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 2024年第8期目录

城市化是全球变化的重要事件之一。城市化导致环境快速变化, 加速了城市生物的进化过程, 重塑了群落结构和生态相互作用。本文从群落、种群、个体3个水平综述了城市化对动物的影响, 总结了研究的热点和不足, 并对相关研究领域提出展望。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以不透水面积比例或者城郊梯度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以空间代替时间, 对比研究城市化下动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 动物种群的数量和遗传结构, 动物的性状、物候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研究多集中在描述性对比分析, 深入的机制研究以及实用性的应用研究还相对缺乏。因此, 今后研究应该结合现象观察, 利用控制实验寻找城市化中影响不同动物的关键因子, 并利用分子手段探讨城市动物进化的分子遗传基础; 特别关注城市中灰色栖息地的适应物种, 它们往往与人类、宠物和食物等相关, 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预测城市化对动物甚至人类健康的影响; 由于复杂的种间互作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缓冲动物数量变化和行为改变对传粉、种子扩散、害虫防治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 因此应加强研究城市化对群落中多营养级网络的影响; 最终将动物多样性研究以及遗传结构等基础研究推广到城市生态规划与修复等应用方面。

中国拥有超过140种蝙蝠，约占全球蝙蝠种类的10%，是世界上蝙蝠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蝙蝠的物种多样性已遭受到严重威胁。本文对城市蝙蝠进行了初步的定义，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中国有关城市化对蝙蝠影响的研究现状，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城市化对蝙蝠影响的研究和城市蝙蝠的生存现状。现有研究显示，中国蝙蝠主要因栖息地丧失、栖息地干扰、生物资源利用而受到威胁，这些因素均与城市化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加强分类学、保护基因组学等领域的研究，开展针对城市蝙蝠的专项调查，加强对蝙蝠的立法保护，重视蝙蝠栖息地的恢复与管理，并增强对大众的科普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更有效地保护蝙蝠。

种间互作是物种间相互影响的核心途径, 也是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的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区域不断扩张并深刻改变了自然景观。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差异驱动了物种组成的改变, 进而影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 需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城市环境影响种间互作的途径与机制, 为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本文聚焦于鸟类参与的捕食者–猎物互作、寄主–寄生虫互作、种间竞争互作、鸟类–植物互惠互作4种典型种间互作关系, 讨论了城市化对各类种间互作的影响模式与因素。城市环境中鸟类与互作类群的群落组成变化会直接改变种间互作对象, 造成原有种间互作关系的弱化和新互作关系的建立。城市化对物种表型性状、种群密度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进而改变种间互作的强度、过程与结果。本文还以鸟类与植物间的互惠互作网络为例, 讨论了城市环境对互作网络结构的影响。目前城市鸟类参与的互作变化研究仍然主要在描述互作的变化模式, 关于互作全过程响应城市化的具体机制还缺乏全面认识, 且互作变化导致的群落组成改变、物种适应性演化等生态、演化效应还缺乏进一步研究。随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 城市中鸟类与相关类群种间互作的监测技术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并结合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种间互作网络的相关理论和模型, 拓展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种间互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

城市化进程可导致自然栖息地大量丧失和破碎化, 继而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节律和生态位关系。因此对各物种活动节律和生态位关系的精准评价是理解城市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关键基础。为探究地栖哺乳动物昼夜活动节律以及物种之间的时间生态位关系, 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在天津城镇区域架设60台红外相机进行调查。本研究从平均活动时间、聚集度、方差、活跃度水平和活动属性等角度评价了狗(Canis lupus)、猫(Felis catus)、黄鼬(Mustela sibirica)、东北刺猬(Erinaceus europaeus)、蒙古兔(Lepus tolai)和亚洲狗獾(Meles leucurus)等物种的昼夜活动特征, 同时使用核密度分析评价了物种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程度, 并利用广义加性模型探究城市化水平对时间生态位重叠系数的影响趋势。本研究共获得有效相机监测天数11,517天, 监测到地栖哺乳动物独立事件数2,428个。结果表明, 狗表现出偏昼行性活动特征; 黄鼬、东北刺猬和亚洲狗獾表现出夜行性或偏夜行性活动特征, 猫和蒙古兔则为间歇性活动。蒙古兔表现出最高的活跃度水平(0.68, 95% CI:0.56–0.73), 亚洲狗獾的活跃度水平最低(0.40, 95% CI: 0.29–0.44)。80%的物种对表现出高度的时间生态位重叠, 但物种在昼夜活动的时间分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猫-黄鼬表现出最高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程度(△= 0.88, 95% CI: 0.82–0.93), 狗-东北刺猬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程度最低(△= 0.35, 95% CI: 0.31–0.40)。猫-东北刺猬、东北刺猬-蒙古兔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系数与城市化水平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 狗-东北刺猬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系数随城市化水平增加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趋势。本研究首次对天津城镇区域地栖哺乳动物的昼夜活动节律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各物种昼夜活动节律存在较高的异质性, 同时揭示了物种时间生态位关系对城市化水平具有多响应模式。本研究有助于解析我国城镇景观野生动物的区域共存机制, 同时可以为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性参考。

