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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种下的汉字情缘

您最初接触中国文化是什么时候？您是如何决定学习中文的？

罗森教授：我第一次接触汉字，或者说注意到汉字，是因为我的父母。在我大概八岁到十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罗塞塔石碑。这块石头上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希腊文，一种是埃及通俗文字，还有一种是象形文字。当我看到最后一种几乎是用图画和符号组成的文字时，我非常兴奋，它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而我小时候有拼写困难的问题，所以这种象形文字让我很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指环王的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故事是用英语所说的“符文”来书写的。这些文字在斯堪的纳维亚甚至英格兰北部都有使用，与英语截然不同。我的父母建议，如果我对这类文字感兴趣，不妨去了解一下汉字。他们给了我一本《自学中文》的小书。一个10岁的孩子想通过这本书中学会中文是不可能的，但我从此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汉字。

那是上世纪50年代，英国还没有多少人真正谈论中国或中文。有人收藏中国瓷器和青铜器，但当时关于日本的展览更多，母亲带我去看了很多展览，让我喜欢上了东方的书法以及绘画笔触，这与西方绘画截然不同。

我也开始注意有关中国的图像——宝塔、柳树，以及在英国餐具上看到中国风格的纹样。因此，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中国及其文字着迷。我的父母说，等我长大了可以学习中文。但我当时在一所普通学校读书，连拉丁文学都学得不太好，中国看起来就更加遥不可及了。我最初去剑桥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对考古产生了兴趣。我连续三个暑假都在约旦进行挖掘，积累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经验。

在剑桥大学就读期间，罗森教授去耶路撒冷进行了考古挖掘

回到英国短暂工作后，我意识到自己更想研究中国和中国文物，就向大英博物馆提出申请，并有幸在1968年被录用。当时，我对中文知之甚少，对中国瓷器也几乎一无所知。大英博物馆的老师们坚持认为，如果你现在要来这里工作，就必须学会中文。于是他们把我送到了 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我在那里攻读了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期间，我过着颇有挑战性的双重生活，每天一部分时间在为文物编目，另一部分时间则在学习中文。

对于欧洲人来说，学习中文并不容易；要想稍微熟悉中文书写，可能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到我完成学业时，我已经能阅读简短的考古报告，但也仅仅是读懂而已，要进一步熟悉还需要很长时间。

您的父母是怎样的人？

罗森教授：我父亲是典型的英国政府官员，喜欢研究地质学，周末会带我们去看化石和不同类型的岩石。他对温彻斯特这座以古老教堂闻名的城市非常感兴趣，温彻斯特是他成长的地方。最初，我想学习西方建筑。我的母亲是来自德国的难民，在欧洲大陆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长大，对艺术品、瓷器和精美的家具情有独钟。她在十几岁时逃离了德国，不久之后纳粹就上台了。她带给我的不是细致入微的教育，而是一种观察力。她鼓励我观察事物，在我无聊时带我去博物馆。她注意到了我对绘画和事物的快速记忆能力，经常建议我去国家美术馆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讲给她听。这种不经意的训练让我对器物和博物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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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去

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罗森教授：1975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当时去的是北京。自那之后，直到 2019 年，我每年都会到中国去。2010年退休后，我大概每年都去中国三次。那是我为我的新书进行最密集的研究的时期。第一次去中国时，我30多岁，当时博物馆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我作为一个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参观了故宫。

在一个清晨，走在几乎无人的故宫里，我被故宫的建筑深深震撼。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建筑就像教堂一样，前窄后长，是石头的，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是木头做的，并且是置于一个平台上横向搭建的。

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之后，我们去了西安，随后南下苏州、上海和广州。对于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那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解中国的地理。

在中国旅行，仅仅去一个地方是不够的，要尽可能地去不同的地方，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我经常坐着火车独自在中国旅行，去寻访一些古迹。有一年冬天，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南京，为了看公元前几个世纪建造的纪念碑，特别是其中的几件大型动物雕塑。

年轻时来中国访问的罗森教授

现在这里已经开发成了旅游景点。当时，这些长着翅膀的大狮子，矗立在田野中央的场面还是很震撼的。当时是11月，天气寒冷，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暖气坏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火车上的人变得很友好，一路上互相交谈。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分享他们和我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经历现在不会再有了。在中国，这样与人的直接接触是我早年间最喜欢的经历。如今，我的年龄大了，知名度也更高了，想要消失在人群中就没那么容易了。

