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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花了很多个夜晚写新的长篇小说。
写到三四万字时，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个？
第一个念头是“我想突破自己，我觉得我也可以突破自己。”
但这个原因是真的吗？
我停下来，靠在沙发上，很认真地又问了自己一次：你为什么要写这部长篇小说？
我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被某种惯性驱使自己前进。
我很难堪的挤出几个念头——
“很多人觉得写长篇比写散文更牛x，所以我要写。”
“我想证明给别人看，我没有垮。”
“我爸一直希望我能多写一些长篇。”
“写完长篇，还能拍成影视作品，一举两得。”
以上几个念头没有一个是因为“我真的想写。”
全是因为“别人会那样去看。”
我问自己：这些年你以为别人在看你，也就一直活在这种“自以为”的氛围下，人生已经活得够累了，你已经不堪重负了才躲到这个偏僻的小渔村来。到了这里，你还打算为别人的看法而活着吗？你虽然身体躲过来了，但是你的心还在热闹之中。
我想了想，把几万字都删了。
我想写一些自己真正想写的，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写的。
我的痛苦来源于何处呢？
我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打开文档，写下了第一句话：我的人生是一场仓促的逃亡。
我打算从第一次出逃家乡写起，那是我活成现在的自己的初始之地。
于是我写：
我的家乡郴州，是湖南南部的一座小山城。这座城市在丘陵之间野蛮生长，一年四季漫天遍野都是绿色。
城市尽是上山下坡的路。少时的我时常站在坡顶向远方的坡底张望，那绵延起伏的道路总让我不自觉陷入怅然。
我怀疑自己本是个心思简单的孩子，是这一城交织起伏的山路在我的心上划出了深浅不一的皱褶。为了熨平这些沟 壑，我把自己一整个藏进心里，在里面忙来忙去，看起来就成了心思很重的样子。
“郴”这个字除了本地人，外地多数人不认识。刚去外地念书时，我总要纠正同学，这个字念chēn。可就算提醒了，很多人还是记不住，第二次大概率会念成“彬”。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提到这座山城，都用一句俗语来形容——“马到郴州死，船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打摆子的意思就是生病打抖拉痢疾，加上粮不够、水不长、环境恶劣，这便成了外界对家乡郴州的第一印象。
幼时的我，懂事太晚也毫无特长，常常不被人放在眼里心上，于是我写：
我满脑子疑惑，时常眼神失焦，陷入发呆状态。
旁人便说：“他又在发呆了，发什么鬼呆咯，想点正经 事情不好吗？”
发呆不是放空，恰恰是在聚精会神地想一件正经事，但需要用极其安静的姿势去悄悄靠近，潜伏在其周围，才有可能等到答案偷偷探头。
因为没有自我，无法靠双腿堂堂正正地站立。我像个不倒翁，被来往的路人推来推去。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朝南后又朝北，谁经过都能推我一把，我重心不稳，总是颠三倒四惹人笑话。
我讨厌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于是我写：
头枕着书包，躺下来，双手放在胸前，看着一片漆黑夜空，一筹莫展。
心跳随着呼吸变得平缓，眼前的黑也慢慢沉淀在了身体里，天幕上露出了星星。
星星一闪一闪，我听到心里一个很微弱的声音渐渐变强，那个声音说：“如果离开这里会怎样？如果离开这些人会怎样？你是不是会更有勇气一点？”
随着成长的挫败感越来越强，高考越来越近，这个问题的音量也愈发大了，后来几乎变得尖厉刺耳——我想换一个环境，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随时评价我的地方。
我可以去做任何事，失败了不用笑着佯装没事，转身就可以自嘲懊恼；成功了也能当场给自己拼命鼓掌，当个“显眼包”也很好。
我以前总惋惜：为什么自己身边没有人？
后来才发现：我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只要我能离开这里。
写完以上，眼眶湿了，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第一次尝试将满是折痕的童年折纸缓缓抚平。
为何从未写过这些，到底是因为这些年跑得太快无暇顾及，还是因为想通过奔跑来甩掉这些不愉快的往事。
这些年，我一直认为自己的逃离家乡是成功的，也为这样的自己感到某种程度的骄傲。
我却忘记了，我能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有人将他们手里的线放得足够的长。
正如我在文中写：
每个离开家乡的人都由两个自己组成。
在他们离开家乡的那一天，便把过去的自己留下了。异乡的他们又会在新的土地上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就像我，将十八岁的自己留在了家乡，在外闯荡的我也已经“二十四岁”了。