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是亚洲特有的小型野生猫科动物, 当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等大型食肉类绝迹后, 成为北京地区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主要捕食者, 是衡量其所在生态网络完整性的底线。本研究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在北京西部一段环绕北京城区的马蹄形山地(定名为“京西半月湾”), 沿百望山–香山–西山–鹫峰–阳台山–妙峰山–凤凰岭–白虎涧一线共计开展16次徒步调查, 总路线覆盖180 km, 通过粪便样品的非损伤性采样和DNA分子遗传学物种鉴定, 获得258个豹猫分布位点, 确定了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浅山地区豹猫种群的广泛存在。本研究基于豹猫分布位点和选取的8个环境变量, 构建了豹猫物种分布的集合模型。结果显示, 在栖息地完整的情况下, 豹猫的分布主要受人为干扰因素影响, 其中到道路、不透水层等人类设施的距离对豹猫分布的解释率最高, 为42.71%; 其次是徒步强度, 解释率为20.12%。人类设施作为一种较强程度的人为干扰, 到此类生境的距离与豹猫的分布概率呈正相关, 豹猫的适宜栖息地与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设施保持1,000 m以上的缓冲距离。徒步强度作为相对温和的人为干扰与豹猫的分布呈负相关, 但总体影响有限, 豹猫对于适度的人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生态可塑性和耐受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确保栖息地连续和食物链完整的前提下, 将人类干扰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华北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中以豹猫为代表的捕食者野生动物, 即便在毗邻北京城区的近郊浅山地区也有续存的希望。

