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前举行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非洲国家认为峰会确定了非中关系新定位，提出实施非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进一步凝聚起非中人民团结合作的力量，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丰硕成果，为28亿多非中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全球南方”成为是本次峰会的热词。

有媒体认为，当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局部冲突延宕，美国、欧盟右翼势力持续膨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酝酿，世界政治经济的碎片化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由此导致的经济和安全风险正让各国都处在危险边缘。对中国来说，美国为转移内部矛盾，必然在既有国际体系内，继续通过军事、资本、金融等霸权手段，全方位打压中国。当外部环境恶化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耦合，资本外流、增长动力不足、消费投资下降、就业民生压力等问题，都将在外部环境冲击下凸显。对南方国家来说，各类保护主义政策给南方国家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债务脆弱性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南方国家要求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体系的呼声愈来愈强。有媒体认为，在俄乌、巴以冲突中，南方国家不选边站队，拒绝因美西方地缘利益破坏全球安全，已然成为一个有自主政治诉求的群体。“不站队西方就要受到惩罚”的时代已经结束。2023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五国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还有更多国家在积极推动金砖扩容；2024年，俄罗斯提出开发一套以金砖国家为基础的货币金融系统；近期，巴西又宣布考虑加入“一带一路”……这些都充分说明，南方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摆脱美国霸权体系的自主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提升至58%，金砖五国的GDP历史性地超过了G7；同时，过去20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全球南方已经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的关键变量。对中国来说，要想在美西方围追堵截之中稳定经济民生，减弱逆全球化潮流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全球南方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战略纵深。南方国家对美西方因地缘政治利益无视全球安全的行径的愤懑，对已有不平等、不均衡国际秩序的不满，都昭示出全球南方是重构全球化进程中可以团结、也必须团结的力量。

“全球南方”具有怎样特殊的时代意义？“全球南方”崛起又将如何影响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概念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南方国家

等概念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概念既有相通之处，主要指称那些在历史上曾遭受过殖民侵略，当前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侧重点，在内涵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第三世界”是一个政治概念

　第三世界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反帝反殖反霸运动不断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诞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的兴起，标志着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大大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使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基本格局大为改观，促进了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

　　第三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离不开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贡献。毛泽东深刻洞察国际格局演变大势，早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就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的重要判断，即美苏之间隔着欧、亚、非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63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即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曾经处于殖民统治的广大亚非拉国家都是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它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那一时期，中国携手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极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有力终结了西方殖民体系的剥削和压迫，为人类历史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发展概念

如果说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政治概念，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则主要是发展概念。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指那些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时也被称为中低收入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习惯于把发展中国家中的最贫穷国家称为最不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用新兴市场、前沿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来指称那些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得到广泛运用，但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WTO主要采用自定义的方法，即成员国自行选择和宣布属于哪一类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为了便于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统计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划分标准，但这些标准对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仅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2023年，世界银行把人均GNI等于或低于1135美元的国家列为低收入经济体，在1136—446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4466—1384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达到13845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一般认为，高收入经济体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则属于发展中国家。

　　由于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发展程度差异也很大，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开始用新兴经济体来指称那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业化进程比较顺利、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提出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概念，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列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进入80年代，世界银行提出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收入较高的经济体定义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21世纪以来，“太平洋时代”频频见诸媒体，“金砖五国”（BRICS）、“远景五国”（VISTA）、“新兴七国”（E7）、“新钻十一国”（N11）、G20中的“新兴经济体十一国”（E11）等概念不断涌现，表明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进程中开始脱颖而出。

▍“全球南方”是当下热议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

全球南方首先是一个地缘概念。从地理上看，“南方”主要指的是南半球国家，而“北方”主要指的是北半球国家。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南部。因此，国际社会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从词源学看，当前兴起的“全球南方”概念承袭了“南方国家”概念的范畴，主要指代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还有特殊的发展属性和国际政治含义。当前全球南方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它们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南方国家之间还不断加强南南合作，在减贫和发展领域互学互鉴、互帮互助，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同情和声援，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世界意义。二是一些西方国家刻意强调全球南方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从一 开始就意在把中国从全球南方剥离出去，进而达到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目的，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中国。西方国家还配合印度，不断抬高印度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者地位，有意激化新兴大国间的矛盾，针对中国的意图清晰可见。

