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周二，杭州富阳黄公望村。晴
我起来早，管自己做了泡饭，就着昨晚的部分剩菜吃了早饭。阿莉和海滨下楼后，他俩另做早饭吃了。
中午之前，他俩各开各的车，回杭州了。
前回跟“雨在笑”买了五十个饺子，她少给了十个，今天让方晶带给我二十个补偿我，够诚信，其实我早就忘了这事。
下午两点过后，昨天和我约好的《浙江日报》记者高心同打来电话采访我，请我谈谈“寻根文学”、四十年前的“杭州会议”以及上个月在浙大举行的纪念“寻根文学”和“杭州会议”的座谈会。她是做足了功课的，看过不少相关材料以及我的不少文章，电话里向我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通话时间将近53分钟。内容很多，我能记得我说的意思（大意）主要是这样几点：
一，在我大学毕业前后的1981至82年，我几乎没有写小说，因为不知道还能写什么，因为那时的文学主流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某些京城作家还能得到“内部消息”。而我这样的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的外省作家，这方面先天不足，所以必须另起炉灶，去努力发现适合我的小说天地；
二，必定是先有“寻根文学”的实践才有对它的命名。在2018年由北大陈晓明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丛书”（作家出版社）的“寻根文学卷”中，因为严格按作品发表时间先后排序，我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排在第一篇。它是1983年3月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而两年后的1985年才出现了“寻根文学”的说法；
三，我们对“寻根”不要太抠字眼，不应把“寻根”等同于追寻传统文化。至少就我来说，我一点儿也不传统，抽外烟、喝咖啡，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在我个人的写作中，我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民间生活。“葛川江小说”写的都是那个时代浙江乡村和小镇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船长》、《流浪的土地》等等，莫不如此。时至今日，我在2024年发表的三个中篇小说《二花》、《拍电影》和《多纳，缺了马拉》，也莫不如此；
四，1984年的“杭州会议”对我来说，其意义不在“寻根”，而是寻找到了对自己的信心，意识到我的时代的文学开始了；
五，高心同最后问我对当下中国小说的看法，我说许多年来我为着保持自我的纯粹，不读别人的小说，不能说出多少具体的看法。但我也听到过很多议论，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很激烈的批评，大致上也知道当代中国作家很少写当下，总在回避自己的时代。善意一点理解，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把丑事都塞给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会有麻烦。但是，一个作家不写自己的时代，他在文学史上是没有价值的。
昨晚的剩菜还有，够我今晚吃的，我只煮点米饭就行。
饭后小睡一觉。
晚7点起来，写作，然后看美剧《黄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