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补天补都补不完，最后几天还学什么前沿知识？！
事实上，每年各大院校时不时冷不丁地出现一些偏、难、怪的考点，或者是没接触过、了解甚少的前沿知识。而当我们在考场时乍一看这些考题，除了影响心态稳定，也会花费更多时间思考。
值得庆幸的是，所谓的冷门考点或是前沿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备考时留下的思考空白，并不会完全脱离所学过的知识体系。
因此，最后几天的时间里，
我们无需对上述内容有过度担忧，而是扫清复习盲区，做到心中有数，考场上若能结合学过的知识作答，更是锦上添花了。
目录｜content
1.人工智能技术｜具身性、人技关系、赛博格、常人、新常人、异托邦、未托邦、政治腹语
2.新媒体与用户｜数字依赖、数字排毒、网络社会、POPC、公共领域、数字共通
、语境移植
3.媒介化理论｜中介化、媒介化、深度媒介化、媒介化治理
4.媒介物质性｜物质性、数据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技术
伴随元宇宙、ChatGPT、AIGC等新技术诞生使用、存在问题、带来影响、人机关系等视角，对具身传播、数字化生存、数字孪生等考察成为近年热门，如：
真题连接
1.具身性
（
617，北京邮电
大学）
2.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
（334，华南师范大学
）
3.具身传播
（440，西安交通大学；440，扬州大学）
4.具身传播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
（847，福建师范大学）
5.材料：头号玩家
1）简述数字化身和真实身体的关系
2）数字化身对于营销传播有什么启发，通过创新服务，信息传播和xxx三个方面结合例子论述
（334，福建师范大学）
6.结合实例讲述什么是“虚拟化生存”
（440，北京师范大学）
7.对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的理解
（619，中央民族大学；440，郑州大学）
具身性
1.提出背景：
具身性
（embodiment）
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热点，意在突破以往研究范式中将精神与实体割裂开来、将理性凌驾于感性之上、将身体贬斥为一种需要被克服的障碍客体等既有传统。
具身性体现为一个“新”命题：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如何界定身体，身体的边界何在，以及身体与认知、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都再度成为“问题”。
2.概念：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率先将具身性作为一种观念加以系统论述，他对于身体的态度是，“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
3.评价：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消解近代哲学史中身体与思维的对立传统，也为身体转向的发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工具。
4.相关学者：
①在胡塞尔的意义学说中可以找到与具身认知相汇的起点，即在表达与被表达对象之间存在的意义层。胡塞尔现象学欲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有关意义的相关性问题，即“世界
（我们所谈论的世界）
与主观被给予方式之间的相关性”。
②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
（being in the world）
也常被理解为思维主体具身化的第一步，即“我们无法独立于我们在世的活动来认知世界，因此我们认知结果的意义也不可能与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活动无关”。
③梅洛-庞蒂则在海德格尔“此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此在的在世存在是身体主体的在世存在，所谓“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
人技关系
1.概念：
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在《技术中的身体》一书中，总结出四种人技关系框架，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他异关系、背景关系”。
同时，伊德提出了理解身体的三种路径：①第一种路径是“经验身体”，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肉身的、感知的、经验世界的身体；②第二种路径是“文化身体”，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话语中的身体，指被政治、文化、社会建构的身体；③第三种路径是“技术身体”，指与技术产生相互作用，被技术扩展，经由技术得以具体化的身体，这种身体同样也在前两种身体中贯穿体现。
2.应用：
在今天的数字化环境下，使用手机的身体、手
持游戏机的身体、佩戴VR眼镜的身体很容易被理解为伊德所说的“技术身体”。实际上，在数字革命之前，任何与媒介、与技术、与工具相互作用的身体都可以被理解为“技术身体”，正如芬伯格所认为的，用电脑在线交流与用钢笔写信交流、用电话远程交流等这些方式是等同的。
3.语料积累：
北大胡泳教授认为，元宇宙外在以VR、AR等技术装置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内
嵌以赛博格化身作为后现代数字文化的主体，因此呼吁着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
赛博格
1.概念：
“赛博格”
（cyborg
）
一词取自“控制论”
（
cybernetic）
和“有机生物体”
（
or
ganism）
，意为“自动调整的人类机器系统”。赛博格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航天领域，其专业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增强空间旅行人员的身体性能。不论是从语词构成上还是从话语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上，赛博格都同时包含着两种逻辑，即技术逻辑和生物逻辑。
2.特征：
赛博空间的四个特征：①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在赛博空间独立存在和活动；②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③赛博空间由信息组成，因此具备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赛博空间拥有巨大的权力；④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
3.语料积累：
①如同海勒所坦言的，理想的后人类是体现各种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和无形的永恒。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
②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所指出的有关VR视觉具身性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相比绘画、摄影、电影等传统视觉媒介对观看者身体移动的限制，VR既解放了观看者的身体，也进一步禁锢了观看者的身体。
参考文献：
胡泳,刘纯懿.具身元宇宙：新媒介技术与多元身体观[J].现代出版,2022,(02)：31-40.
