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ian Leader（生于 1965 年）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和作家)本文译自《What is Madness?》的第九章，以下是第一至八（上）章。
![]()
9.埃梅（Aimée）
1931 年 4 月 18 日，一位年轻女子在巴黎圣乔治剧院（Théâtre St-Georges）外试图接近著名的女演员休盖特·迪弗洛斯（Huguette Duflos），当时她正在出演一部名为《万事大吉》（Everything
is Going Well）的戏剧。“你是迪弗洛斯夫人吗？”那个年轻女子问道，当这位女演员做出肯定的回答时，那个年轻女子突然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把大猎刀，朝她砍去。这一击割断了迪弗洛斯手部的肌腱，而袭击者很快就被舞台工作人员和路人制服。她先是在圣拉扎尔（St-Lazare）的警察牢房里被关押了两个月，然后又被送往圣安娜医院（Ste-Anne），她的情绪也明显平静下来。是什么让她做出这样的事？她问。她怎么会想到要攻击迪弗洛斯呢？她的杀人热情似乎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平静。可见的、可怕的疯狂怎么会经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变得平和与镇静呢？玛格丽特·安齐厄（Marguerite Anzieu）的案例——因她自己撰写的小说中的主角而被称为“埃梅”——让我们不仅可以详细研究精神病的触发过程，还可以研究其表面上向“理智”的转变过程。这个问题将贯穿接下来的两章，在这两个章节中，尽管存在潜在的精神病，但我们探究的案例却显示出某种外部稳定性，甚至是社会一致性。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蜕变？我们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持续性的蛰伏，或者相反，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稳定和创造行动的结果？正是安齐厄引起了圣安娜医院年轻精神病学家雅克·拉康的注意。拉康当时31岁，正在撰写主题为“自我惩罚偏执狂”（‘self-punishment
paranoia’）的医学论文。那些年，法国精神病学专注于构建鉴别诊断，定义精神病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症状、临床表现和预后。拉康已经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着迷，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当前关于精神病分类的争论。正如精神分析描述了那些出于预先存在的罪恶感而犯罪以给自己带来惩罚的神经症患者一样，拉康认为对惩罚的寻求可能会定义某种形式的精神病。1931 年 6 月，当拉康遇到安齐厄时，他似乎找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临床病例。这是一个明显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甚至具有明显的杀人企图，但在行凶后不久，她又变成了一个充满悔恨和谦卑的人。似乎她所受到的惩罚对她的疯狂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她通过自己的行为所寻求的正是对自己罪行的承认。尽管她只是拉康论文所依据的四十个案例之一，但拉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去看她，而论文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详细研究安齐厄的生活。他所关注的临床细节是变化的时刻，即安齐厄的妄想明显消失的时刻。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讨论疯狂的问题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将精神病人喧闹的、可被直观的形象转化为更被包裹的和内在的东西的过程。玛格丽特被捕后在医院住了几年，没有再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或被社会认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最近发现的文件描述她在监禁期间 "很平静"，是个"好工人"，经常要求释放她。1938年，她从圣安娜转移到维尔埃夫拉德（Ville-Évrard），并于1943年从那里释放，之后从事过管家和清洁工等各种工作，再也没有引起精神病学或法律的关注。她于1981年去世。玛格丽特·潘丹(Marguerite Pantaine)1892年7月出生于法国康塔尔地区的农民家庭。她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她后面还有三个弟弟。1890年12月，家里最大的孩子在五岁时夭折，而一个死胎也于1891年8月出生。玛格丽特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比她大五岁的姐姐埃莉斯照顾，直到埃莉斯去为她们的叔叔工作。在描述她的童年时，玛格丽特认为自己是“garçonnière”，一个假小子，她大多与她的兄弟们一起玩耍，或者沉浸在“孤独的遐想”（‘solitary reverie’）中。她与母亲有着特殊的联系——她称之为“一种独占的依恋”（‘an
