为“强奸了我的灵魂”，并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另一个例子是亚特兰大短线交易员Mark Barton，他在1999年枪杀了9人，打伤了13人。Mark Barton的动机是抑郁和愤怒，以及严重的经济和婚姻问题。他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一种高度怨恨，但又绝望的态度。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不打算活得太久，只希望能杀死那些贪婪地想要毁灭我的人。”【译者注：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指的是对一个人自尊的打击。这种打击可能来源于他人的拒绝、批评或者不符合个人期望的经历，导致个体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下降和不被接纳的感觉。自恋性创伤是自恋发展受损的一种表现，通常与个体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受到威胁有关】。

然而，根据学者Menninger的表述以及当代关于大规模杀人犯的数据，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规模杀人犯的暴力行为不是突然的和火山喷发式的；相反，它是有计划的、有条不紊的以及工具性的，而且基本是不掺杂情绪的。2011年7月22日， 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发动了恐怖主义式的大规模杀人案件，夺走了77名无辜受害者的生命。Breivik不仅计划了多年的袭击，而且还利用冥想、音乐和视频来帮助进一步减少袭击时挥之不去的情绪。因此，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可能会以强烈的情感开始他的报复之路，但在他决定采取行动并退缩到暴力幻想中之后，他通常会走上掠夺性或工具性暴力的道路，而不再情绪化用事。

学者Klein首创的“偏执-精神分裂位”（paranoid-schizoid）的精神分析概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偏执型杀人狂的心理是有所帮助的。对暴力犯罪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具有一种信任能力受损、具有受迫害的世界观，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偏执的性格风格。这些观察结果可以与Klein的“偏执-精神分裂位”概念相比较，在“偏执-精神分裂位”中，个人的世界观是基于被认为是故意伤害或有目的剥夺的虐待感和挫折感。“偏执-精神分裂位”型犯罪者表现出与偏执相关的防御机制的使用（即投射、否认、分裂和投射性认同）。【译者注：① “偏执-分裂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是指婴儿早期的一种心理状态，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在这个心理位置中，婴儿体验到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敌对感，同时也存在一种分裂的态度，无法整合对外部世界的爱和恨。这种心理状态是婴儿对现实世界的初步适应方式，通过这种分裂和偏执的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避免被过度的焦虑所淹没。简单来说，"偏执-分裂位"描述的是一种早期的、自我保护的心理状态，其中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是分裂和偏执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内在的焦虑和不安。②投射，projection，最初是由弗洛伊德在其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中提出的，指的是个体将自己内心的冲突、欲望或不愿意承认的心理或想法转移给他人，通俗地讲，就是心里有什么眼中就会看到什么】

根据Klein的理论，“偏执-精神分裂位”型违法者还会有强烈的破坏性嫉妒感，Klein将其简单地定义为“破坏美好”的期望。因此，“偏执-精神分裂位”犯罪者必然会破坏他人享受被羡慕的能力。例如，在Seung-Hui Cho的声明中，他痛斥了其他学生，因为他认为他们拥有“梅赛德斯....金项链……信托基金……伏特加和白兰地等他们想要的一切”。然而，在同一份声明中，他展示了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嫉妒感，他说：“哦，我本可以和你们这些享乐主义者混在一起，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要是你们没有（脏话）把我的这种生活（脏话）夺去就好了。

正如Seung-Hui Cho所表明的那样，“偏执-精神分裂”型犯罪者将他人视为迫害者，这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受到了虐待，而且还因为他认为别人对生活的美好和与之相关的东西（对他）有所保留。法医心理语言学分析表明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Cho和Jiverly Wong的“偏执-精神分裂”定位已在其他方面被详尽体现。后文将简要概述法医心理语言学方法的程序和用途，并将其应用于另一位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凶手Kip Kinkel的分析上。