异托邦
1.概念：
“异托邦”是福柯根据乌托邦词型创制的一个概念，最早见于《词与物》著作中，是不同于正常空间的异质空间。异托邦不仅仅是一些真实的空间，一些特殊的空间，还是一些文化、身份认同叠加和断裂的空间，是连接和反映所有其他空间的空间，同时它们又是我们时代最具拓扑学和网络关系特征的思考方式的表征。
2.应用：
具体而言，在“异托邦”中，“所有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的实存空间可同时被再现、改变乃至重塑”。二次元空间的“虚拟性”和“想象性”使之符合异托邦的“他者”特征，而以B站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则给予异托邦以实存的空间形态。
有学者指出，Z 世代青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各种时空约束，而二次元世界恰恰提供了一个打破约束的时空。在这里，不同属性的空间可以并置，线性累积的时间也可以被分割成块，并且这个时空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或关闭。“二次元空间”成为青少年逃离世俗庸常和压力的一个“他者空间”。
3.评价：
福柯认为，任何社会与文化都存在异托邦且异托邦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形式异托邦在特定社会与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与作用。异托邦思想为人们打开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空间，但其后现代立场也决定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与矛盾。
参考文献：
[1]李耘耕.二次元异托邦：B站“拜年祭”融合文化实践研究[J].新闻记者,2022,(02)：83-96.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2.006.
[2]杨生平.异托邦与空间、秩序——福柯异托邦思想与启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04)：
10-18+60.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23.04.02.
未托邦
1.概念：
杜骏飞将元宇宙和Web3.0所指向的数字未来命名为“未托邦”
（vucatopia）
：一个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层面，可能会呈现出：①媒介社会形态的“流动部落化”；②媒介社会心理的“自反性沉迷”；③媒介社会政治的“未定义治理”等属性的未来世界。
2.内容：
未托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空想政治的乌托邦
（utopia）
，二是VUCA。VUCA是一个由美国陆战学院
（U.S. Army War College）
的社会科学家创作的首字母缩写，指的是这样一些现实属性：波动
（volatile）
、不确定
（uncertain）
、复杂
（complex）
、模糊
（ambiguous）
，而如今则已成为描述政治和商业动荡的广义术语。例如，公共管理学者说，我们今天已经生存在一个VUCA的世界里了，为此寻求一个完整的公共价值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3.提出背景：
“未托邦”是对utopia一词的映射，是用来对冲“电子乌托邦”
（teletopia）
、“技术乌托邦”
（technological utopia）
或“数字乌托邦主义”
（digital utopianism）
的，后三者可以上溯到“电子崇高”
（electrical sublime）
式的人类激情。
4.评价：
在以往，媒介的是非善恶一直取决于人，而非事、物与技术，在未来，“未托邦”的好坏也将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一种网络结构
（如Web3）
是否科学，也不取决于一个超级体系
（如元宇宙）
是否先进。
5.语料积累：
①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诗意地写道：“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大概，狄更斯笔下那种不可知的充满忐忑的时代想象，恰似人类面临的数字未来：“未托邦”。
②我们需要在媒介科技狂奔之时保持人文的谦卑，对虚拟生存中的人的欲望保持警醒，对Web3和元宇宙的技术主义叙事保持批评——毕竟，数字文明还遥遥无期：Web3的问候，只是它懵懂的开始，元宇宙的猜想，也只是它部分的可能。
参考文献：
杜骏飞.“未托邦”：元宇宙与Web3的思想笔记[J].新闻大学,2022(06)：19-34+119-120.