exclusive attachment’）——多年后她会说：“我应该留在她身边。”“无论她做什么，母亲仍然会爱她。”“我们就像两个朋友”，她说。正如她向拉康解释她是如何后悔离开母亲身边的。玛格丽特经常在她“专制”（tyrannical）的父亲面前惹麻烦，她是孩子们中唯一一个挑战他权威的人。她在发型、腰带打结等细节上坚持我行我素，这让她在孩子们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并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特权，比如她自己的特殊亚麻布，这让她的姐妹们羡慕不已。大约三十年后，当拉康采访她的姐妹时，她们仍然会痛苦地回忆起这一事实。她是母亲的希望所在，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施加在她身上的重量的想法，其坐标稍后将变得更加清晰。根据家庭里流传的说法，玛格丽特从来没有及时准备好，她总是缓慢或迟到地完成她必须做的事情。她在学业上表现出色，13岁时成为第一个进入附近一所非专业学校学习的人，人们认为她会在那里成为一名教师。接着她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但16岁那年她没有通过考试，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并阻碍了她的人生进程。这次失败被与她一位密友“戏剧性”的死亡相联系起来，后来这成为她起草的一本名为《诽谤者（Le Détracteur）》的书稿的主题。正是在她个人史的这个时刻，拉康定位到了她的阻碍的第一个迹象。她谈到从现在起她需要拉康所说的“道德指导”（‘moral
guidance’），而她的老师未能提供这种指导。她的家人都很担心她，似乎至少从现在开始，她就一心想着更高的使命。她在邮政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与姐姐埃莉斯和现已结婚的叔叔纪尧姆一起住在一个外省的小镇。正是在这段短暂的停留期间，玛格丽特经历了她的初恋。她遇到了一位无赖诗人——她称她为“诗人（poétereau）”——并开始与他建立关系。他就像是当地的唐璜，后来她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他俩的第一次性关系只是他和朋友们打的一个赌。由于玛格丽特在她的新工作中表现出色，并顺利通过了行政考试，她被分配到另一个小镇，在那里她将度过三年的时光。她与诗人通信，他已成为“她独一无二的思念对象”。她越来越与世隔绝，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份强烈的爱。似乎在那段他们从未谋面的时光里，这种爱仍在继续。之后她搬到了默伦（Melun），在那里发生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她对这位诗人的爱变成了恨——“他死了我也不在乎，”她说。“我（对他）很快就从爱变成了恨”——她遇到了一个名叫 C de la N 的女人，她被她深深地吸引了。C de la N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家道中落。她专横跋扈，目中无人，经常谈论自己的贵族家庭，对办公室工作的其他人施加强迫性的影响。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她是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不像“那些克隆般的女孩[toutes ces filles faites en
série]”。C的表现就好像她在社会和道德上都优于周围的所有人，而在她旁边，玛格丽特会感觉“男性化”，会不屑自己的性别。尽管玛格丽特与她的新朋友关系密切，并且处于她的阴影之下，但她并没有完全受她支配。她同C“保留了自己的一部分”：无论她们的距离如何，她解释说，“我总是保留着一个秘密花园。”因此，玛格丽特的生活中有两条截然不同的线索：一条是假小子的线索——“garçonnière”， 带有男性身份的观念；另一条是秘密花园的身份，孤独的遐想，她所保留的一部分自己。在此期间，玛格丽特会谈到她“对男性化灵魂的好奇”。25岁时，玛格丽特嫁给了她的同事雷内·安齐厄（René Anzieu），雷内·安齐厄“完全反对任何虚荣的、装饰性的或创造性的事物”，并表现出拉康所描述的“道德平衡和实际安全感”。C对这段婚姻的影响是肯定的，但当她自己被派往另一个城镇时，这种影响就被打断了。“为什么选择雷内作为丈夫？”拉康问道。“如果我不嫁给他，别人也会嫁给他。”玛格丽特回答道。这段时期，玛格丽特遇到了很多问题：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有时连续几个星期，而且还饱受嫉妒的困扰。她会突然大笑，感到性冷淡，还会强迫性地洗手。这段时间她也读了很多书。大约八个月后，当她刚刚丧偶的妹妹埃莉斯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时，这种严峻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拉康将这次到来描述为“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埃莉斯对所有事情都提出建议，很快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她对自己受挫的母亲身份感到特别痛苦。据她妹妹说，埃莉斯已经接受了子宫切除术，并且“对母性有强烈的需求”。埃莉斯“始终反对”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受到羞辱并被剥夺了自己的地位，但尽管如此，她还是赞扬了她姐姐的品质和美德。正如她们周围的人后来证实的那样，毫不夸张地说，玛格丽特被取代了。拉康对姐姐对玛格丽特家庭的这种闯入特别感兴趣：他问道，为什么她的态度如此包容？虽然从当时的情境上来看玛格丽特的包容似乎是有必要的，但拉康还是对玛格丽特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公开表达对埃莉斯侵犯她的空间的明显谴责而感到震惊。