1975 年中国处于特殊时期，您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表团？

罗森教授：当时中国官方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一个重要的展览，展示过去十年的考古发现，展品是由两国的考古学家共同选择的。那个展览非常棒，中英两国都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外交时刻。

我们邀请了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到英国参观博物馆，我去中国则是一次相应的回访。他们邀请不同博物馆的馆长，但是在当时，有些人对去中国旅行还有一些顾虑，所以就有了我的位置。就这样，我来到了中国。虽然我们是一个以参观博物馆为主的代表团，中方也想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农业和城市发展，所以他们带我们去了工厂和市场。那次中国之旅的经历非常重要，因为比我年轻的一代人还没见过这样的中国。能亲眼见证中国的变化，我是幸运的。

1982年，我获得了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奖学金。我被派去参观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博物馆。这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不同城市的不同博物馆对外国人的活动有不同的规定。西安的限制比较多，但在湖北武汉，尤其是湖北省博物馆，风气却十分开放。我是第一批参观武汉南部一个盘龙城遗址的人之一，非常激动人心，我当时明白了一点：在中国，你必须适应环境，顺其自然。

罗森教授与中国专家一同研究文物

在过去40年中，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森教授：一切都变了。公路、铁路和楼房等建设是显著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明显，快速列车也令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初，乘坐火车简直是去体验另一个世界；火车时刻表是跟着铁路的运作走的，而不是为了乘客的便利。有一次，因为要搭凌晨两点的车，我甚至在车站月台上睡了一觉。

现在的中国更加现代化，也更加富裕。1975 年，人们吃不饱饭，要用人力推车运送石料，缺乏现代化设备。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些变化相当了不起，但同时我也为如今被混凝土覆盖了大部分地区而感到遗憾。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着开阔的乡村、壮丽的山脉、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边缘的城市也令人难忘。我自身的独特体悟并不在于 40 多年来在中国游历的时间，而是我去过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那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各种作物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内蒙古人和贵州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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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古今的中国研究

您的研究领域跨越了中国的各个朝代，您在工作中有过哪些特别令人难忘的经历？

罗森教授：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商周直至汉代，也写过一些关于唐代的文章。例如唐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仿西亚陶瓷，我对此很感兴趣。当时，中国与西亚有很多贸易往来，他们制造的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唐三彩”完全不符合中国陶瓷的特点，它更像西亚陶瓷。在唐朝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三彩人物和碗碟。唐朝的中国人似乎为这种异域风情的制品创造了一个国内市场，尤其是应用于墓葬中。

另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是与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合作研究清朝的三位皇帝。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遗迹之一，这个项目让我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众多相关的史料，异常珍贵，进一步拓展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当时，我们经常去琉璃厂买景泰蓝目录或类似的册子，然后去博物馆询问是否能看到或借到类似的东西来研究。

这是一段相当难忘的经历。我得以进行一些前所未有的探索，研究了18世纪的景泰蓝、玉器和绘画，这些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尤其是当我观赏那些描绘皇帝南巡的长卷画时，就像在看一部电影，那些精致细节和生动场景让我大为震撼。这些作品为我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个极为丰富且历史悠久的文明。

罗森教授的著作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唐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可以学习的一个范本，因为唐朝风气十分开放。您怎么看？

罗森教授：唐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唐朝的领导者有一部分是非汉族。他们是土耳其人或鲜卑人，这为唐朝与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多元的联系。这种多元化使唐朝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他们不仅了解新的民族，还敢于冒险深入欧亚大陆。

唐朝还特别重视学习邻国语言，这对于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至关重要。在英国，我们学习欧洲语言如法语或德语，就更容易理解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和习俗。类似地，若中国能增强对邻国文化的了解，比如蒙古或俄罗斯，这将有助于促进更深的相互理解和同理心。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斯坦”国家之间确实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但其对中国国内影响的程度目前尚不明确。西方与此相反，比如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英国人，这种国际交流是常见的。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就拥有极大的多样性，如四川和广州的食物和语言差异。因此，中国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特色的方式来与世界进行交流。

我对唐朝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密切往来格外关注。在大型游行和祭祀活动中，玄奘甚至邀请了来自拜占庭、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的使节参加。尽管这些活动可能带有官方色彩，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途径。