常人
1.概念：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所指的“常人”，象征着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是一种碌碌无为被格式化的存在方式。“常人”一词本身带有贬义色彩，是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例证，是工业文明下丢失存在意义的迷茫群体。常人的存在方式，即人或者此在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是与物共在，二是与他人共在。
2.理论发展：从常人到新常人
有研究者提出了“新常人”与常人的共在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格局。“新常人”呼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常人的存在方式”。
生成式AI达到“常人”的智能可能是“涌现”式自我进化的初级结果，若想要迈过“常人”成为“超人”，实现其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演变，需要继续向“新常人”投喂高阶的数据，让其拥有计算思维与自由意志，最终实现“类人智能”甚至超越人类的“机器智能”的演变。
3.积极影响：
“新常人”的知识是基于概率的人类知识平均值的生成，呈现出概率性理性的特征。因此，“新常人”会弥合人类主体之间的“能力沟”，逐渐消解社会群体间知识水平存在差异，对知识生产领域产生革命性的颠覆。
4.负面影响：
在生成式AI的实践中，作为“新常人”的 AI也可能造成虚假信息的产生，使得知识来源难以辨别。此外，“常人”化的认知可能会导致知识民粹主义，让现有的知识阶层呈现出“民粹化”倾向，导致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谬误”遮蔽了“真理”的存在。
5.案例积累：
①在人类与生成式AI问答交互的过程中，AI对于错误回答会给予抱歉的话语，并始终对提问者使用谦辞“您”，或者通过幽默感的方式，体现出其具有感知人类态度的“情商”。这种人类非理性与AI工具理性的情感张力，促使了“微内容”的挖掘与生产。
②在学者进行研究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撰写过程中，生成式AI会编造学者观点和参考文献，进一步挑战现有的学术伦理与规范。
6.语料积累：
（适用开头/结尾）
目前学界对于生成式AI的内容生产存在两极化的辩论趋势，一种是将生成式AI所生产的内容看作是虚假信息和冗余信息，也导致人们的认知失序和认知思维构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ChatGPT将成为知识生产新媒介，对人类的认知实现替代和补强的作用。这类两极化的辩论如同雅努斯的两面，人们对生成式AI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徘徊其间，难以抉择，造成了彼此割裂的矛盾看法。
（转折过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喻国明,苏芳,蒋宇楼.解析生成式AI下的“涌现”现象——“新常人”传播格局下的知识生产逻辑[J].新闻界,2023,(10)：4-11+63.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1107.001
政治腹语
1.提出背景：
早在17世纪霍布斯就指出，腹语者是由超凡魅力的权威者充当的虚假的先知，能够操纵和欺骗民众破坏国内政治秩序。霍布斯认为，只有统治者或君主才具有传达神圣意志的权力，其将人类社会或国家的起源与政治腹语相联系起来。
2.概念发展：
数字网络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出现成为“迷惑感官的力量”，为腹语者创造新的意义，并且作为媒介化技术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政治腹语就表现为操控政治权力的暗箱，反对者通过歪曲或掩盖信息的真正来源，误导民众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暗中争夺政治权力。
3.现实应用：
社交机器人作为政治腹语的言说者，往往指涉背后操纵主体的权力角逐，在西方国家政治传播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中的链接中有66%是由自动机器人而非真实人类帐户发布的，而这些运作社交机器人的组织则具有中心化协调的本质，目的是吸引毫无戒心和政治观点极端化的民众来关注特定的政治议题。
4.负面影响：