她似乎只是接受了这一点，但是拒绝了自己的抱怨，并与姐姐生活在拉康所谓的“无声斗争”中。拉康观察到，埃莉斯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她自己的权威，而是她妹妹的愧疚。正是玛格丽特与埃莉斯的权威的斗争、她对姐姐品质的认可以及她自己的羞辱感的结合，赋予了她精神病的特殊特征。28岁那年，玛格丽特怀孕了，现在我们第一次真正发现了精神病的触发因素，尽管我们可能怀疑婚后她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她现在相信，人们在诽谤她，窃窃私语她；她的同事密谋反对她，街上的路人在议论她，报纸上也有对她的暗指。玛格丽特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他们想要杀死我的孩子”。“如果孩子活不下来，”她说，“他们就要负责。”她做过关于棺材的噩梦，有一次她割破了一位同事的自行车轮胎，她甚至向她的丈夫扔了一壶水和一个熨斗，并责备她的丈夫和别人在一起了。在谈到她这一时期的行为时，她提到了她的“忧郁”（‘melancholies’）。然而不幸的是，玛格丽特的孩子，一个女孩，出生时就被脐带勒死了。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妄想想法具体化了：C de la N应对孩子的死亡负责，她昔日的朋友变成了迫害者。原来，C 在玛格丽特分娩后不久曾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而她将此视为一种暗示。当时她觉得这很奇怪，但现在她明白了。她立即断绝了与C的通信，并将责任归咎于这个她曾经如此着迷的女人。她现在也放弃了她的宗教活动。就在这个时候，玛格丽特自己的母亲也出现了妄想症，她坚信一只农场动物的死亡是邻居的恶意造成的。30岁那年，玛格丽特再次怀孕，现在她感到抑郁、焦虑、多疑，从她周围的世界中解读出种种恶意。当男婴迪迪埃（Didier）出生后，她将情感都投注到孩子身上，但仍然充满敌意和抱怨。她觉得一切都在威胁她的孩子，有一次，由于一辆汽车离婴儿车太近，她还与司机发生了争执。五个月后，埃莉斯接管了家庭，陶醉于她新的母亲角色。她后来告诉拉康，她成为玛格丽特儿子的母亲，为自己的不育状态找到了慰藉。很快，雷内发现他的妻子正在申请护照从而移民美国。玛格丽特辞去了工作，开始计划去美国寻找她作为小说家的财富。她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孩子。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现在，32 岁的她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持续六个月的第一次住院期间，她萌生了成为一名伟大小说家和让她的儿子成为一名大使的想法。根据医院的记录，她离开时并"未痊愈"，而她的妄想仍在继续：人们嘲笑她、侮辱她，指责她"道德败坏"、"堕落"。她确信“他们”想带走她的孩子，但动机和细节尚不清楚。她对她的敌人是谁感到困惑，并相信她注定要经历“更高的命运”，尽管这一点也仍然不确定。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时期，她向一位小说家求助，谴责住院的"不公正"，她认为住院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将她与孩子分开。命运或召唤的想法一直困扰着她，她决定一定要找到更多关于她被赋予的特殊地位的信息。为此，玛格丽特搬到了巴黎，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学习，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喝大量的咖啡，并定期回家看望一直和她的丈夫和姐姐住在一起的儿子。现在，她的妄想才真正开始成形。玛格丽特知道她将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谴责艺术家、诗人、记者的罪恶”，他们要为战争、谋杀和道德败坏负责。像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和科莱特（Colette）这样的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腐蚀社会，只会追求自私的荣耀和快乐。她谴责“轻率母亲的漫不经心”，并认识到她的使命是建立“人民和种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妇女和儿童的统治”以及“邪恶的终结”，其中“人类之爱”将会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会穿上白衣，不会再有战争。她将通过写作实现这一目标，成为传播纯洁和奉献精神的“文学与科学女性”（‘femme de
lettres et de sciences’）。“善意的统治”将随之而来。因此，玛格丽特的妄想系统既包含了迫害的主题——她的孩子受到威胁，也包含了宏伟的主题——她是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拉康是如何每天与玛格丽特见面并仔细地采访她，但直到一年后她才告诉他她的妄想内容，并确保房间里的椅子被移到了周围以避免目光接触。玛格丽特的这种缄默无疑应该鼓励人们在快速精神病学诊断时保持谨慎，因为这种快速诊断通常是通过问卷而不是长时间的详细对话来完成的。大多数妄想症患者只是不愿说出他们的信仰系统是什么，这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仔细探索才能找到答案。玛格丽特的目标名单中尤其重要的是休盖特·迪弗洛斯，她认为迪弗洛斯正在为著名作家皮埃尔·伯努瓦（Pierre Benoît）工作，皮埃尔·伯努瓦曾在他的书中揭露了玛格丽特的私生活细节。