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的“ 清末到建国：中国农业科技实况”，也提到了部分土壤肥料的内容，但只讲了一个概况，这次更加细致的看看其中的一些细节，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或许能看出点什么。
借用书中一段话：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土壤肥料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在多粪肥田、培肥地力和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总结提出了“地力常新”的理论。这是我国古代在土壤理论方面的光辉成就。但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培肥地力，则始于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以后。
中国古代农业方面并不缺少技术，并形成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专著，但其实多为实践技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西方的技术恰好弥补了我们的这一缺陷。但理论的学习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这段中西碰面时的碰撞、抗拒、融合的过程。
我国施肥历史悠久，绝大部分都是有机肥料，到明清时期有机肥料已有一百余种，好像比现在还要多，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分类标准有了变化。
清末时在之前积肥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窖粪法，对提高肥料利用率有很好的作用。清代的《耕心农话》详细阐述了窖粪的必要性，窖粪的方法，以及窖粪肥施用的效果。
在施肥技术方面，水稻提出了“三通”施肥法，也就是施用三遍肥料，一通用红花草，也就是绿肥，二通用猪践，也就是圈肥，三通用豆饼，也就是饼肥。这套施肥方法已经是比较完善的基肥与追肥，迟效肥与速效肥相结合的施肥技术了。
民国时期国立浙大教授发明了活化有机肥料的方法，并获得了专利。在专利发明前，榨油厂的豆饼、菜籽饼等副产物多以出口为主，而中国农民不太愿意使用这类有机肥料，因为必先进行浸泡至腐烂发臭才能使用，否则肥效缓慢，不利作物生长，而且发酵期间还会造成氮素损失。书中还提到，多数农民更喜欢用硫酸铵，可见当时化肥在农民中的接受程度已经很高。
自1904年我国开始使用化肥，前二十年一直增长缓慢，且多以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居多，到1931年，我国才有了自己的化肥厂。
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化肥是一种新型肥料，对其施用时期、施用方法和施用技术都不了解，所以急需进行示范推广。
有些东西还真是奇怪，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无论怎么提升，该要做的示范试验还是一个也不能少。
说起试验，不要以为长久没用过的化肥的中国土地效果会多么显著。在水稻上，使用了有机肥后，追施硫酸铵的全部增产了；追施磷肥的则只有20%增产了，钾肥的除个别增产外，大部分则为减产。究其原因大概是水稻自身需肥特性，土壤氮磷钾含量的差异，有机肥的补充几个方面。
后来全国范围内的土壤调查也证明了氮磷钾土壤缺乏量依次降低。这个试验对我们现在还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某些文章叫喊着有机肥要全面替代化肥的，看到这里不知做何感想。同时人们并没有因为化肥的速效而替代有机肥，而是将硫酸铵作为一种补充，在作物需要速效营养时再进行施用。
在合理施肥方面，《中国化学肥料问题》（1937年发表）作者原颂周提出根据作物需要而施用，不要妄用氮磷钾复合肥，没有必要，是“消费之举”。就是在这种倡议下，我们的化肥却越用越多，直到近几年才有所下降。
抗战时期，各地仍是坚持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方针。一方面是化学肥料成本较高，更主要的是还是认为有机肥是增施化肥 的基础。虽然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化肥占比过低，以较发达的浙江广东为例，每亩平均化肥用量还不到0.5公斤。
推广方面，让农民对其所称“肥田粉”的化肥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至于被奸商所坑害。
在骨肥利用方面，用蒸骨粉技术代替了兽骨炼灰。
日伪区对我国的有机肥使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生产、成分、肥效，还有相关的农具。日本人还进行了化学肥料的增产试验，增产最高达103%，但整个东北地区该时期化肥使用量很低，一是产量低，二是大部分运往了日本本土，化肥并未在东北得到广泛推广。
清末时，我国土壤研究借助近代科学方法出现了新局面。改良土壤方面，石灰已普遍用于改善酸冷土壤。
民国时，曾前后几次进行了广泛的土壤调查，对土性、土壤化学有了一定认识，并参加了国际土壤学会第三次大会，分享了中国在土壤方面的工作的成绩。
抗战时期，我国土壤分布情形彻底被搞清楚，并出版了《中国之土壤概述》。地质调查所专门制作34种土壤标本分送各地土壤机关，以增进国人土壤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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