　　中国是全球南方天然一员，一直在为南方国家的发展进步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过去，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今天则积极支持它们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在国际上携手捍卫公平正义。正如习近平主席8月22日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时所强调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南南合作将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方向。
  

　　无论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抑或是全球南方国家，它们都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而是一些有着不同发展程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群体。但这些国家又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的殖民侵略，因而对独立自主有着强烈的追求；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相对滞后，因而都在探寻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全球性问题的影响，因而对全球治理抱有很大的期待；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因而都重视南南合作并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正是这些特点，赋予了这些国家以共同的身份属性。当代发展中国家概念，以及当下热议的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反帝反殖反霸运动一脉相承。虽然第三世界各国早已实现政治独立，但这些曾经在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携手前行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在国际事务中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也正是如此，中国一再声明，将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正是这些特点，赋予了这些国家以积极的国际政治声誉。发展中国家加强彼此互信，全球南方不断深化相互合作，能够显著提升它们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乃至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最富历史意义的变化之一。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10月16日第4版

8月2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拍摄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标识。新华社

“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

崔守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

在缘起上，“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69年，最早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率先使用。奥格尔斯比是美国反战运动的活跃学者，他认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在延续了几个世纪之后，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呼吁早日结束越南战争。在意识形态的源流上，“全球南方”具有鲜明的“非西方”色彩。此前，多数西方学者都把世界区分为互不隶属的“三个世界”，1952年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把“第三世界”定义为独立不久或仍处于殖民枷锁之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进一步认为“第三世界”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对两极秩序的抵制和反击。尽管沃斯利对“第三世界”的看法是积极的，但这一词汇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贫困、发展落后和政治不稳定国家的“代名词”。

苏联解体之后，“第二世界”的终结也导致“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发展中”和“不发达”等词汇也因将“西方国家”视为“先进国家”、将“其余国家”（Rest）视为“落后国家”而饱受批评，因为这种划分含蓄地支持线性发展道路的想法。与“第三世界”表述的含义不同，“全球南方”这一术语避免了上述陷阱。1980年，德国勃兰特委员会发布的《南北：生存计划》报告再次使用“南北”概念，主张“北方国家”应向“南方国家”注入大量资本，以帮助后者实现现代化。1990年，联合国发布《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旨在帮助“南方国家”自主地实现发展本国的发展抱负。自此，“南方”概念开始流行。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开始成为国际主流叙事，于是“南方”一词添加上了“全球”这一前缀，“全球南方”被赋予新的意涵。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打造全球南方”项目，将南南合作纳入政策优先议程，意在提升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全球南方”具有三层意涵，分别是地理上的区位意涵、经济上的发展意涵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联合自强意涵。首先是在地理维度上的“南北分歧”。由于绝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都位于北纬30度以南，20世纪80年代的“勃兰特报告”便将北纬30度线拟定为划分“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地理区分线，而不论一国是否位于北半球或南半球。基于此，北纬30度线穿越北美洲、中美洲、非洲北部和印度之后下移，但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单列为“北方世界”。其次是经济维度上的“南北鸿沟”发展差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视角之下，“全球南方”指经济和社会欠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划分标准，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目前有36个国家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全部位于欧洲、北美和亚太沿海发达区域；其余的国家皆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全部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最后是地缘政治维度上的联合自强意涵。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符号”，代表着“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抵抗情绪”。为了凝聚“全球南方”力量，切实推进南南合作进程，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创建了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苛制裁导致全球经济震荡且不确定性增加，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周期和新的经济范式，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试图拉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避免陷入西方所谓的“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机制为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新范式正在加速推进，金砖国家着手制定新的合作方针，以应对国际制裁、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冲击以及金融动荡等一系列挑战。金砖国家扩容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加快推进经济全球化新架构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发展共同体，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的共性。

▍“全球南方”崛起的多重动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热潮的涌现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变迁中的整体性觉醒。“全球南方”的崛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大变局”可以概括为西方霸权的式微与“全球南方”的崛起。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人口结构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非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兴起，“全球南方”的崛起有多重动因。