伯努瓦从一个潜在的仁慈的帮助者变成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人物，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暗指她，还派出间谍抄袭她自己的作品，抄袭她未出版的小说和笔记本。她相信甚至有一本名为《L'Œuvre》的期刊专门针对她。迪弗洛斯与伯努瓦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尚不清楚，尽管这位女演员曾在由一本书改编的电影中扮演过伯努瓦的一个角色，而玛格丽特也曾看过这部电影。玛格丽特在这里经历的威胁与其说是直接针对她，不如说是针对她的儿子。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那就是她的错：她会是一个“犯了罪的母亲”，因为她没有及时制止迫害者。拉康指出了她的信念的奇怪逻辑：如果说她对迫害的所有想法都是围绕着儿子受到伤害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每当她儿子身体不适或面临危险时，她似乎都不会特别关心。有两次，他看起来像是得了阑尾炎，但她却表现得无动于衷。事实上，这可能表明玛格丽特的关键在于孩子受到伤害的想法，而不是她的儿子迪迪埃受到伤害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在妄想症中发现这种奇怪的特征。举另一个例子，一位自认为是有责任拯救孩子的母亲的妇女会听到一个声音说：“先想想孩子们，你就会没事的。”然而，正如她指出的那样，“我实际上很少考虑自己的孩子。”这种妄想是在表征，在观念层面上构建的，而不是在她生活中真实的、经验性的人物层面上构建的。但为什么是迪弗洛斯呢？这个问题拉康问过玛格丽特不下百次。他知道，在玛格丽特与C de
la N的友谊期间，后者曾提到这位女演员是她姨妈的邻居，从而将她置于C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范围内。但为什么要受到她的威胁呢？答案似乎终于出现了。有一天，当玛格丽特在工作中想知道对她儿子的威胁来自哪里时，她听到有人提到迪弗洛斯的名字。现在她明白了。她记得在上一份工作中，办公室同事曾称赞迪弗洛斯，玛格丽特则说她是个“妓女”。她现在意识到，这一定是一种报复。在玛格丽特抵达巴黎的那一刻，迪弗洛斯因卷入了一场有关戏剧合同的法庭案件，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看到这一幕，她对"艺术家"的生活受到如此重视感到愤怒。
玛格丽特现在相信，迪弗洛斯是在嘲笑她，在她的舞台表演中嘲笑她，但她却无法相信这位女演员是在独自行动：她必须得到更有权势的人的“支持”，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皮埃尔
伯努瓦，那个她为了拯救自己并承认自己的文学价值所寻求帮助的人。虽然她并不认为两人是恋人，但她想象着他们之间有着强大的联系。我们可以注意到她的恳求是如何向两个方向进行的：首先是向伯努瓦，然后是向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她每周都会给亲王寄一首十四行诗。她对他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而他则占据了仁慈权威的地位。有趣的是，妄想中帮助者的主题比迫害者的主题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这可能是因为精神病患者通常不太可能谈论他们的维护者，害怕危及他们的善意和支持作用。玛格丽特的房间里实际上摆满了亲王的照片，亲王也收到了源源不断的信件和诗歌。她恳请他充当她的护卫者，告诫世人腐败的危险。精神病学家莫里斯·戴德（Maurice Dide）对这种柏拉图式的崇敬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中包括长期的忠诚和奉献，但并不要求会面或性接触。这呼应了她三年来对那位流氓诗人的爱慕，尽管她没有努力再见到他，但这位诗人已经成为“她思想中的独特对象”。玛格丽特直到攻击迪弗洛斯之前才在写给王子的信上署名，拉康在这里仔细研究了她的妄想构造的时间顺序。尽管迪迪埃受到威胁的妄想已经持续了五年，但直到袭击发生前几年，玛格丽特才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为了完成她的使命，仅仅写小说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们出版，这会令她的敌人们退却。她写了两本小说，《诽谤者（Le Détracteur）》（女主角叫埃梅）和《恕我直言（Sauf votre
respect）》，但出版界对玛格丽特并不友善。这一时期的许多事件都表明这个文学项目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在迪弗洛斯事件发生前大约六个月，她因要求发表一篇关于科莱特的文章而骚扰一名记者被报了警。并且在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拒绝了她的一篇手稿后，她袭击了那里的一名雇员。她还向警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皮埃尔·伯努瓦的正式投诉。在这段时间里，她对孩子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她会梦见儿子被淹死、被杀或被抢走。最后，她将自己的小说寄给了她最终的救世主威尔士亲王。她对儿子即将遭到杀害的恐惧越来越强烈。她重复道，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那就是她的错：“我会成为一个犯罪的母亲。”乌云正在聚集，她说。巴黎各地张贴的海报警告伯努瓦，如果他继续威胁她，他将受到惩罚。三月份，她买了一把大猎刀，决心与敌人面对面：“如果我不在那里保护我的孩子，她会怎么看我？”