心理语言学是一门专注于语言心理学研究的学科，它起源于心理学家雅各布·罗伯特·坎特1936年的著作《客观语法心理学》。坎特对单词是个体心理状态的象征性表达这一事实很感兴趣。此外，书面语言可以看作是反映思想组织和内容的逻辑命题。该领域已经发展到包括研究语言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因素的各种学科。

心理语言学目前已经被用于法医领域以分析威胁性信息（communication）。法医心理语言学分析的当前应用包括威胁评估、作者身份鉴定、虚假的受害指控和陈述分析。心理语言学分析在分析来自未知或不充分理解的主体的交流时特别有用。人们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反映了他们的生物心理社会构成，仔细研究这些词汇可以揭示他们社会和心理世界的重要方面。例如，患有偏执妄想症但仍保持有组织和线性思维能力的人，可能更有可能有意地计划、准备和实施暴力。因此，这样一个人的语言应该反映偏执的特征，但表现出有组织的语法。

学者Hempel、Meloy和 Richards是第一批注意到大规模杀人案的凶手似乎被迫“以一种心理学上的抽象方式传达他们的主要动机”，有时甚至在杀戮开始前大喊大叫。从那时起，许多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成文性表达开始被分析研究，并显示出强烈的特征：迫害、疏远、嫉妒和报复。对一名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通讯进行法医心理语言学分析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除非有重大的个人意义，否则他不会费心去制作和/或传达一份宣言。事实上，有些人会做出特殊的努力，以确保他们最后的通讯或宣言将被大众传递和阅读。

报复通常是大规模杀人犯的主要动机，据推测，这些人迫切需要一个“观众”来认可他们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报复有戏剧的一面，这需要“第三方视角”的见证；他们不仅需要一个报复的目标，而且需要一个观众。这些信息——或关于不公正和压迫的象征性故事——可能被写下来、录下来，或者更常见的是被张贴在互联网上。这些信息是丰富的数据来源，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犯罪者的动机、精神状态和心理障碍。

极端暴力行为总是具有象征意义，并被认为是脆弱的自我的一种自我平衡功能。因此，这类个体的交流可能会反映出更原始的防御机制，如分裂、投射和投射性认同。虽然妄想和迫害色彩在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通讯中非常强烈，但必须要铭记的是，一些偏执谱系上的人现实中所真实遭受的虐待远比其所认为遭受的虐待轻微得多。

Kip Philip，15岁时在俄勒冈州斯普林菲尔德枪杀了他的父母和两名高中生，并打伤了另外25名学生。1998年5月21日，他因持有一把偷来的上膛手枪而被学校勒令休学。他最终被判处111年监禁，不得假释。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Kinkel一直在接受抑郁症治疗，并对枪支着迷。他的同辈形容他病态地沉迷于暴力。在被开除后，Kinkel的父亲立即告诉他，他正在考虑送他去军校。

在Kinkel案的审判期间，关于他是否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存在争议。不管他在偏执谱系上的定位如何，他在屠杀前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偏执-精神分裂”的动机、绝望和否定现实的决心。Kinkel的部分犯罪前的成文性表达将被用来演示“偏执-精神分裂”动态和认知进展。

“尽管我很讨厌，很少有人知道我是谁，但我仍然觉得事情可能会好转一点。”

在感知阶段，Kinkel既表现出深刻的消极自我形象，又表现出社会排斥的威胁。然而，他还没有到放弃一切希望的地步。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反对我，但没有人取笑我，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个疯子。有一个孩子是我最想杀的。我只想在他头上开个洞。我不喜欢的唯一原因是：希望。明天会更好。我的希望一旦破灭，人们就会死去。”

Kinkel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被社会孤立的威胁。像许多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一样，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黑盔甲”（black armor）的形象，以抵御迫害的威胁（例如他曾写道：“我是个疯子”）。此外，他开始进入思考威胁阶段，因为他越来越担心他的希望可能会破灭。临床观察表明，固守“偏执-精神分裂”位置的罪犯最终会形成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态度。这种虚无主义弥漫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绝望的感觉可能导致自杀和其他自我挫败的行为。