首先，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直接动因。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根据资本的逻辑塑造世界经济体系，并由此形成了发达对不发达、西方对东方的剥削关系。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于1950年提出“中心—外围”依附理论，认为世界体系由“中心”和“外围”两部分组成，即被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渗透的部分是“中心”，在生产、技术和组织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部分则是“外围”。由此，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不平衡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这种固有的不平衡随着“中心”和“外围”的扩大而加剧。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网络被拆分成多个环节，分散于不同的国家进行研发、设计、生产、组装和销售，这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虽然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研发和设计等环节仍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但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加工、生产和组装等环节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跨国公司则以“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新型国际贸易方式，实现了上中下游产品环节的有机衔接和价值附加。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垂直化分工参与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重构之中，承接了由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对获取超额利益的追逐，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纵深演进推动信息、通讯和交通成本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总体缓和削减了制约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诸多壁垒，这为基于产业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伸提供了新驱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经济发展强劲有力，贸易规模迅猛增长。普华永道在2017年发布的《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认为，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测算的GDP，在2015年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七国（E7）首次超过七国集团,而到2040年前者的经济规模将是后者的两倍。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可见，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区域向太平洋区域转移，发展中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南北经济关系的重构。

其次，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是“全球南方”崛起的深层原因。二战后，在霸权秩序之下，“全球南方”由于面临诸多挑战而处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边缘。一方面，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剥削和压迫，导致了资源掠夺和经济不平等；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平衡也导致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保护主义政策和不公正的贸易规则的挤压。为应对这些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通过南南合作和区域及跨区域整合两种路径来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一个路径是发轫于1955年万隆会议的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等领域展开的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共享知识、技能和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觉和自醒的产物，以“万隆精神”为引领，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不平凡历程。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旨在通过加强互联互通优先满足“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已被联合国认可为“21世纪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路径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及跨区域整合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在亚洲，许多区域性倡议已在持续推进，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东亚峰会合作机制等。在非洲，一方面，东非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和东部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在非洲联盟的推动下，非洲大陆区域内的人员自由流动、关税壁垒削减、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走廊构建等多个领域也已取得重要进展。在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体等蓬勃发展的同时，由33个国家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在全球层面，中国已建立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机制和中阿论坛机制等“1+N”南南多边合作平台，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的全覆盖。可见，发展中国家战略自主意愿和能力的增强，提升了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最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全球南方”崛起的根本原因。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诸多规则不公和制度缺陷，占世界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未被充分体现和尊重。首先，西方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拥有较大话语权，致使某些国家利用这些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妥协和退让。其次，少数西方大国蓄意无视或绕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滥用霸权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政治施压和武力攻击等，加剧了全球的分裂与对立。再次，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在全球配置并获得超额利润，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在全球范围拉大。最后，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气候融资、粮食安全、债务减免、健康问题、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性挑战尤为突出。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发展中国家。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疏远并非始于乌克兰危机；相反，这可以追溯到西方无视发展中国家与新冠疫情作斗争时面临的困境。当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疫苗而急需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时，“西方国家却关起门来只顾自己”，无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对此，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 Addo）批评说：“非洲是一个被遗忘的大洲，我们只能自救。”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起，于2009年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用于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兑现自身的承诺，2020年支付的融资额度刚刚达到830亿美元，这违背了他们根据其历史排放量承担责任的承诺。发展中国家遭遇西方殖民掠夺的历史和数十年来堆积起来的对西方的失望和怨恨，是驱动“全球南方”国家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和变革的“粘合剂”。

▍“全球南方”崛起，如何影响世界？

虽然“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同质化的实体，但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它正在成为一股重塑世界秩序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预示着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心正在从“全球北方”转向“全球南方”，而这个转变过程将重新定义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凝聚发展共识、创造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将成为推动南南合作深入开展的主线。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出于维护霸权秩序的需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分化和争夺也将日趋激烈。