1931 年 4 月，玛格丽特在本该去看望儿子的时候袭击了迪弗洛斯。迫害的漩涡似乎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然而，在她被拘留后不久，这种妄想就消失了。“我怎么会相信这些呢？”她惊奇地问道。现在，被爱妄想和狂妄自大的主题对她来说似乎很荒谬。她问道，她怎么会想到迪弗洛斯想要伤害她？正是在玛格丽特住院的时候，她母亲的精神病再次被触发：她确信邻居的恶意，并且他们对玛格丽特的整个戏剧性事件负有责任。那么拉康是如何在1932年理解这起事件的呢？除了新的诊断分类的想法之外，他还对错觉的结晶感兴趣。每个元素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时刻被添加或系统化的？是什么让她的想法聚集在一起或质疑它们？她如何重写自己的过去，使其与妄想相一致？哪些记忆现象在起作用？例如，为什么对主要迫害者进入她的妄想信念的时刻的记忆如此缺乏？拉康一丝不苟地追踪这些细节。对拉康来说，病因关键在于玛格丽特与她母亲和姐姐的关系。姐姐代替了她的母亲，但却是以一种侵入性的、难以忍受的方式。正是她照顾了年轻的玛格丽特，并在后来她搬去和她住在一起，掌控了整个家庭和她的孩子。玛格丽特无法意识到这种可怕的接近，因此她的妄想具有离心倾向：构成威胁的总是家庭以外的人。由于无法向埃莉斯表达她的责备，它又回到了妄想的迫害主题中。控制她疯狂的机制是投射：那些不能容忍的想法现在被认为来自外部。她对埃莉斯的攻击变成了迫害者对她自己的攻击。这位强势的姐姐展现了玛格丽特不可能成为的女人的形象，并且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埃莉斯搬去与她和雷内同住后，玛格丽特说她自己应该离开，让雷内“与其他人一起生活”：毫无疑问，就是与埃莉斯一起。玛格丽特恨她，然而，正如拉康所说，她渴望成为她，而这种愤怒以她赞美埃莉斯的冰冷方式表现出来。她无法主观地承担起对这个取代她的姐姐的愤怒。拉康说，埃莉斯是她“最亲密的敌人”。拉康在这个案例发表一年多后写道：“她对姐姐的情感矛盾心理组织了埃梅案例中的所有自我惩罚行为。如果说埃梅在妄想中将对姐姐的含情脉脉的仇恨（amorous hatred）的指控转移到几个连续的人物身上，那是为了使自己摆脱最初的依恋，但这种努力是失败的：每一个迫害她的人实际上都不过是一个新的总是完全被她的自恋所俘虏的被我们的病人视为她的理想的姐姐的形象。”因此，她的妄想是逃避自己的攻击性和杀戮倾向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试图将自己从“含情脉脉的仇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尝试。根据拉康的说法，重要的是她和迫害她的人之间的距离。她对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们居于一个与她分离且她无法进入的世界，这种距离使得她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实现”。因此，她的第一个真正的迫害者，C de la N，被选中正是因为她与“所有其他女孩”的不同：她是特殊的、杰出的、独一无二的。由于无法向姐姐表达责备，玛格丽特选择了 C
de la N。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孩子而责怪她的姐姐，而是责怪C。埃莉斯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告诉拉康，她担心自己的安全。尽管玛格丽特从未威胁过她，也从未将她视为迫害者，但埃莉斯直觉地感觉到妹妹的攻击是针对她的。然而，这些迫害者最终无非是玛格丽特自身形象的投射。除了她对埃莉斯的愤怒之外——以及她这位母亲之外——还有对他们的同性之爱。她所指责的堕落正是她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她所塑造的理想化女性的形象就是她自己的。迪弗洛斯代表了玛格丽特所渴望的社会声望和权力的理想。她将堕落归咎于这些女性，但自己却想获得同样的名声，梦想着“伟大的生活”(‘grande vie’)并影响世界。事实上，她认为对世界罪恶负有责任的诗人被称为“les amateurs de la gloire”(追求荣耀的爱好者)，"amateurs "（爱好者）一词几乎是她自己的名字“玛格丽特”（ ‘Marguerite’）的变位词。拉康认为，在攻击迪弗洛斯时，她是在攻击自己，攻击她自己的理想形象外化在的另一个女人。那么，为什么妄想会在袭击发生二十天后突然消失呢？是袭击迪弗洛斯的行为，还是如拉康所声称的，随后的监禁导致妄想的消失？事件发生后，她仍被仇恨和责备所笼罩。但随后一切都“消失了”：被爱妄想症、嫉妒、迫害主题和她的利他主义的理想主义。这些都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她已经让她的惩罚变得真实了：她现在在罪犯和不良分子之中，并与家人分离。最后，她意识到自己袭击了自己，让自己在法律面前有罪。许多年后，拉康在1975年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她真正的愿望是受到惩罚的这一观点 "将[案件]逻辑推得有点远"。即使我们质疑自我惩罚偏执狂的概念，拉康在 1932 年的解释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玛格丽特如此担心姐姐的入侵和儿子被偷走，为什么她的妄想不恰恰集中在这一点上——认为迫害她的人想把迪迪埃从她身边偷走？为什么没有把重点放在他们为了带走她的孩子然后摆脱她所做的努力上面？尽管她一度有过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要带走她儿子的想法，但她的妄想与其说是偷窃行为，不如说是伤害。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出现在该案的脚注中，拉康在脚注中提到了玛格丽特可能对她儿子的谋杀冲动。