 “我需要帮助。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但她不愿意。我得找别人。我想我爱她，但她永远不会爱我。”

“偏执-精神分裂”的动机在这里被揭示了，因为他相信如果对方愿意的话，她可以帮助他，但相反，他的行为却以迫害和压抑的方式表现出来。Kinkel还透露，他幻想中的帮助和希望的来源是一位他希望与之建立恋爱关系的女性。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她，她却把它扔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只想让我完全痛苦？我需要找到更多的武器。我父母想要拿走我的一些枪！我的枪是唯一没有在我背后捅刀子的东西。”

这部分暗示了一个他所爱慕的女性对他的迫害。请注意，这种迫害后来被极端地扩大和普遍化，以至于他相信上帝把他挑出来“完全受苦”。从这个意义上说，Kinkel把自己放在约伯的位置上，约伯受到上帝的痛苦和折磨的考验。约伯的寓言是强有力且永恒的，因为它很好地描述了人类对“不应得的”痛苦的反应。观察到的心理反应顺序是：剥夺/痛苦，导致无知，然后可能转化为意识。这不仅体现在精神上的转变，也体现在心理上的转变。

对不确定和未知的煎熬状态的反应决定了是否会发生积极的转变。这一关键步骤通常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物社会心理优势、资源和能力，将不可接受的挑战转化为有意义的事情，从而获得感激和补偿的感觉（克莱因式抑郁定位，(the Kleinian depressive position）。Kinkel在报复性暴力中寻求伪权力和安慰，而不是走向亲社会的意义和补偿。事实上，他注意到这些物品（枪支）从来没有迫害过他，而且很可能在偏执和暴力幻想的自我封闭的领域里给了他很多安慰。

“很明显，没有人会帮助我。天啊，我差点就杀人了。我想让你感受这个，成为这个，品尝这个，杀死这个。杀了我吧。”

Kinkel承认了这一点，他似乎已经到了做决定的最后阶段，已经放弃了外界帮助、善意或希望的概念。他感觉到通过暴力的最终解决迫在眉睫。根据曼宁格对受伤的孩子的内心对话，Kinkel希望对方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此外，Kinkel的宣言暗示了投射心理的大量使用和边界感丧失的基本特征，以及自杀的愿望。【译者注：边界感丧失，boundary loss，在心理学中指的是个体在建立和维持健康人际关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我想杀人，让人痛苦而自己不用付出代价。”

这句话暗示了一种抹杀现实的欲望，以及退回到无所不能的暴力幻想阶段。但谋杀并造成痛苦而不付出代价是不现实的，这意味着需要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地方进行操作，在那里，正常的因果规则对行为人不起作用。全能被定义为“具有无限的或普遍的权力、权威或力量”。注意它与“浮夸”的区别，后者是“以假装的或做作的夸大为特征；“自负的”，或者对自己的价值、权力和重要性有“夸大的评价”。Kinkel的成文性表述并没有显示出对自己的夸大评价，而恰恰相反。因此，这句话反映了他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用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幻想来支撑他的自我。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认为，当孩子长大后，无法与他人进行有能力的互动可能会使他依赖于无所不能的幻想。

“我刚刚杀了我的父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很抱歉。我是个糟糕的儿子。我希望我被打掉了。我毁掉了我碰过的一切……我不配拥有它们。”

这些陈述是Kinkel在杀害他的父母后不久写的。他们似乎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渴望得到补偿。许多人会通过内部的心理斗争从“偏执-精神分裂”阶段发展到抑郁阶段，而Kinkel则用身体表现出这种冲突。他似乎已经认识到，虽然为时已晚，但他的父母是慈爱的，他无法利用他们给予他的善良和关怀；相反，他们的善良激发了他的嫉妒，这通常是心理健康专家在尝试治疗自恋人格时所会经历的治疗障碍。