第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在维系西方主导的霸权国际秩序，企图将“全球南方”控制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全球南方”的崛起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不满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和变革。首先，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全球南方”将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合作式多极”秩序而非“胁迫性单极”秩序的发展。在乌克兰危机中，据经济学人智库（EIU）的分析，尽管占全球人口 15% 的 52 个国家（西方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措施，但仍有127个国家保持中立。“全球南方”在重大问题上与西方保持距离，让美西方不得不重视“全球南方”的立场和主张。其次，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金砖国家积极推动金融治理体系的“去美元化”变革，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2022年金砖五国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31.5%，超过了七国集团的30.7%。预计到2030年，金砖国家将贡献全球GDP的50%以上，而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推动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个全球机构的改革，致力于提升自身的股权和代表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提供了33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最后，在气候变化领域，“全球南方”共同推动更大、更具包容性的气候融资与气候行动。在2022年11月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上，在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坚持和共同推动下，发达国家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上的支持，并最终设立保护脆弱国家“损失和损害基金”，这一历史性突破将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谈判的基调和进程。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为南南合作加速发展创造新机遇。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基础，南南合作也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密不可分，南南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又赋予南南合作新的发展机遇。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关键钥匙”，而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和融资缺口是阻碍“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致使其对外贸易低于潜力的30%，外国直接投资低于潜力的70%。多年来，由于西方七国集团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建需求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总额将达到2530亿美元，而预计资金供给总额仅为183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一棘手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实施了约3000个基建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帮助4000万人摆脱贫困，带动了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于2021年9月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该倡议将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定义为优先议程，旨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发展倡议将与“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协同效应，一起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第三，外部大国对“全球南方”的争夺和分化加剧。随着“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日趋上升，西方大国意识到，如果无法赢得更多南方国家的支持，就难以维系霸权国际秩序。因此，美西方一方面刻意操纵和歪曲“全球南方”概念和叙事，另一方面妄图拉拢和分化“全球南方”阵营，甚至试图通过扶植某些国家扮演“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角色，以实现对“全球南方”事务的主导和控制。有美国学者将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的世界划分为三个阵营，分别为有着共同价值观、利益和传统的“全球西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全球东方”，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全球南方”。这种“世界三分法”的观点，将“全球南方”视为一个摇摆不定的、不与东西方结盟的阵营，而东西方对“全球南方”的争夺推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急剧上升。欧洲和日本也秉持跟美国相似的立场，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均对“全球南方”议题给予高度关注，但在邀请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会时却均未邀请中国参会。日本在2023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首次引入了“全球南方”，并将自身定位从“沟通西方与亚洲的桥梁”转变为“连接西方与‘全球南方’的纽带”。2023年6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意在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并迫使中国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在2023年8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上，美国刻意拔高印度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企图制造所谓的“中印领导权之争”。针对美西方的分化和拉拢，2023年9月“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纳入了多项中国理念和主张，明确释放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有力信号。

“全球南方”的崛起不再是一种地缘政治想象和秩序变革抱负，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客观现实和不断演进的历史潮流。“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规避和打破了历史上基于“中心与外围”“东方与西方”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叙事逻辑，有利于凝聚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力量，构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世界格局。“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实体，而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经济规模不一、文化传统多样的发展共同体。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西方不会放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争夺、拉拢与分化。对此，“全球南方”国家应以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凝聚共识，在南南合作深入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推动发展合作、维护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

这是2024年8月20日在南非北开普省拍摄的南非红石100兆瓦塔式熔盐光热电站项目（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

李小云 徐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在新的历史巨变中重新思考“南方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后冷战时代则是自由资本主义欢欣鼓舞的乐观时代。政治和经济的全球性趋同似乎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的一个广泛共识。然而，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21世纪以来迅速凸显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正在成为改变全球化格局的新力量。按照人类发展指标的三个维度——寿命、教育和对体面生活所需的资源的控制——来衡量，所有的南方国家均取得明显的改善，中低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改善最为显著，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国更是取得了快速发展。150年来，首次出现了三大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产出与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工业强国的总产出持平的现象。“南方国家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全球发展领域最为鼓舞人心的进展。

虽然南方国家的崛起发生在冷战之后的发展时代，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演化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第三世界是在近代早期由于西北欧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异而出现的。西北欧资本主义的崛起并不断向海外扩张，逐渐造成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结构。所以，“第三世界”实际上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占据着支配地位的中心宗主国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缘地区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从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来看，当南方国家受益份额逐渐增大，依附性逐渐下降，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经济诉求不断提升，势必引发主导原有结构一方的反弹，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近年来中美之间日益明显的角力就是典型的例证。可以预料，即使中国的发展进入某种调整阶段，被自由资本主义寄于厚望的印度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迅速成长壮大，最终也很难避免成为传统主导力量的挑战者。