学界对于社交机器人邪恶型作用方式的揭露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①通过模仿和伪装来实现真实身份的窃取与再造。②社交机器人通过话题标签制造烟雾屏障效应，捏造虚假信息、扭曲事实。③社交机器人利用民粹话语制造群体极化效应，屏蔽对立的声音，使政治对话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5.案例积累：
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已发现有数千个自动化的社交机器人账户发布了与选举有关的数百万条内容，其中内容大多涉及阴谋论和政治谣言，这证明社交机器人、跨党派媒体机构和阴谋论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关系，社交机器人在扭曲公共空间的政治对话中发挥了作用。
②新冠疫情中的社交机器人被用于建构阴谋论和传播非科学的观点，利用#greatawakenin、#coronavirus-truth、#5G 等标签，污蔑该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传播病毒由 5G 传播等假新闻，将讨论话题从公共卫生转向政治阴谋论。
6.语料积累：
彼德斯在《对空言说》中说道，虽然人类同时具有言语和交流，但“交流”并非人类独有的能力，人们也从未放弃对于无血肉之躯的计算机等存在物，在构想、研发及技术的更新中找到彼此交流的可能。
参考文献：
郭小安,赵海明.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角色的两面性及其超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2)：122-131.DOI：10.19997/j.cnki.xdcb.2022.02.016
新媒体与用户
真题链接
1.语境坍塌
（703，厦门大学）
2.算法抵抗
（809，暨南大学）
3.印象管理理论
（440，上海交通大学）
4.社交媒体时代印象整饰的心理动机
（334，北京师范大学）
5.简要列举传媒产业视角下“人设崩塌”的规避策略
（723，北京师范大学）
数字依赖
1.概念：
数字依赖被定义为，个人不使用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等数字设备的情况下，缺乏行动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即便是短暂的不使用，也可能会产生焦虑、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阻止个人有效正常活动。
2.相关研究：
近年来，社交媒体作为数字新宠，社交媒体依赖又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对数字依赖这类经验现象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成瘾
（addiction）
、过度使用
（overuse）
、问题性使用
（problematic use）
等相关概念都有所应用。
3.负面影响：
数字依赖的表现及其后果包括：①难以控制使用行为；②在无法使用时表现出戒断症状；③渴望使用；④由于过度使用而造成的负面生理和心理后果。数字依赖损害了个人数字健康
（digital well-being）
，导致一系列身体和心理问题，也使得社
会关系发生改变，比如人际关系越来越原子化，数字公民的言行被笼罩在数字监控文化之下。
数字排毒
1.概念：
数字排毒
（digital detox）
是指，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代表了一种反数字依赖的实践。
从词源来讲，“排毒”一词是指将有害物质水平降至最低的过程，“数字排毒”一词于 2013 年首次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其定义为“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技术词典》将其描述为，个人停止或暂停使用数字工具进行社交互动和活动的情况。
2.积极意义：
数字排毒更多强调人的自主性，是人们想改变负面现状的主观意识下的计划行为，具体包括：①关闭或退出社交场域、创造新的使用环境；②寻找替代品；③技术解决主义的尝试；④设置障碍，提升人机交互成本；⑤强化主观意识，将手机作为工具而非玩具。
3.语料积累：
福柯所述的“自我技术”意味着对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正像福柯曾阐发的“自我技术”那样，“数字排毒”力求复归一种“自我技术”——即通过自我改变自我，而不是通过技术改变自我。
参考文献：
胡明鑫.用户如何走向抵抗？——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互动关系[J].新闻记者,2023,(06)：86-100.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3.06.009.