您认为哪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

罗森教授：我认为无疑是周朝，这是我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朝代。首先它对中国的国家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有非常强大的家族等级制度，并建立了一个由礼仪和文字联系起来的国家。周的重要性在于其对家族礼仪、祭祀和文字的深远影响。

周朝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是最大，但这些影响不是现代层面的。如果你想谈谈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有影响力的朝代，我会首先提到宋朝。按照12世纪欧洲的标准来看，宋朝要现代得多。其拥有印刷术，有各种更先进的机械设备，有火药，以及与草原民族作战的独特方法。宋朝是一个非常先进、复杂的时期，可以说，它为当今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群体设定了一个高标准或基准，展现了极高的智慧和文化成熟度。

如果考虑直接影响力，我的答案是宋朝或清朝。清朝的影响深远，但要探究中国的本质，周朝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周朝的影响并非来自军事上的胜利——事实上，它在军事方面经常失败——而是来自其深刻的文化影响。周将文字从北方传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因为将其文化扩展到了国家东南部，奠定了中国核心地区的基础。如果周朝在传播思想和语言方面未能成功，中国可能就会像欧洲那样分裂。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这一点，但周朝却做到了。

您认为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民族种凝聚力是否也源自于对周朝传统的继承？

罗森教授：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至于是否总是最先进的，我不太确定。西方人可能没有认识到的是，西欧的文化的发展依赖于分歧。多种语言、多种思想，导致欧洲人相互斗争也相互学习，这是一种优势。而中国缺乏像欧洲这样的内部竞争。

中国中部沿两河一直到广州区域，通过共同的文字和共享的历史（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紧密相连。中国人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是中国强大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基本差异带给后世的影响？

罗森教授：中国一直以相当复杂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国家。统一的文字和语言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祖先祭祀——信仰家族的重要性以及确保家族的成功。

西方社会以所谓的 “选区”（ constituencies）为基础，这是基于基督教会的模式。社群是参加同一个教堂的群体，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其中有些人可能是亲戚，更多时候没有血缘关系。西方有对板球感兴趣的社群，有经营哈德利遗产（Headingley heritage）的社群。中国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社群。但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在古代，大的氏族与外来者联姻，把他们纳入家庭，扩大家族的力量。

西方有一个我称之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而中国有一个以宗族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两者都发展出了不同的联系、不同的活动。本质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体系。我认为，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让中国保持了紧密团结。

我在《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 Life in Ancient China）中提出了这些观点，这是一本关于古代中国墓葬的书。如果我们不相信祖先对后代的重要性，那么这些陵墓就毫无意义。这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并没有以古代那样戏剧化的方式延续下去。在中国古代，墓葬要比现在的阵仗大得多，明朝、清朝的皇帝都有宏伟的陵墓。人们秉承着一种信念，即一个家族认必须尊重和供养祖先，以确保现世的幸福生活。墓葬的价值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如此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后来研究了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所有的陵墓，意识到在这些时期建造陵墓的人，是真心希望为祖先创造一个美好的来世。这让我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更加肯定，家庭，以及对整个宗族的关怀一直以来都是维系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

《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 Life in Ancient China）

您被授予2022年的唐奖汉学奖，表彰您对中国艺术和考古的学术贡献，及促进公众对中华文明更深理解的努力。您认为深入理解中国的文明为什么重要？

罗森教授：

西方人普遍缺乏对中国广阔的土地、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人群，以及贫富水平的了解。他们首先必须去了解的，是中国这片土地的广袤和地理环境多样化。中国西部山川耸立，大河流向东方，滋养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农业地区。而青藏高原又与肥沃的低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区域众多，各自发展出独特的历史和习俗。即便在今日，各地的食物和方言也大相径庭。

我在前面提过，在写《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时，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差异。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家庭都是很重要，在中国，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可能是庞大的家族或宗族，包括众多分支及已婚的子女。但在当代，它可能是一个很小单位的家庭。但核心都是等级制度，儿子无法取代父亲及其地位。这种等级观念在中国比西方更为根深蒂固。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此的理解均有所不足，尤其是等级制度和家庭力量的重要性。在中国，个人最强烈的追求经常是为家庭谋福利，这与为国家谋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会奖励那些既利国又利家的人。这种复杂的结构对中国之外的人来说很难理解的。

实际上，与家族和祖先相关的仪式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外人往往对其他家庭的活动一无所知，西方人更是未曾见识过。因此，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为私密且分散的宗教形式之一。