他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她的妄想和逃离孩子的“离心”倾向。这也解释了这个案件中令他如此感兴趣的的一个特点：她的突然“治愈”。毕竟，监禁会帮助她“彻底失去孩子”。因此，她是在为自己曾经指控的迫害者所做的罪行而惩罚自己。另一方面，当她入狱后，拉康在开始采访她时，他注意到她担心离婚的影响，这意味着与迪迪埃的分开。这些想法被归入脚注，而且拉康根本没有在正文中阐述它们，这一事实也许证明了他对这些想法仍然存疑。然而，我们还能如何解释材料中似乎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对她孩子的伤害威胁？在对案例的出色解读和对历史数据的收集中，让·阿卢奇（Jean Allouch）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它汇集了拉康所阐述的许多主题。他的出发点是母亲和女儿精神病触发的巧合。每当女儿因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而住院时，母亲的疯狂也随之出现：首先是在玛格丽特失去第一个孩子之后，其次是在迪弗洛斯遭到袭击之后。拉康对此着墨不多，而且他对母亲的定位也很奇怪：他认为玛格丽特对埃莉斯的迷恋一定是从母亲到妹妹的转移，但这一点几乎没有详细阐述。人们有一种感觉，让人感觉这更像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要求，而非临床推论。然而，至少，他们妄想的主题思想相互交织表明，母亲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探索。在拉康的叙述中，有几个细节表明了母亲对案件的重要性。说起她妄想的主要主题——对儿子的伤害，玛格丽特永远不会流泪，但只有当说起她的母亲时，她的眼眶才会湿润。她一想到要与母亲分离，而不是与儿子分离，她就会哭泣，她会反复地说，“我应该和她待在一起。”拉康观察到，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她母亲的“悲伤”的想法更重要的了。在拉康收录到论文的玛格丽特的著作中，一部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死亡的感受。这篇小说是在袭击迪弗洛斯前几个月写的，是她寄给威尔士亲王的短信之一。另一篇文字，写得更接近该行为，涉及一对父母对孩子的死亡感到悲痛。她还说，她最好的写作灵感来自于她十几岁时朋友的去世，当时她正在参加师范学院的考试。我们还记得，玛格丽特的姐姐在五岁时夭折，这距离她出生还有一年半多。她离壁炉架太近，被活活烧死，无论是在她母亲面前（拉康的版本）还是在她不在的情况下（迪迪埃·安齐厄的版本）。夭折了的姐姐的名字就叫玛格丽特，而拉康对此案的描述中却离奇地没有这个细节。当我们与阿卢奇一起重读文本时，我们看到死去的孩子和有罪的母亲的存在是如何无处不在的。在第一次触发时，玛格丽特的偏执想法围绕着如果她的孩子死了其他人要负责的想法。当时，她将水瓶和热熨斗扔向了丈夫。当她后来因袭击出版社员工而被罚款时，她告诉家人，这是因为她引发了“意外火灾”。在她的一篇故事中，她描述了“当树林里发生火灾时，我是如何警告[动物]的。”在整个妄想的构建过程中，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母亲有罪，而妄想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拯救孩子。这就是它的逻辑，即使是在一个以母亲和孩子幸福、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为最高目标的世界中也是如此。阿卢奇发现，在原始法庭记录中，玛格丽特告诉法官，她有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并使用了她母亲的名字珍妮（Jeanne）而不是她自己的名字。当拉康问她为什么她的儿子受到威胁时，她只回答过一次，冲动地说：“为了惩罚我。”但是为什么呢？拉康问道。因为她是一个“犯罪的母亲”。她必须勇敢地面对迪弗洛斯，否则她就是一个“懦弱的母亲”。“如果我不在那里保护我的孩子，她会怎么看我？”玛格丽特问道。事实上，对她来说，伤害孩子的想法比儿子的真正健康更重要，这一点正是对此的回声。仿佛母亲的悲剧又在女儿的妄想中重现。事实上，在第一次触发时，她的母亲将农场动物的死亡归咎于邻居。在这里，死亡和责任的主题融合在一起，仿佛玛格丽特的疯狂涉及到向她母亲发出的信息，要求她为同名之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对于阿卢奇来说，孩子与性的存在相关联：孩子本身就是性关系的标志，因此玛格丽特也在其他女性身上打上了性的烙印。毕竟，她的妄想是关于“堕落”和“放荡”的女人。她的第一次触发不是埃莉斯到来时，而是在她怀孕期间，当时她认为人们称她为“堕落者”。因此，在袭击迪弗洛斯时，她不仅袭击了她的妹妹，也袭击了她的母亲。有一天，在拉康第一百次问她为什么袭击迪弗洛斯之后，她回答说，“为了让她坦白”——似乎是为了强调她母亲似乎不存在的坦白的维度：“我袭击她是为了让她坦白（ai frappé pour la faire avouer）”。因此，玛格丽特在她的女性迫害者身上看到的腐败和解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理解。父母在孩子死后发生性关系也许是一种需要惩罚的犯罪行为。但在第一个玛格丽特的衣服着火的那一刻，母亲的缺席或许也被解读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过错，所有“轻浮”、“消解”和“不良”的象征都围绕着母亲的缺席而旋转。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试图通过妄想来命名母亲身上无法符号化的部分，因为她的“漠不关心”可能会让孩子死去。母亲的轻浮让孩子丧命，因此玛格丽特赋予了自己根除母亲轻浮的使命。