网络社会
1.概念：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网络社会”
（
networ
k society）
的概念以来，“网络”
（network）
作为一种工具和视角被用来考察社会的深层结构和人们的信息交往形态。
如卡斯特所说，“网络化”逻辑的形成是一个由媒介技术驱动的过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2.研究路径：
卡斯特指明了网络社会的基本演进路径：媒介技术作为物质基础引领“网络化”向周围扩散，进而实现“网络”的即时性与全球化。这条路径也成为了“网络化”逻辑的展演轨迹。
POPC
1.定义：
彼得·沃德勒等传播学者将网络社会中存在的新的人类交往模式概括为“POPC”
（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
所谓“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即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可以随时地、永久性地保持可联络状态，而不必顾及时间计划和空间安排，这种现象正在通过数字媒介技术手段使人们通过媒介使用形成的在线交流和社交网络成为生活的重心与常态。
2.表现：
媒介技术是“网络化”逻辑的物质基础，而“网络化”逻辑最终成为 POPC 网络社会的内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技术的物质基础体现如下：①微电子、数字化等软硬件交融的媒介技术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媒介技术带来的是信息聚合、存储、读写和传统模拟信号的改良，形成了高速、大体量的信息传播样态。②数字媒介技术成为根本性的社交形态和手段。如大数据与算法等智能媒介技术的日渐成熟，这些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特性满足了人类庞大的连接需求与生存需要。
3.展望：
在POPC 网络社会中，“人的自主性”将在POPC网络社会中面临持续性危机。在西方技术哲学领域，autonomy所意指的“自主性”，是承认某种事物拥有主体“自治”和自我“决断”的能力，且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受他者支配的地位。因而借鉴“数字排毒”的理念将对人类 “自主性”的复归具有现实意义。
4.语料积累：
埃吕尔在他的成名作《技术化社会》中讲到：“技术形塑了一个技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技术自身的规律所控制而忽视了既有的传统。”
参考文献
：公共领域
1.概念：
阿伦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和罗尔斯等人建立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模型，将其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
2.意义：
从未有机缘谋面的人们通过媒体被联系起来，互通信息，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与交锋，进行批评性话语生产。他们或者面对面聚集在咖啡馆、沙龙或者议会这样的公共场所进行讨论，由此形成普遍性的观点，即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会形成压力，影响社会系统的立法和决策。
3.构成内容：
理论模型有一系列核心的组件：
①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精英；他们自发地、平等地参与讨论，并宣称促进公共利益；
②虽然公共领域的交往渠道与私人生活领域相连，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是分离的；
③理性能形成一种无偏倚的价值共识，因而是理想的人类交往实践法则，没有给情感性互动留下多少机会；
④公众通过批判性辩论而形成的社会共识是民主协商的关键；
⑤公共意见可以操纵，但“不可以公开收买，也不可以公开勒索”，因为公共领域是人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自然而然生成的。
4.发展局限：
公共领域理性协商共识模型在数字交往中遭遇到了挑战：
①数字技术平台让百花齐放的社会利基
（niche）
文化得以解放，但也让分歧和矛盾变得更可见了，想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目标仍然只是 “共识的幻象”；
②各种权力干扰了信息传播的客观性和透明性，大量的网络参与行动容易变成“网络点击行动主义”——热衷于线上围观，但经常无力对传播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考证；
③数字交往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如颠覆精英化、解构传统价值，“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 数字鸿沟、“过滤气泡”和 “回音室”效应也伤害了传播公共性。“点赞”、“转发”、“评论”等快速互动模式让人们缺少反思的时间和条件，更多的是即刻发泄的冲动；
④数字平台将数字交往主体的注意力时间商品化，创造出无限可剥削的产消者，公众可能异化为消费机器、赚钱机器和娱乐机器，而不是协商对话需要的参与型公众；
⑤人们在“去中心化”的数字平台中乐意关注与他们观点和趣味相近的人，很少关注甚至是拉黑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