作为最大南方国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近几年中国官方推动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等话语，民间社会的反西方舆论以及学术界“自主性知识”的倡导等，均可看作中国挑战西方霸权的能动性的呈现。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中国当今面对的“斗争性”格局，恰恰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努力摆脱全球不平等结构关系的一个缩影。

当前，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拥抱第三世界”，“建构与西方并行的新型国际体系”，“向全球南方拓展中国战略纵深”的考虑。其实，全球南方或者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本底资源，中国从未抛弃第三世界。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掀起全球化和“向西看”的浪潮，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在这一阶段确实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不仅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从理论、经验、经济、技术和贸易等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获得了南方国家的高度认可。在此过程中，南方国家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资产。当中国面对巨变的国际格局，重新思考其地缘政治战略时，再度将目光聚焦到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很自然的。

但当把“向南方国家拓展中国战略纵深”这一建议放在一个严肃的立场讨论时，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现和演化、全球南方国家的现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等基本问题。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也不是一个铁打一片的单一整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南方国家，容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容易因为误判而透支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本底战略资源。本文将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第三世界作为一组关系”的观点作为讨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其对南方国家发展的历史陈述为基本线索和资料，从全球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的视角出发，为中国思考与全球南方国家建构新的战略关系，以应对新的地缘政治挑战，提供一个更具纵深的结构性框架。本文将“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同义词使用。

▍全球南方的出现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全球南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都是亚非拉的落后地区。但从第三世界作为一组关系的角度讲，第三世界实际上发源于欧洲。沃勒斯坦认为：“波兰在16世纪中变成了欧洲的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结局是欧洲大陆一分为二，一方是富有活力的，工业化的西北欧，另一方则是农业的，依附性的东欧，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西北欧与东欧由此形成了结构性的经济关系，东欧沦为了全球第一个第三世界。

继东欧之后，拉丁美洲成为依附性的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最早期的欧洲殖民地，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并未产生类似西北欧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15~17世纪之间，西北欧的商业资本主义者开始通过大众物品贸易介入拉丁美洲的经济，形成了以矿业、庄园和种植园为主的经济体系。与东欧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经济掌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者手中，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仅仅是矿山、种植园的劳动力。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将拉丁美洲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1562年一名英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者首次踏上非洲大陆的塞拉利昂，很显然他也是从事物品贸易的，但是他很快就成了奴隶贩子。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300多万非洲人坐上了英国人的船，被贩卖为奴。但是，由于奴隶贸易与物品贸易的差异，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结构和内部的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穿透性影响，非洲大陆没有能够成为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里，中东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尽管中东地区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历史悠久，16世纪奥斯曼帝国甚至授予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以特权形式组建黎凡特公司展开贸易，但是奥斯曼帝国自身的自给自足特点、帝国体制和对外的扩张，以及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严重阻碍了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到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对外贸易的比例从之前的10%降到1%，在法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50%降到5%。19世纪之前的中东地区在整体上还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与非洲相似的经济外缘地区。

在19世纪之前，亚洲甚至都不能算作欧洲的经济外缘区域，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之为“一个外缘以外的区域”。原因除了远离欧洲之外，主要还在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自身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相对发达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封闭。在19世纪之前数百年中，虽然欧洲控制了亚洲的海域，从中国进口丝绸，从印度进口棉织品，但由于亚洲自身结构的封闭及对欧洲商品的排斥，欧洲始终未能征服亚洲。

▍全球南方的演化与发展

19世纪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取代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由碎片化的局部全球化走向更大范围的全球化。非欧洲地区不同程度地被纳入了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形成。1816年7月9日阿根廷宣布独立，墨西哥1821年6月24日宣布独立，巴西1822年9月7日宣布独立。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开始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走进世界政治经济的体系。