那么，关键的主题涉及的是母亲对孩子死亡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记住，在玛格丽特的成长过程中，她是不会做错事的：无论她多么顽皮，母亲仍然会爱她。拉康为玛格丽特选择“Aimée”（“被爱的”）这个名字也许反映了这一责任的重要性。毕竟，如果一个孩子无论做什么，都好像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一样，那么他怎么可能活着：这是去人格化的，就好像他们只是某人或其他东西一样。对于玛格丽特来说，这意味着捕捉死去孩子的形象的重量，通过选择相同的名字来强调这一任务。正如阿卢奇所指出的，占据这个位置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因此她有一种受到迫害的感觉——还有什么比让别人通过你去爱另一个人更让人感到受迫害的呢？——以及一种人生使命感：取代死去的姐姐。成为被活活烧死的女儿的替代孩子的想法也许是玛格丽特成长空间的参数，而有了自己的孩子只会迫使妄想主题的引爆。当埃莉斯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时，拉康惊讶地发现玛格丽特如此轻易地将孩子和家庭都让给了她，然而当我们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她既给了她姐姐她没有的孩子，又放弃了母亲这个不可能的位置时，这种选择就更有意义了。正如她通过交出她对自己孩子的掌控以代替埃莉斯失去的孩子一样，后者可以告诉玛格丽特，迪迪埃是她的慰藉：换句话说，是她的替代孩子。那么，这难道不是导致第一次怀孕时引发精神病的原因吗？她无意识地承认自己正在为别人生孩子？对于阿卢奇来说，玛格丽特的疯狂代表着不可能被分配到死去的兄弟姐妹的位置上，这将意味着否认母亲对死亡的责任。请注意，在这个家庭中，每个孩子几乎都是紧接着出生的，没有时间哀悼死去的孩子。第一个玛格丽特死于 1890年12月，1891年8月又有一个死胎，之后玛格丽特于1892年7月出生。拉康错误地将第一个孩子的死亡日期定为她母亲怀着玛格丽特期间发生的事情，这个错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表明她的同名悲剧对她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疯狂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揭露真相、母亲的忏悔，或者也许是对母亲没有哀悼的指控。事实上，哀悼似乎只是作为母女俩的渐进点出现在这个案例中。这种公开披露的趋势贯穿整个案件。玛格丽特必须谴责针对她孩子的阴谋以及像迪弗洛斯这样的女性的腐败行为。公众和当局需要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她向政治家、出版商、警察和民政当局发出呼吁。对于阿卢奇来说，这些呼吁的背后是抗议：一个犯罪的母亲怎么敢生孩子？因此，精神病揭示了母亲拒绝承认的事情，而且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母亲确实收到了女儿的信息：因此，她自己的妄想症才会爆发。正如阿卢奇所指出的，人们是否可以认为她入狱后的“治愈”与其说是监禁的结果，不如说是母亲触发的结果，就好像她在向女儿表明，她的意见得到了倾听？在医院里，我们得知玛格丽特打算写圣女贞德（Joan (Jean) of Arc）的生平以及奥菲莉亚写给哈姆雷特的一系列信件。当然，“珍妮”（ ‘Jeanne’）是她母亲的名字，而《哈姆雷特》是一部戏剧，其中一位母亲有罪，而她的孩子则面临着为她忽视的死亡报仇的重担。遗憾的是，没有关于这些文学项目的更多细节，但我们确实知道拉康鼓励她的写作。他认为她对童年情感的理解、她对自然的热情、她的浪漫柏拉图主义和她的社会理想主义是她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是由精神病产生的。她有一种“她的语言给她带来了几乎可察觉的享乐”（jouissance
quasi sensible que lui donnent les mots de sa langue），玛格丽特确实会称自己为“文字爱好者（une amoureuse des mots）”。她的写作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只是“社会帮助”，但拉康也指出，随着她在圣安妮的病情似乎有所改善，她的写作却越来越糟糕。拉康的研究是一部极其丰富的临床文献，它邀请我们同时使用传统精神分析传记和精神病结构理论的工具来阅读它。以玛格丽特怀孕的问题为例。我们可以应用结构性观点，假设怀孕会给她带来亲子关系的问题。由于无法将其象征化，精神病就会被触发。或者，我们可以假设每次怀孕都会向她提出关于她母亲怀孕的问题以及这意味着什么，让她重新提起对她母亲伤害孩子的指控。事实上，我们不必在这些观点（甚至其他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玛格丽特的基本象征问题因怀孕而即时的显现出来，这将会打开她的妄想结构所陷入的洞。我们可以在这里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它将上述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关于玛格丽特小时候的少数轶事之一是关于她被公牛（“taureau”）追赶的故事。家人常常会唤起她的不幸经历，当她抄近路穿过田野追赶他们时，她被这只可怕的野兽追赶。阿卢奇注意到，在她将无赖诗人洗礼为 "poétereau "的过程中，"taureau