⑥智能机器已经深度介入数字对话之中，成为人类的 “智力伙伴”。如ChatGPT已经具备话语对话资质，可以选择合适的语句呈现某些东西，并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达自己意图，以及调整对话以建立认同与关系。
理论转向：从公共领域到数字共通
数字传播技术带来的就是人类交往的深渊吗？我们不只能从“理性”、“共识”的角度来思考公共领域？而是从 “通”的角度来看数字交往。
1.概念：
“数字共通”吴飞教授等人在《“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一问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共——显”空间，包括了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感情层面的共振共鸣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
这个空间为诸种主体性存在的独异性分配开启了新时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地扮演“自我”与“成为自我”的复数角色，出现了杂合的多元参与者共在的境况： 连接在一起，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同质化，共在、共鸣于网络空间中，却又呈现出独立、开放和流动的状态，保持着 “可容忍的冲突”
（tolerable conflict）
，是在承认差异和矛盾前提下的众声喧哗。
2.运作肌理：
“数字共通”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而运作：
①共享。数字平台因充分调动了人的共享动机而成长起来，如维基百科、知乎、字幕组、开源系统，都是广大无私的数字劳动者共享合作的产物。
②共鸣。“数字共通”是观念和意见得以形成讨论和碰撞的“共鸣室”，是充满活力、能够自我更新的共鸣室。即使在共鸣室中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共鸣的经历仍会在主体间留下互动的深痕，彼此间的观念和情感反应会留存下来并在各自的反思生活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参照系。
③共通。“数字共通”创造了一种超越亲密的小群体的共情传播机制，当他者的生活遭遇呈现在数字空间，尤其是当出现能够引发愤怒、惊讶、厌恶等情绪的内容时，共情机制往往更能发生作用，并将相关话题变成热议潮流，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因共情而联结在一起，让人们有可能以共情式的理解去拥抱现实的多样性并在诸多的独一性主体间建立起共通的关系。
3.评价：
对于复杂系统而言，要清晰地揭示其运行规律，获得系统的精细纹理并研判其未来走向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越是复杂而能动的流动系统越具有不可掌控性——无法通过科学知识、技术控制、政治操控和经济资本进行完全掌控，这正是 “数字共通”具有可塑性且最具价值的地方。
4.语料积累：
韩炳哲认为，数字交流的方式如幽灵般鬼祟，如病毒般扩散。因为 “一条信息，或者一个内容，即使它非常不重要，也能在网络中如同瘟疫或是流感一样迅速地大范围扩散。没有任何媒体有这种病毒式的传染能力”。
参考文献：
吴飞,傅正科.“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6)：22-35+126-127.
语境移植
1.概念发展：
在场景区隔明显的前电子媒体时代，戈夫曼将特定场景中的人际互动定义为“展演”，并提出“前台”和“后台”的区分；随着电子媒体打破场景的时空区隔，梅洛维茨注意到媒介对场景的改变，提出大众传播活动中电子媒体造就的“中区”；在即时通讯技术将人际传播和书面传播相连通的当下，语境移植造就的新“中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新模式。
2.概念：
语境移植，即借助便捷的图像生产技术，提取原初场景
（多数是私人场景）
中的角色展演作为原料，制造新场景中的新角色展演的社会行为。
3.发生条件：
大规模的语境移植的发生有三个前提条件：
①对话的客体化：以即时聊天软件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将人际互动客体化，将以往“说后即焚”的口头对话变成“凝固的、可供搜索查询、复制、分享、引用和重新使用的数据对象”；
②便捷的再现技术，包括视觉再现
（如屏幕截图）
和文本再现
（如聊天记录）
技术“提供了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来表现、储存和传播那些原本在屏幕上转瞬即逝的时刻”；
③低成本的场景转换，如微信等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的软件，令原本界限分明的社会场景可以轻易转换。
4.案例应用：
如今，截屏传播及其变体，如转发、录屏等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将原本限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内容暴露给该语境之外的受众，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情境，从而导致展演者的角色冲突，“语境移植”由此出现。
参考文献：
闫岩,尚佳,刘佳雯等.“我给你看截图”：作为中区展演的语境移植研究[J].新闻大学,2023,(10)：46-60+121.DOI：10.20050/j.cnki.xwdx.2023.10.009.