然而，拉丁美洲的独立只是政治上的独立，并未改变拉丁美洲经济的依附性特点，更没有动摇制约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辟巴拿马运河，在拉丁美洲建设铁路，大量的欧洲资本涌入拉丁美洲，开发矿山、种植园和港口等。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拉丁美洲的矿石、蔗糖、烟草、香蕉、咖啡等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也带动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丁美洲在总体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以后，拉丁美洲成为推动建立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最为活跃力量的主要原因。

1869年，英法修建了苏伊士运河，欧洲工业品开始大量进入中东；同时，北非以及埃及的部分地区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1838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英土商业条约》，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门，土耳其从半殖民地的状态进入第三世界。在此影响下，埃及和波斯的部分地区进入第三世界的行列。19世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状态，印度和中国至此进入第三世界。19世纪初非洲奴隶贸易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棕榈油、棕榈果、花生、黄金、木材、象牙和棉花；同时，非洲大陆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也进入第三世界的行列。在19世纪之前保持独立的俄罗斯，也在19世纪以后沦为了第三世界。

相比于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导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工业资本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影响更加深远，所产生的结构关系更加坚固。首先，从欧洲输出的工业品范围更加广泛，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垄断性，如枪炮、钟表、火车、轮船、蒸汽机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均无法生产这些能有效提升生产力的工具，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结构无疑加深了第三世界对于欧洲的依附性；其次，欧洲资本主义不仅输出物品，同时在第三世界展开投资，在当地引发了极为深远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再次，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伴随着社会文化的扩张，如宗教和语言等。如果说商业资本主义引发了全球南方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第三世界。

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欧洲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南方国家依然处于落后状态；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内部没有建立起内生的发展机制，陷入结构性的贫困陷阱。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议程在南方国家中成为广泛的政治共识。第三世界的出现与发展及其所遭遇的被剥削的现实，催生了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催生了如18世纪末拉丁美洲的黑奴暴动、19世纪初古巴和菲律宾的反抗运动、俄国革命、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以及中国的民族革命等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这标志着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也为20世纪中叶开启的第三世界的团结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出现的全球南方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战”的结束推动了去殖民化的进程，在整体上催生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南方“国家”。“二战”之前并无系统规范的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的概念，所谓的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是欧洲国家之外已经独立的国家和殖民地的统称。“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进入国家建设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团结开始真正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态出现，如印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入世界政治的舞台。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的75国《联合宣言》以及1964年的77国《联合宣言》形成的“77国集团”（到目前为133成员国），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和掠夺的集体联盟。至此，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组织的形态，依托现代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争取在全球议程中的政治权力和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全球南方：一个新的战略资源

从15世纪开始，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逐渐扩展到东欧、美洲、非洲和亚洲，形成了全球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将全球不同的地区通过经济关系连为了一体。这一体系的核心——中心—边缘的特点——从未发生过根本的改变。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7个最发达的国家2019年GDP的总量依然占到全球GDP总量的45%，发达国家依然在高技术、产业链的高端和金融领域主导着全球经济。然而一个改变传统格局的新力量正在迅速成长，由主要为南方国家组成的金砖5国2019年的GDP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24%。人类历史的发展显示，每一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几乎都是从当时处于边缘的地区发端的，如现代的资本主义就是从落后于亚洲的西北欧开始。很显然，“穷则思变”的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动摇传统二元发展格局的新的能动性力量。

毫无疑问，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是在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南方国家从出现到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化，逐步积累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动性机制。首先，长期处于边缘和外围的南方国家从早期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自身不发达的根源，因此，致力于改变南北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一直都是南方国家共同的目标，这是南方国家整体团结的基础；其次，在努力改变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从抗争到和平谈判，南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争取权力和利益的实践经验；再次，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建立了争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各种组织机制，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非盟、东盟、拉共体等。

与此同时，尽管全球南方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议程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但在环境条件、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全球南方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二战”以后主导全球南方政治议程的第三世界运动主要受到了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和冷战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是第三世界运动初期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但是第三世界的整体性团结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大国角力的影响。除了印度尼西亚在1950年被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国以外，到万隆会议召开之时，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均非联合国成员。1957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包括了中国和苏联，但是原计划1965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万隆会议，则因为中苏的分裂和印度、埃及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而取消。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不结盟运动的初衷是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所以，作为万隆会议主要参与国的巴基斯坦因其与苏联的关系，未被邀请参加1961年在前南斯拉夫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以意识形态为界限的冷战时期，因为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在独立以后实施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深受苏联影响，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增加对印度援助从而平衡苏联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理念有着密切关系，泰国和菲律宾被美国拉入对抗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圈。20世纪60年代后，中印之间的良好关系也随着边界冲突而中断。