"不断重复，并将其与父亲的形象联系起来。她后来告诉拉康，她的梦常常不仅出现一头公牛，而且出现一条毒蛇（“vipère”），这个词包含“père”（“父亲”）。如果我们将这些主题联系起来，就会有一条链将音素“eau”与父亲连接起来。现在，我们在她的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几乎系统性地将死去或受到威胁的儿童的形象与水的并置。每次她提到孩子的主题时，都会在同一句话或后续句子中对水（“eau”）进行一些描述。因此，能指“eau”及其派生词“torrent”，可以被理解为既是对父亲的呼吁，又是对扑灭大火的召唤。在每个层面上，它都处理了母亲不受抑制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她逃往美国的计划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毕竟，这意味着将水阻隔在自己和家人之间。多年后，她的儿子迪迪埃（Didier）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他因提出了"皮肤自我"（skin ego）这一无意识身体界限的概念而闻名于世。虽然这与他母亲过度保护的理念有关，但我们难道不能在 "moi peau"（皮肤自我）中找到也许对她非常重要的"eau"（水）吗？在"固定"其同名人的死亡创伤的过程中，调节母亲欲望的努力意义重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用严格的传记术语来理解这一点——对她的重视、选择相同的名字等等——但有可能第一个玛格丽特之死的重要性本身就是解释母亲的欲望的一种方式。在缺乏阳具意义的情况下，也许死去的孩子的形象取代了它，因此，在面对如何理解母亲的情绪和行为的问题时，玛格丽特就会诉诸过去那件难以言喻的事件作为解释。这样一来，创伤的场景就成了一个核心的、决定性的符号，在她自己怀孕需要注入某种意义的时候，它就会被重新唤起。这个案例还向我们展示了收件人的位置在精神病中的重要性。玛格丽特的大部分努力都涉及建立沟通渠道：与皮埃尔·伯努瓦、出版社、威尔士亲王，然后毫无疑问，与拉康。这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她被监禁后的一年半里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这一事实对她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就像他向她承认他找不到她的作品以便稍后返回给她一样，这对她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维持一个收件人对玛格丽特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观察她的暴力行为，就会发现它们都发生在通讯线路中断、他者未能收到她的作品时。或许后来，也许上帝成了她最稳定的收件人。1975 年，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说 "祈祷使我摆脱了一切"（la prière me sauve de tout）。她会为死者的灵魂做弥撒，有一天，她向迪迪埃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她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l’élue de
Dieu”）。除了让人想起她母亲的娘家姓氏——Donnadieu（多纳迪厄）——这是否也暗示了一种对被爱妄想症（erotomania）的新视角，这种诊断类别曾经在大陆精神病学中引起了如此多的争论，并被用来对玛格丽特进行分类？尽管被爱妄想症的主要主题是爱——相信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爱的对象——在这里沟通的主题不是同样重要吗？毕竟，被爱妄想症中的主体不仅相信爱，而且相信这种爱正在向他们传达和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沟通的连线是在以爱的体验为中心建立的。这种被倾诉的想法使我们能够将被爱妄想症融入到经典的精神病中，而不必赋予它某种特殊的地位。也许玛格丽特相对稳定的时期是保持这条沟通渠道畅通的结果：从给无赖诗人的信到寄给杂志的文章，再到寄给威尔士亲王的十四行诗。写作活动本身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能怀疑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想占据例外地位的想法有关。在迪弗洛斯遇袭前的几年里，她相信自己会成为改变一切的文学女性。事实上，我们可以猜测，在圣安娜之后，她会继续写信给某个对话者，不管是她的家人还是家人以外的某个人。同样，作为一个孩子，玛格丽特也是一个拥有特权的人，一个特殊的人，但如果她的触发表明被分配到死去的孩子的位置对她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那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 "被选中的人"，她仍然证明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她现在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她的母亲，而是因为上帝，我们也许会想，这个独特的空间是否就是她在与拉康的对话中所说的她的 "秘密花园"，一个她选择不与人分享但却对她至关重要的部分。
“夹山改梁”来源于河南装修土话，指的是将两个房间打通变成一个大房间。夹山改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组织、团体或是机构，我们秉承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不设定固定的成员，没有固定的空间，流动于全国各地，每次以艺术劳动者们的临时结盟的方式，进行手作刊物、展览、艺术节、线上分享等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