媒介化理论
真题链接：
1.媒介化
（440，北京邮电大学；848，华东师范大学）
2.媒介化社会
（640，上海大学；334，华南师范大学）
3.谈谈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区别、中介化和媒介化内涵的区别
（829，北京师范大学；815，安徽大学）
4.如何理解我们生活在社会化媒介下
（334，西南大学）
5.媒介化治理
（334，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介化
1.区别：
2008年，索尼娅·利文斯通发表了题为“论一切的中介化”的就职演说，指出：“中介化与媒介化是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概念。”媒介化是指“日常实践和社会关系日益由中介技术和媒介组织所型塑的元过程”，中介化指的是两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
2.概念：
在其原本的辞意中，中介化指的是第三方运用协商的手段调解两方的争议并使得他们形成相互理解的过程，它与媒介同词根，于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经由传媒中介社会生活这层含义。
在中介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传播技术使然或协助了人与人之间中介形态的互动和体验，使得时空的距离化或者说时空的延展或跨越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介入，人们的互动和体验至少部分地被介入的物件和过程所型塑或转换，例如语言就是“中介的典型范例”。
理论发展：从中介化到媒介化
“媒介化”一词最早见于1933年由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提出的“人类关系的媒介化”，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媒介生态发展和万物皆媒理念的兴起，媒介化作为“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用来解释由媒介作用于社会宏观系统的长期影响而得以整合的社会结构变迁。
1.概念：
媒介扮演的社会角色经历了从“中介化”到“媒介化”的演化。媒介化理论的奠基者施蒂格·夏瓦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中，将媒介化视为高度现代化的进程，认为媒介深度介入政治、社会、化、家庭、宗教等领域，融入文化和社会机制以及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互动关系中，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得以制度化。
2.研究取向：制度主义传统和社会建构主义传统
关于媒介化研究，国内外普遍认可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两种研究路径：
①制度化传统以施蒂格·夏瓦为典型代表，强调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这种双重性使得媒介建构成为半自治的制度。
②社会建构传统以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为代表，强调媒介化是媒介逻辑介入并建构社会的过程。
两种研究路径的共同点在于，均将媒介化作为一种过程，即媒介影响、建构社会的过程。
理论发展：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
1
.概念：现代社会媒介对社会和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使得各个领域不得不按照媒介的逻辑来行事，这种媒介的影响力被称为媒介化
（mediatization）
；而数字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化阶段，因此，库尔德利等学者认为深度媒介化是媒介化过程的高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社会系统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体及其底层基础设施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已经根植于媒介化的过程中。
理论应用：媒介化治理
1.提出背景：
“媒介化治理”话语是伴随着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目标“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以及媒介化社会结构变迁而生成的话语观念，是基于对“治”与“理”本质差异的弥合来构建政治理性认同和媒介化治理话语体系。
2.概念：
媒介化治理基于媒介融入社会且建构和影响社会的背景，更多以传媒的公共性、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政策导向，探讨媒介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3.答题框架：
应用场景：
中
国媒介化治理
的具
体面向
（一）政治民主沟通中的媒介化治理
媒介参与治理的专业化优势不断凸显，媒介议程、媒介平台与媒介监督等形态形塑了媒介的参与治理功能，进一步巩固了媒体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
发端于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到媒体内容议程设置，再到当下的电视问政及网络问政，媒介化治理的主线是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互动与形塑，媒介逻辑在我国政治、社会及文化语境下卷入治理具有特定的规则，媒介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程度逐渐加深，媒介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和定位也更加凸显。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媒介化治理
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作为理论基础，将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与当下中国实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勾连，媒介化治理增加了应对风险社会的场景。
在媒介化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双重现实下，风险应对离不开媒体行为，媒体监测功能在风险情境中得以展示和检验。在监测功能的基础上，传媒的吸纳、评论和动员又构成了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新型机制。
（三）社会发展空间中的媒介化治理
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基层社会是重要的治理应用场景，而居其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政治逻辑的引导下拓展媒介属性与基本功能，将信息传播系统、服务系统与治理系统融为一体，以数字化平台链接基层社会与用户，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其功能和作用已经超越了媒体建构媒体—用户的关联，进一步成为构建国家—社会的互动平台。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媒介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具备自身发展的媒介逻辑。其中的媒介化治理有了更具象化的主体落点，更加突出了媒介的主体性作用，在探讨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治理场域和媒介实践。
4.语料积累：
①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元素，也不是工具性的中介和沟通场域，甚至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后者只不过是认识媒介的底楼。
②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系统，以自身发展推进社会完善与国家发展，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媒介与治理的结合也正是媒介化的发展逻辑不断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04):153-162.DOI:10.19563/j.cnki.sdzs.2014.04.022.
[2]许可,黄楚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介化治理：关键概念与应用场景[J].编辑之友,2023,(09):35-41.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9.005.
[3]郭小安,赵海明.媒介化治理：概念辨析、价值重塑与前景展望[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1):59-67.DOI:10.16783/j.cnki.nwnus.2023.01.007.