在写作《中国古代的来世与今生》这本书时，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罗森教授：首先，我合作的出版社从未真正出版过有关中国古代的书籍，他们对这一主题并不熟悉。他们最初热衷于关注墓葬、器皿、壶和玉器。然而，我坚持要把这些墓葬建造地点的地质情况写进去，并向出版商和读者解释中国的地理环境。这很有挑战性，读到这本书的人会惊讶于中国地理的复杂性。在写作之前，我得先向出版商介绍中国，并解释为什么中国很重要，这也相当困难。

2021 年 9 月我提交了书稿，2022 年 9 月才印刷。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反复讨论每章文稿、每张地图、每幅插图以及它们的用途。出版社相当宽容，允许我在每一章放一幅地图，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例如，读者需要知道四川盆地在中国的什么位置。每一章都有地图和墓穴或墓坑的平面图。这对出版社来说很不寻常，因为要制作这么多插图，成本相当高。

罗森教授书桌上的地球仪

了解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也有助于理解当代的中国吗？

罗森教授：这是多层面的。首先，我所描述的祖先祭祀在古代非常普遍，这在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墓葬之中都有体现。但由于一些原因，关于古代中国的墓葬记载并不多见。人们可能会提及明清的墓葬，但对商周的墓葬却鲜有记载，更不用说对这些帝王陵墓的发掘了。这些墓葬中发掘出的器物质量极高，且墓葬规模庞大。这种复杂的工艺流程要求工人在大型作坊内全体协作。比如，商代的青铜礼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复杂的多道工序制作而成，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商朝的帝王或贵族的墓葬中可能会有多达二十种不同类型的器皿，这需要精湛的工艺水平。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采用了一种“蓝图”式的精细建造方法。兵马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几乎是通过工厂化的方式生产的一般，但其制作精巧，独特而又统一。兵马俑的制作是经过精心规划和明确分工完成的。这正是中国独特之处——无论是家具、瓷器、青铜器、玉器还是兵马俑，其制作水平之高令人赞叹。可以说，中国是分工生产体系的先驱，正如福特公司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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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一座桥

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成为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馆（Joseph Hotung Gallery of Oriental Antiquities）的主任。1996年，您策划了令人记忆深刻的展览 “古代中国之谜”（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能否谈谈这次展览的反响和回忆？

罗森教授：那次展览最初在德国启幕，随后到英国展出。展览编目册《神秘的古代中国：早期王朝的新发现》（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也是在一众同仁的协助下写成的。这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展览，或许因为它让我和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深邃得多。仅凭《史记》或周朝的青铜器铭文等公开的古典文献来认识中国，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中国的一面。但如果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展览最令人瞩目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如今那里又有了新发现。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些文物来自商朝同期（公元前1200-1100年），但显然它并不属于商，甚至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但我认为良渚、三星堆这些遗址揭示了人们以前从未见过或从未关注过的玉器、青铜器和思想。

这不仅对我，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乃至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警示。对中国来说，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区域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叙事，至今依然是一个挑战。这个问题对欧洲人并不是一种困扰；西方的不同地区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模式，各自的区域并没有融为一体的模式。西方人讲的是印欧语系，构建了一个联合体系。

中国也应该为其拥有不同的体系而感到高兴。良渚、三星堆这些地方的发现展现了一些人们从未见过或一直被忽视的文明存在。我认为这才是真的激动人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称之为“神秘“，因为在 1996 年，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了解。现在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在商周时代之前的远古中国，许多区域都有强大的族群，创建了自己的城市。

西方人依赖于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并从中汲取养分。这就是西亚-地中海文化圈。这种观点在中国并不普遍。中国的地理位置将其与西亚割裂开来，中国的文化是独立于西亚而发展的。因此，虽然有时似乎是平行的，但实质上是完全独立的。正因为如此，更没有必要争论或担忧这些人群是否属于中国、他们是否是君王或帝王。他们是核心中国的一部分，是当代中国遗产的一环，完全独立于西亚和欧洲之外。

那时，中国的气候环境与现在截然不同，位于典型的太平洋季风气候带中。中国的气候特征是非常炎热和潮湿。西大西洋地区的气候模式也有所不同：冬季多雨，夏季干燥。我相信这种气候差异，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从一个极其积极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过去。良渚或三星堆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并不减损其重要性。通过遗留的文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和习俗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中，与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风貌差异显著。

