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艰难时刻。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

“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

我当然也希望能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的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认识的大部分汉字实际上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

“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我跟着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着的黑色的圆柱向我们逼过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

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

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都伸不开了。

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风来时，爷爷没有躲避，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棵，我们的车还在，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胜利了。

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总是会有收获。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前进。

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总之我想，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

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浑蛋”。

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

在我参军离家前近二十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

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

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她们年轻时，姐妺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

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舐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

还有一次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了点头。

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儿成绩还不好说。

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

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

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

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73年8月20日，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推动。

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

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

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

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儿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

我写小说三十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

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

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着，客人走后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的素材记下来。

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

所谓的“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

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

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

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

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

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乡愿”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说真话，办实事，做好人。

要保持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除了要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之外，还要跟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学生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员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在外也要跟公司的老板和同行打交道，这样的现实就迫使每一个人有几副面孔。无论多么坦诚朴实的人，在舞台上和卧室里都是不一样的，在公众面前和在家人面前，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地以本来的面貌见人。

“喧嚣与真实”，这个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热闹是热情，是闹，是热火朝天，也是敲锣打鼓，是载歌载舞，是一呼百应，是众声喧哗，是望风捕影，是添油加醋，是浓妆艳抹，是游行集会，是大吃大喝，是猜拳行令，是信口开河，是吸引眼球，是真假难辨，是莫衷一是，是鸡一嘴鸭一嘴，是拉帮结伙……确实是众声喧哗。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当然了，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从多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原始社会里是不喧嚣的，我们去参观半坡遗址的时候，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场面，那肯定是不喧嚣的，一喧嚣把洪水猛兽引来了就有生命危险。回想漫长的封建社会，那个时候也是不喧嚣的。

但是我们想象最近几十年来，是很喧嚣的，改革开放前几年比较安静，但是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喧嚣，这种喧嚣有的是有声的，是在大街上吵架，或者是拳脚相加，有时候是无声的，是在网络上互相对骂。我想，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必须客观冷静地对待，既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很好，所以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也有正反两个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应该习惯喧嚣，我们要具备习惯喧嚣跟发现正能量的能力，我们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丑恶的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因为工人不能只喧嚣不做工，农民不能只喧嚣不种地，教师不能只喧嚣不讲课，学生不能只喧嚣不上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否则只喧嚣没饭吃。

关于真实，我想也是更加重要的社会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会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

我讲四个故事，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大概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他在村子里面扬言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棵人参，卖了几万元人民币，从村子东头吹到西头，又从西头吹到东头。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和有经历的人还是很尊敬的。

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炕头上吃饭。他穿了一件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很漂亮的黑呢子短大衣，即便坐在热炕头上满头是汗，他也不脱下这件大衣。我奶奶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便用手指将虱子捏下来，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说“穷生虱子富生疖子”，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穿着呢子短大衣，但是他的内衣很破烂。

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回来了，也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短大衣。我奶奶说，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那件很像。他说我表哥就是借了我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前面那个人喧嚣的谎言。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检察日报工作期间，曾经了解和接触了一些贪官的案件。其中某地有一个贪官，他平常穿着朴素，上下班骑自行车，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外观印象。他每次开会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地抨击贪污腐败。

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所以真实就把这个贪官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2011年我在故乡写作，有一次到集上闲逛，一个卖桃子的人认出了我，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他点着我们市委书记的名字说，让某某某给你送一车不就行了吗，你不是当官的吗？我说，我不是当官的。他马上说，那是得花钱买。我买了他五斤桃子。我说桃子甜吗？他说太甜了，新品种。我说你给我给够秤，他说放心。

结果回家一称，桃子只有三斤多一点儿，他亏了我将近两斤秤。桃子又酸又涩。真实又一次把卖桃人的嚣给击破了。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不久前的中考，我有一个亲戚，经常见，每次见他，他都义愤填膺地痛骂腐败，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今年他的儿子参加中考，离我们县最好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了五分，他就找到我了，说，就差了五分，你找一找人，让他去。我说现在谁还敢，反腐败的呼声如此高。他说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说你让我去送钱，这不是让我去行贿吗？这不是腐败吗？你不是痛恨腐败吗？现在你这样做不是让我帮着制造新的贪官污吏吗？他说这是两码事，这是我的孩子要上学了。这个真实也把亲戚反对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

我对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讥讽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假如我是我的那位亲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几分，上不了重点中学，也许我也要想办法去找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问题的时候，都是正派、刚强、廉洁的人，而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了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腰立刻就软了，我们的原则立刻就不存在了，我想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社会的缺陷。

我讲这四个故事没有讥讽意义，而是要通过这四个故事来反省，让每个人在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在面对社会喧嚣的时候，能够冷静地想一想喧嚣背后的那一面。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说得好听点儿是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是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它也可能是夸张的，也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

总而言之，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万象纷纭的社会，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

首先，我们要冷静地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的大量信息。然后，我们要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我们要考量现实，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我们还要展望未来。最后，通过分析得到判断，然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描写，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在散文精选集《不被大风吹倒》中，莫言围绕“不被大风吹倒”的主题，40年来第一次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生活态度和人生智慧。他总能用一个小故事，讲透我们半辈子都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