媒介物质性
真题链接
1.媒介的物质性
（440，华东政法大学）
2.媒介可见性
（810，华南师范大学）
3.媒介基础设施
（334，南京师范大学；825，华中师范大学）
媒介物质性
1.研究背景：
近年来媒介技术产生的“震惊效果”，导致了基础设施倒置，原来隐而不显的媒介基础设施被突显出来，5G、区块链、元宇宙这样的专业话题进入日常讨论，媒介物质性突然成为焦点。
2.研究重点：
媒介物质性的研究将重点从以人为中心的符号、意义、文化的讨论，转移到物创造的连接与行动问题上。该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那里，他将物看成是一个虚空的空间，将“天地神人”汇集在一处。因此，物不是人类世界的附属物，而具有一定的行动和创造能力，比如物也同样具有道德，能够改变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媒介物质性研究将物看作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与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存在。
3.媒介物质性对重新理解媒介的启发：
①物质性的角度对媒介进行重新理解，打开了传播研究的视野，我们不必拘泥于内容型
媒介，可将科技史、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中对于物的研究与媒介的研究结合在一起。②媒介虽然不具有善恶，但并不中立。物的偏向性或道德性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的行为与社会的运行，这需要研究者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不过如何确保人类中心主义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之间必要的张力。
③如何在中国经验与全球经验的对话中展开媒介物的研究，也是一个值得中国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按照美国汉学家艾兰的观点，中国先秦的物
（万物）
的本喻
（
root metaph
or）
是具有生机活力的植物，而不是古希腊观念中无生命的物。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生万物”
（《老子》）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论语》）
等论断中的物的观念无不具有这一特征。这种我们现代人陌生的“物”的观念也许会为我们理解媒介物提供新的视角。
数据基础设施
1.概念：
“数据基础设施”是指隐藏在应用软件交互界面背后，连接前端应用软件和后端硬件设施的中介，它不但将各种网络行为和服务操作转化为不可见的数据，同时以接口、连接与权限等方
式，进行数据的再利用，促进平台自身的可扩展性，成为数据创建、处理和分配的社会技术系统。2.特征：
①庞大的元数据存储；②对数据进行高级算法处理；③决定应用软件界面内容呈现；④控制外部应用软件的介入和接入。
3.评价：
数据基础设施基于海量且跨平台的数据，通过指定计算命令，将元数据转化为可输出的“服务体系”：以指标、数据、标签的编程形式去供给一套具有深度的、个性化、精准的“用户模型”，进而以一种蚕食性的“拓展力”去主动构建人的行为模式，完成如《今日头条》董事长张一鸣所设想的“不需要用户进行任何选择的”个性化推荐。
数字基础设施
1.背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尤其是谷歌、脸书、微信等“基础设施型平台”的快速扩张，“基础设施”一词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视野。
2.案例应用：
数字基础设施可被视作一种结构性的力量：
①数字基础设施让大规模数据的收集、储存、传输、流转成为可能，同时又为这种可能性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规则。经由健康码，数字基础设施加速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政府管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相关的实践进行重新划分；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协同运作，需要通过网络协议、数据标准、数据接口等机制进行“数字沟通”；
②数字基础设施是驱动其他系统重新组织和配置的动能，通过将数据加速嵌入到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当中，推动生成新的结构和关系。在健康码的个案中，这种力量集中体现在其打破了行政管理的组织化边界、推动了政府管理架构和工作流程的系统性变化，可能打开新的治理方式和形态。
3.积极意义：
健康码的诞生可谓是我国数字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方面直接产生于我国新冠疫情管控，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它的推行和普及，不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嵌入，也意味着一个跨层级治理结构和数字“基础设施”系统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刘海龙.媒介物质性之后[J].新闻与写作,2022(08)：1.
[2]马中红,胡良益.数据基础设施：作为纵深维度的隐蔽可供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2,44(08)：6-27.DOI：10.13495/j.cnki.cjjc.2022.08.004.
[3]李梦颖.数字基础设施：隐藏在健康码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J].新闻记者,2022(04)：46-59.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4.009.
编审 | 小刺
排版 | 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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