中国幅员辽阔，从古至今，不同地域之间的多样性是其文化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最初开始，不同的地区就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力量和观念。这并不奇怪。

2005年，“盛世华章”故宫文物展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开幕

罗森教授为伊丽莎白二世和胡锦涛介绍展览

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几十年中，您如何看待考古学领域的演变，尤其是在博物馆工作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协作方面？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国际间的交流？

罗森教授：在70年代，考古活动相对稀少，仅有少数重大遗址在紧急情况下被挖掘，1975年大英博物馆展览里的展品大部分就是这么来的。到了80年代，考古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那些在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已成为行业中的资深人士。考古的研究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侧重历史和文本分析，转变为强调地域归属感，比如重点关注北京和四川地区的考古发展。现在的年轻一代开始使用西方科学方法，如化学分析和碳14年代测定法。

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交流。中国的考古学家往往在本省接受教育，专注于本地区。他们往往对本地区有深入的了解，但对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了解有限。我认为我的访问有所帮助，因为我关注的是更宏观的视角，而他们对自己所在区域的了解非常详细和具体。

我的愿景之一是促成牛津大学和北大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共同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的一些地区，这有助于两国的和考古学家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待问题。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您认为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文化的人变得更多了吗?

罗森教授: 当然，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人数有了显著增长。人类学、政治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等学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牛津几乎没有中国历史学家。如今，在剑桥和牛津，这一学科已经从局限于侧重古典中文的语言教学体系扩展到包括当代中国的研究，这在学术领域和学生群体中都很受欢迎。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如计算机科学家和化学家，无论是中国籍还是华裔，也都在西方的大学教授课程。

中国在各个层面已经开放了许多，但语言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汉字和语法结构与欧洲的语言非常不同，对许多人来说是一道高难度的门槛。即便对我来说，如果不懂中文，中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比如，你可能无法在中餐馆体验到真正的中国美食，或者在中国火车上感到舒适。除了通过建立更多的孔子学院或提供奖学金，中方还应该做更多，他们需要认识到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性。

许多中国学生来到牛津大学这样的英国传统校，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参与社区生活的重要性，例如在晚宴厅共进晚餐。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其中，学院会给予他们尊重，并令他们终生受益。但很多中国学生错过了融入社区的机会。这对于让他们了解如何与西方人交流是非常关键的。我自己与中国人交流也有困难，因此我理解这一挑战，双方都有尝试的必要。在中国，像我一样致力于了解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人并不多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罗森教授在墨顿学院

多年来，您一直在博物馆和学术机构中工作，您如何看待它们在促进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文化理解的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罗森教授: 博物馆无疑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它们能够举办各类讲座，这些讲座不仅能由资深馆员主持，也可以让年轻的讲解员来承担，目的是吸引公众兴趣，让他们了解如何通过博物馆展品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中国文化。通过观察和解读文物，如我之前提到的兵马俑，我能够用眼前的物件讲述过去或现在的故事，这是我个人的一大特长。对于那些不懂中文的访客，有讲解员介绍青铜器或景德镇瓷器的制造过程，是一种向公众展示中国文化的极佳方式。

我们谈论这些话题时，可以看出您的研究不仅仅涉及历史，也包含了人类学和跨学科的内容。是否您这一辈的学者中，更容易出现大师，这与年轻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何不同？似乎后者倾向于专注在特定的、更小的领域，比如某个特定的朝代，您是否有听过这方面的评论？

我认为当然存在差距。不过，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一代会变得更像我们这一代。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得益于丰富的阅历，得益于阅读大量书籍，得益于结识很多有不同想法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只写过关于中国玉器或青铜器的文章，都写得非常详细和具体。现在，年轻的学者更喜欢自然科学，研究化学、DNA。但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视野会越来越开阔。我自己就在旅行中学习到了许多地理知识。我以前教过的很多学生，还会在我的旅行和研究中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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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的间隙，罗森教授为我们介绍她的书

书房一角的柴火

罗森教授的瓷器

访谈的起居室

罗森教授的花园

撰文：弥生

采访：子岚 弥生

摄影：戈牧野

部分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部分访谈内容以视频形式发布，

详见英国康河出版社（Cam Rivers Publishing）

出品的短片《杰西卡·罗森：与中国考古结缘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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