曾有朋友对我说：“真羡慕你，离开家那么久，父母也没有给你压力，任你在外面看世界。”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本能地愣住，我似乎从未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因为自己足够坚定，足够坚忍，才能在大城市生存下来的吗？
我也没有想过，如果父母不在背后支持我，从来不抱怨我回家少，我是否能这么多年心安理得地待在大城市。在我三十岁之前的那些年，当一起北漂的伙伴陆续选择回家乡时，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父母从未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也从未对我进行过任何催促。
他们不问我究竟能挣到多少钱，也没问过我未来的计划，他们问我最多的就是：“还行吧？”
我说：“还行。”
他们就说：“还行就行。”
现在想起来，好像他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支持我远行的准备。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选择了回家乡，我对我妈说：“我不想回郴州工作了，我想留在长沙。”她说：“你喜欢就好，反正长沙离家也不远，火车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很方便。”
又过了一年，我跟她说：“我打算去北京工作，北京很远，有可能我们一年只能见一两次了。”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对我说：“你喜欢就好，不要委屈自己就行，你回不来湖南，那我们就去北京看你。”
事实上，他们从未提出来北京看我，他们知道我和几个朋友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他们知道我买了一张二手的床垫睡在地上，他们知道我所任职公司的领导对我还不错，知道我每天的生活只有两点一线——公司和家里，也知道我每天都会加很长时间的班，他们对我唯一的交代就是：注意身体。
边回忆边想，哪位父母不希望能与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呢？当时逃离家乡只觉得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八年太压抑了，却不曾想到，一旦大学毕业选择了漂泊他乡，这辈子与父母相见的次数就开始所剩无几了。
一年长假回两次家，五十年也就只能和父母相见一百次。
我曾以为自己选择北漂是一场胜利的人生逃亡，逐渐才意识到，这是肩膀上，与父母见一次便多落一层的霜啊。
霜落在我的肩上，挂上父母的鬓发，洇透树木的年轮，怎么一转眼，那在车站送我远行的五十未满的父母，忽而就年过七十了呢？
我曾以为自己对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快速坚定，富有主见。
可顶着风往前走，光有主见是不够的，还需要背后有足够有力的手推着我往前。那双手来自我妈。
无论是高考后选择读中文系，还是毕业后选择留在长沙，再决定北漂，每个决定的背后都是我妈在我身后死死顶住，让我不必回头。
因为从小成长在医院里，周遭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学医，不然我爸那些医书、那些积累无人继承。更何况，同龄人多数都找到了各自的专长，只有我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只是凭着高三的最后一腔热血和好运考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学医是最没有悬念的。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讨厌与医院有关的一切。
半夜家里响起急诊电话铃声，手术台的无影灯能照出一切胆怯，至今闭上眼，我的世界都弥漫着84消毒液的味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半夜惊醒，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在家，于是跑去住院部找爸妈，路上经过有病人家属低声哭泣的太平间，我用力推开住院部的双扇门，看到走廊两边躺满了因为瓦斯爆炸而重度烧伤的矿工，所有医生、护士口罩帽子白大褂全副武装，人人都只露出双眼在为伤者抹烧伤膏。我在惊恐中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看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便走过去蹲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吭。
我妈看我一眼，瞬间就哭了。
我离她那么近，她都哭了。后来我离开她那么远，她有哭过吗？
我从来没有问过，也不敢问。
