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唐宋时期的八位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和苏辙，犹如巍巍北斗，既各自闪耀，又紧密连缀。“唐宋八大家”之名最早由明初的文学家朱右提出，后茅坤编撰《唐宋八大家文钞》，令此称谓广为人知。实际上，更加确切地说，我们应称其为“唐宋散文八大家”，而我们熟知的李白、杜甫，文学成就则主要在于诗歌。 “唐宋八大家”因倡导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而彪炳史册，承载着中华文脉绵延千年的传奇力量。今天我们选摘《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的精彩片段，穿越到唐宋时期，一睹宗师风采。
百代文宗——韩愈
长安数年，困厄已极，尤其是贞元十年（794），一个噩耗从宣城传来，寡嫂郑氏去世。韩愈三岁时便成了孤儿，依附兄嫂长大。对他而言，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郑氏不仅抚育了他整整十六年，更将赴京赶考的机会留给他，这样一位至亲之人过世，对他打击极大。韩愈在给郑氏的祭文中深情写下“在死而生，实维嫂恩”（《祭郑夫人文》），未能实现心中理想以报长嫂深厚恩情，成了韩愈心中难以抹去的遗憾。
身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事凋零，这大约是韩愈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其后几年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中，韩愈接连失利，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打动这些为国选材的人，但也都如石沉大海般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虽然境遇困顿，这个时期韩愈也结识了很多与他志趣相投的朋友，如比他大十七岁的忘年交孟郊，与他共同推进古文运动的欧阳詹，著名诗人李观以及在宪宗时期官至宰相的崔群、李绛。同为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和韩愈更是自小相识。柳宗元虽是士族出身，但多替庶族发言，给了韩愈很多支持。韩愈是个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他常和朋友们一起举办“文人雅集”，或联句，或赏诗文，或切磋评论。与这样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谈诗论文，对韩愈的思想和文章有着巨大的影响。
从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宋、齐、梁、陈、隋共八个朝代，流行的都是浮藻骈俪的文风。文章创作美则美矣，却言之无物，开始走向重形式而轻思想的衰败之路，这也就是后来苏轼所说的“八代之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韩愈在一篇叫作《争臣论》的文章里，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
当时有个名士叫阳城，素有耿直敢言之名，但是在他被拔擢为谏议大夫之后，却一连五年未曾上谏。韩愈知道后很生气，作《争臣论》来批评他。文章采用了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了直接而尖锐的批评。韩愈指出，身为官员，应当对自己的职位持有敬重之心，认真对待每一项职责，而不能像阳城那样敷衍了事。“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句话既可视作韩愈一生的行为准则，也因其真知灼见成为唐宋两代的重要文论，这是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争臣论》也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文章。
文坛领袖——欧阳修
嘉祐二年（1057）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节点。这年春天，几位璀璨千古的文坛巨星历史性地相遇了。一年前，苏轼、苏辙兄弟俩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出发，过剑门越秦岭，历时两个多月抵达东京；江西南丰的曾巩结束了耕读生涯，北上应考；一代大儒张载，此刻正忙着和程颢、程颐兄弟辩论《易经》。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他们共同相遇于一张皇榜之上。而让他们相遇的那个人，正是主考官欧阳修。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正因洞见了文和道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始终对北宋文风的变革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高涨的热情，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一年的进士里，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位，官至宰相者多达九位，《宋史》有传者更有二十四位。欧阳修也因此被誉为“千古伯乐”。
用星光熠熠形容欧阳修的“朋友圈”绝不为过。与他相交的朋友里，除了对他的才华和为人倾慕已久的文学后辈苏轼、苏辙、曾巩，还有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著名词人晏殊、名臣包拯 …… 他们的交往逸事构筑起北宋文学文化的历史图景。
与之并称“欧梅”的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是欧阳修一生的挚友，两人一生唱和一百多首诗篇，通过诗文互答排遣生活烦闷。欧阳修认为，文章必须承担载道的功能。梅尧臣则将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发扬光大，让诗歌发挥更大的现实功能。正是这样的志同道合，让他们共同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般认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由欧阳修倡导力行，并经由苏轼的实践宣告完成。千古科考第一榜诞生的重要背景有两点：一是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国策上对于文官的重视带来的北宋文化大爆发。而欧阳修不畏反对之声，力主科举改革，才是这次考试人才井喷的直接原因。当时的北宋文坛比较推崇用词险奇怪涩的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一直采取毫不妥协的批评态度。
……
洛阳不但是欧阳修仕官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他对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的文以明道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韩愈追求儒家大道，而欧阳修认为，文章应贴近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的需求，这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对于推进古文运动功不可没。
旷世奇才——苏轼
汪洋澹泊——苏辙
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自此遭遇人生中最险的一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和弟弟苏辙的人生就此转折。
当时，苏轼在湖州上任不到三个月，突然被御史台以诽谤新政之名从州衙逮捕，解往京师。从湖州到京师二十多天的路程，苏轼被长途押解，一路示众，目击者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平仲《孔氏谈苑》）关押苏轼的御史台因有许多野乌鸦栖居于柏树之上，故被称为“乌台”，而这一案件，就是那场差点置苏轼于死地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之时，仍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斗争激烈。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人物，屡次以诗文讥讽变法，令新党沈括等人对其恨之入骨，正设法除之而后快。苏轼在湖州上任后循例所写的《湖州谢上表》立即成了新党手中的把柄。苏轼很快遭到多名有心之人的弹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
为治他死罪，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还捕风捉影，煞费苦心地搜罗了各种苏轼诗文集，穿凿附会地指控他在诗里流露了对朝廷的不敬，一首一首地让苏轼解释。在御史台监狱，苏轼经历了近两个月的审讯，深受折磨和凌辱。他心知凶多吉少，已觉自己大限将至，在狱中写下了绝命诗，作为与亲人最后的道别，令人不忍卒读。
苏轼蒙难之时，并非孤立无援。各路好友不顾被牵连的风险，为他奔走呼号，请求朝廷宽宥苏轼；杭州的父老甚至公开做道场，求告神明保佑。而最焦急的莫过于弟弟苏辙，他写下感人至深的《为兄轼下狱上书》，请求神宗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据说，在最关键的时刻，早已被罢相的王安石也连夜写信给神宗，提醒他宋太祖早年留下的遗训是“不得诛杀文人学士”，劝告神宗免苏轼一死。
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各方都在为苏轼求情。最终苏轼死里逃生，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受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苏轼贬居黄州后，苏辙将苏轼家眷送至黄州，兄弟二人也得以短暂相聚。
在黄州的四年是苏轼生命里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在这里，跌入谷底九死一生的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他开垦荒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当他站在黄州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拿着锄将其取名为“东坡”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对中国文化史来讲，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本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内容选自《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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