在某些精神错乱的个体中，报复幻想可能包含对自我的愤怒，导致自杀和/或谋杀-自杀。报复幻想可能会变得顽固和持久，因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架，没有它，个体的心理会进一步退化——因此，更多地使用更原始的防御手段。报复心强的人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并通过反复思考和计划报复来抵御自我威胁。报复幻想通过提供一种力量的幻觉和一种恢复控制的感觉，作为一种强大的但暂时的，用以治疗羞辱的自我认知。这种幻想也会因为自我封闭而增强。学者Collins曾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秘密的幻想，伴随着计划和准备，激发了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秘密兴奋”，这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可能会推动他前进。在否认现实阶段，报复幻想承诺抹去个体无法忍受的现实和令人厌恶的自我意识。从真正意义上说，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现实测试（通常是处于边缘水平）会加剧其惩罚感。完全的偏执型精神病可能会成为这种痛苦生活的避难所，但矛盾的是，它可能会带来实施大规模杀人案件的承诺和决心。

认知过程是接受和/或转化意识的对立面。这是一场为保护自我而殊死搏斗，可以被视为最终的抵抗。可以说，自我认知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一种反向特殊性的形式来加强自己。偏执的大规模杀人案件的作案者往往是一个孤独的、令人震惊的抗议者，抗议着“不公正”的现实。阻止病情发展需要尽早认识和干预。为了阻止这种走向毁灭的进程，这些人在精神层面需要得到庇护，以躲避攻击他们的压迫感和无情的被迫害感。

大规模杀人案件是一个多重因素决定的事件，没有简单的预防办法。这样的悲剧是非常难以预测和避免的。考虑到大规模杀人案件的基本发生率极低，精神病学的努力最好花在方向上，而不是预测上。因此，预防必须依靠各种方法共同行动，以提供广泛的安全网。方法可能包括加强社会责任、精神病学工作和媒体责任。

社会责任可能带来希望的一个方面是关键第三方的及时认可。第三方通常知晓犯罪前的基本情况，但出于各种原因保持沉默。然而，“只有当有人警告这种行为可能发生时，预防才有可能……熟人通常在事件发生前就表示担忧。”“信息或泄露的意图可能以各种形式传达，包括口头，或通过互联网页面或Youtube。很有可能家庭成员或社会联系人是唯一能够合理采取措施对潜在罪犯进行评估和治疗的人。如果个人向第三方表现出令人担忧的迹象，向执法部门和/或精神卫生当局报告的责任似乎比个人隐私问题更重要。对于与学校或工作场所有关的违法者，同事、老师或同学一旦有合理的担忧，可以考虑通知当局和/或人力资源人员。

对于心理健康专家来说，细致的临床风险评估和管理将会被作为对精神病人护理是否全面称职的重要评价因素。尽管未来的研究无疑会增强我们对这种针对性暴力的“警告行为”存在的认识，但心理健康临床医生将通过在临床相关或关键时刻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为处于危险中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应特别注意“是否有手段、是否有计划、是否作好准备，以及是否有不顾后果地将诺言付诸行动的公认承诺”。对具有强烈报复幻想的个体进行风险评估时，必须考虑报复幻想的强度和质量、“对自我认知威胁的脆弱程度”以及相关的生物心理社会变量。

偏执型大规模杀人案件凶手的心理可以解释为存在于从偏执特征到精神病型妄想的光谱上。不管一个罪犯在光谱上的位置如何，许多人都有共同的潜在心理动力。对妄想症谱系杀人者的法医心理语言学分析表明，社会迫害、嫉妒和报复幻想是主要的共同特征。偏执型精神分裂状态的克莱因理论（即投射、内摄、分裂与投射性认同）与同一种认知进程一起作用，这种认知进程趋向于无所不能的幻想和暴力报复。通过第三方知情或泄露意图来识别这一进展，则是一种重要的潜在预防方法。

本文编辑 ✎ 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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