我写了那年的妈妈，写了这些年的爸爸，写了在异乡生活的自己，写着写着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常想，如果我的少年时期不都是那些痛苦的经历，今天的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故乡给我带来的，到底是用它的土壤将我死死地压在地底，令我无法喘息，好让我在多年后的某一个春天里发疯地生长？还是许我以更多脆弱，让我在他乡能以此酿出酒，轻易就醉倒在过去，在挣扎中书写成文？
九百多年前，秦观被流放至我的家乡，写下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郴江明明是绕着郴州的山而流淌，为何又要流去湘江？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还是孩子的何塞·阿尔卡蒂奥跟着吉普赛人去了远方，多年过去再度归来，成为另一个人，强壮健康，回到家中，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或许所有离开家的孩子，其实命运里都自带另一颗种子，那是故乡的庇护——让你拥有第二次生命，第二套根系，能让你在陌生的土地上汲取到新的营养。故乡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希望你多年后，能完完整整地回到家乡，和路边的老乡聊上几句家乡话，能坐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你曾和一群人坐过的大排档，把酒言欢，高声唱和，像所有和解的父子、母女，不再提过往，只顾眼前。那是过一天老一天、过一天少一天的相聚。
当我后来真的带着同事们踏上这片土地为电视剧或电影勘景时，内心感慨万千。
站在苏仙岭远眺雾气消散的故乡，那呼啸而来的风声似曾相识，好像是家乡在问我：“你还讨厌这里吗？”
我说：“现在我才明白，我不是讨厌你，我是讨厌曾经那样的自己。我离开你，也是想摆脱那样的自己。但你看，我长大了，我变了，我回来了。”
每一块故土都见惯了人来人往，生生死死。每一块故土也都被人误读，像一本沉重的历史书，一页页被翻动，却难以被完全理解。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两千多年的风中，有多少个故事被吹散，带着余韵消失在山野之间。这土地的每一寸都沉淀过悲欢离合，承载过梦想与坚持。
一年四季，冬藏春生，土地总会准备新的土壤让年轻人生长，也总把过往越藏越深。只是年轻的我们快速发芽，快速挣脱，快速离开。匆匆而过，看似熟悉故土，却鲜有人在离开时真正读懂它。
多年后，我带着同事们站在铁道的天桥上，看着南来北往的列车说起自己每日放学后的心境，居然有泪水润湿了眼眶。
一辆列车缓缓北上，我看见一位眼熟的少年趴在座位上看着窗外发呆，那不就是十八岁的我吗？正乘着列车奔往他乡，眼里有憧憬又有迷茫。我站在桥头用力朝他挥手，在心里告诉他：“未来的你能凭能力逃开一切，也能在异乡脚踏实地地生活，你理解了父亲，你会回来重新阅读故乡这本书。无论你飞了多久多远，都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根，你身上有一根线，线的一头拽着你，另一头在故乡的手里。”
这篇关于故乡的文章我写了两万多字，前后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但我知道我能写成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从17岁开始就在为这篇文章打腹稿，直到我43岁这一年变成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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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我的作品签售会去了很多个城市，每次编辑问我要不要回郴州，我的心情都很复杂。
想回，是想让过去的朋友看看现在的我过得不错。
不回，是觉得少时的自己并不出众，不想成年的自己张牙舞爪。
而当我写完《等一切风平浪静》后，我觉得我应该再回一次。
我想告诉家乡很多如我一样岁数的孩子，无论你此刻对家乡的感受如何，也许你会远走，也许你会停留，人生漫漫一条路，是可以频频回首的。
毕竟，一个能随时回去的家乡，才是所有游子能在外漂泊的底气。
3
得知我要回湘，以前的大学老师让我“无论如何要抽出一个时间去一趟她任职的学校”，大学同学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一次。
所以9月5号周四晚上7点，我会在湖南女子学院求实楼一楼剧场。
9月6日周五下午2:30，我会去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益美楼报告厅。
学校内部应该发了通知，但如果当地有校外的读者想参加的话，可以通过以下的链接来报名。因为主要针对校内同学，所以校外名额不多，大家想去就赶紧报名。
回家了。
到时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