显而易见，随着经济体量的日益成长、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新的战略资源。2022年底举办的美非峰会，俄罗斯外长最近对非洲的访问以及印度举办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无一不凸显出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新资源的战略整体性依然脆弱。其主要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巨大，缺乏紧密的纽带机制，而且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变化之中；第二，全球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各异而且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依附；第三，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强烈；第四，超级大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在当今新的全球地缘格局下，虽然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崛起依然嵌入在更为紧密的南北关系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的“南北关系”等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全球地缘格局之中。因此，对于这一战略资源的竞争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当前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债务重组等均凸显了这一格局的复杂性。 

▍全球南方：“中国新的战略纵深”的现实性

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早期觉醒并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之一，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虽然中国没有加入很多南方国家的组织，但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从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战争胜利到积极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既是南方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榜样，也一直是南方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20世纪前半叶，中国是南方国家民族独立的榜样和最大的支持者，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又成为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支持者。因此，中国既是南方国家崛起的代表，也是南方国家重要的发展资源。到2022年为止，中国持续保持非洲、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国与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的相互需求性和互补性高于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在新的大国竞争的格局下，提出一个由中国引领的、基于南方国家的新国际秩序的建议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臆想。

然而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的是，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现到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南方国家在历史上均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有着共同的命运，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共同政治和经济团结的议程。但是，南方国家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能否成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竞争的地缘战略资源，仍然十分复杂。首先，全球南方的崛起是日趋明显的现实，但不能忽视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制度仍处于变化之中。虽然西方绝对霸权处于衰弱之中，但从对未来全球经济的新技术创新前沿的控制和全球金融、经济、军事实力而言，西方的主导性依然强大；仅仅基于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上升断言西方整体性衰落则尚待观察。与此同时，南方国家的崛起将会引发南北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调整，但这一调整并不必然意味着南方国家有能力主导世界。其次，欧美主导的西方虽然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但以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为纽带的西方群体已经形成了“领头羊加群羊”的地缘政治利益集团。这一集团凭借其对技术创新和金融体系的控制、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援助、军事以及对于国际多边组织的控制，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南方的发展。而同时，全球南方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的整体性体系。再次，全球南方曾经的共同遭遇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的相似性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分化和诉求利益多元化、区域化的特点。南方国家出现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其他南方国家均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议程，都在投入资源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印度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甚至被视作与中国的竞争。一些新兴国家也与南方国家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的关系。曾经“想象的南方”并非今天“现实的南方”。最后，南方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资本和知识管理依然存在巨大需求甚至依附，而且多数南方国家的国家治理均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加之在长期过程中宗教、语言和教育的联系，南方国家与西方之间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上深度互嵌。

中国的崛起是300年来第一个不同于西方崛起的历史叙事。实际上，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开始了从理念到实践的战略储备。但是，当把“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思考中国引领的全球新秩序时，我们需要面对这一新变局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南北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南北不平等依然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因此，只要全球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不变，“第三世界”就依然存在，“第三世界团结”就有现实意义，“拥抱第三世界”就有其可行性。但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南北深度互嵌，今天的第三世界已经不是当年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第三世界是一个“新的第三世界”。因此，“拥抱第三世界”的议题意味着要重新认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审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全球南方的新特征。

如果说摆脱殖民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曾经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政治议程的话，那么“发展”则依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挑战。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发展的引领。因此，一旦设想中国引领这一变化，那么中国就需要保持强大的经济发展，能持续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展资源，能提供可参考的发展经验。为此，中国仍需要展开长期的战略资源储备，这种战略资源不仅是物质的，还要有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制度和新的发展知识资源。只有建构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的、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的战略关系，“拥抱第三世界”才有可行性。如果说“拥抱第三世界”是中国所谓的历史宿命的话，倒不如说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置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革新，吸取人类各种文明的精华，面对“新的第三世界”，“拥抱全球”，建设一个新世界主义的全球体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原题为《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