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部分具有高行为可塑性的物种能够通过快速的行为改变逐渐适应并在人类活动强度高的环境中定殖。研究食肉目物种在取食行为、栖息地选择等方面的行为变化, 有利于理解城市动物对不同环境的利用和适应差异。本研究自2021年5月至2023年12月开展, 以上海地区的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作为研究对象, 在城市化程度指数较高的居民住宅区和城市化程度指数较低的森林公园两类区域取样, 通过基于粪便样本内容物的形态学鉴定比较了食物组成差异, 基于颈圈式兽类追踪器收集的活动数据并构建资源选择函数, 评估了家域内的栖息地选择差异。基于568份粪便样品的分析结果发现, 与森林公园相比, 居民住宅区中分布的貉对人源食物(P < 0.001)和哺乳类(P < 0.01)的摄入显著提高。基于32只貉个体的持续30天以上的追踪获得了36,881个卫星定位位点, 发现森林公园中分布的貉回避建筑(β = –0.222), 而居民住宅区中分布的貉对建筑存在正向选择(β = 0.021)。研究初步揭示了貉在上海城市环境中的食源和栖息地需求, 发现不同景观类型对貉的食物组成和栖息地选择等有重要影响, 反映了貉响应城市环境的行为可塑性, 可以为探究城市野生动物的适应机制、提升保护与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是灵猫科的小型食肉动物, 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 近年来种群数量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于对小灵猫分布区、栖息地特征与活动节律的认知尚不足, 我们于2021‒2023年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凤凰山(城市化程度较高)和淇澳岛 (城市化程度较低) 开展野外调查研究, 依据公里网格分别布放了30台和15台红外线触发相机, 有效相机工作日分别为6,640个和4,109个, 获得了329和702条小灵猫的独立有效探测。我们发现, 小灵猫在珠海市淇澳岛的网格占有率为100%, 相对多度指数(I_RA)为17.08, 而凤凰山的种群密度略低 (网格占有率 = 92.6%, I_RA = 4.95)。小灵猫的相对多度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 表明其更偏好在低海拔平原地带活动。凤凰山的小灵猫栖息地被高人口密度的城市所包围, 而淇澳岛的栖息地及周边区域的人口密度较低。凤凰山和淇澳岛的小灵猫年活动节律相似, 但日活动节律差异显著(P < 0.05)。在城市化较低的淇澳岛, 小灵猫的日活动节律为典型的“双峰型”, 而在城市化较高的凤凰山, 呈现为“阶梯型”, 可能是其对城市中人类活动节律的一种适应性对策。本研究表明, 华南沿海的低海拔平原是小灵猫的适宜栖息地, 面临着城市开发建设导致栖息地丧失以及与人类冲突增加的风险。需要在其重要种源地加强监测, 并通过栖息地修复与生态廊道建设等措施, 促进小灵猫种群的健康稳定与保护。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 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与影响广受关注。鸟类是城市及市郊环境中分布最为广泛的野生动物类群之一, 对环境变化敏感, 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示类群。本研究以京津冀地区鸟类为研究对象, 以“城市–乡村–郊野”分类体系图层为基础, 探究京津冀地区不同景观分区中鸟类多样性及其功能特征的差异。研究收集汇总来源于中国观鸟记录中心、GBIF数据库、ebird数据库等2000–2019年的鸟类实地观测数据58,620条, 筛选获得繁殖季(6–8月)和越冬季(12月至翌年2月)共计17,978条鸟类观测有效记录, 使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多元核密度估计(multivariat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等方法, 分析不同分区内鸟类群落的物种组成与功能特征差异。研究结果显示, 京津冀地区2000–2019年共记录到鸟类482种, 分属于23目77科。经数据筛选后, 用于分析的总物种数为280种。其中, 乡村地区记录到的鸟类物种数最多(258种), 分属于20目64科, 占本研究京津冀地区记录鸟种总数的92.1%; 其次为城市(251种)和郊野地区(228种)。有70.7% (198种)的鸟种在3个分区中均有记录。就单个位点上鸟类局地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来看, 乡村和郊野地区均显著高于城市, 而乡村和郊野之间差异不显著。从物种组成来看, 城市、乡村和郊野3类分区的鸟类物种间存在较大重叠。不同分区下的鸟类功能特征分析结果显示: (1)城市和乡村局地群落内的鸟类体重均值显著高于郊野, 而城市和乡村之间无显著差异; (2)各分区之间鸟类的窝卵数没有明显区别; (3)城市中的鸟类多为广布种, 而郊野中的鸟类多为狭域种; (4)城市、乡村和郊野中鸟类物种整体上具有相似的食性特征。本研究揭示了生态良好、生境丰富的城市及周边环境能成为鸟类多样性的适宜载体, 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鸟类对人类城乡景观的适应。对此, 我们建议持续探索高密度人口及高强度土地利用下的有效保护方式, 维持京津冀地区城市绿地公园、水域及湿地、乡村耕地等多类型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资源可用性。

当前全球候鸟的种群数量正普遍下降, 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多种候鸟, 特别是迁徙陆鸟, 会利用城市绿地作为中途停歇地进行能量补给。鉴于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 如果城市绿地能为迁徙陆鸟提供高质量的中途停歇地, 将给迁徙陆鸟保护带来重大机遇。实现这个愿景的一个关键基础, 是准确评估城市绿地作为这些鸟类中途停歇地的栖息地质量——包括在特定的绿地建设与管理措施下。本研究从能量补给条件的视角出发, 以体重增长率为指标, 利用鸟类环志数据评估了北京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作为迁徙陆鸟中途停歇地的栖息地质量。研究还聚焦留野(即停止或减少园林养护操作, 降低对自然演替的干预)这一广受提倡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绿地管理措施, 探究了该措施对迁徙陆鸟中途停歇地栖息地质量的提升成效。在所分析的所有“迁徙陆鸟物种-春/秋季”的组合中, 大部分都表现出显著大于0的体重增长率, 表明翠湖湿地公园能为多种不同生态需求的迁徙陆鸟提供能量补给条件。但是, 总体而言留野措施对能量补给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 仅有2个“物种-季节”组合显示留野有提升能量补给条件的迹象。

为了探究基于AI识别的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手段在城市湿地公园中的效果, 同时对比其与传统人工样线调查结果的差别, 本研究于2023年3–5月在广州市湾咀头湿地公园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同期监测。样线法为每月调查2次; 声学监测法通过安装2台声纹监测仪, 全天开启触发录制模式, 通过4G网络回传音频文件并使用以珠三角鸟类名录构建的AI识别模型进行鸟种识别, 再对结果进行置信度筛选和人工复核。样线法累计记录鸟类2,200只次; 声学监测法共采集音频96,848条, 筛选验证获得有效记录34,117条。两种方法总记录鸟类70种, 其中样线调查共记录鸟类48种, 声学监测记录49种, 其中两种调查方法都记录到的鸟类有27种。两种调查方法重叠的物种比例不足总物种的一半, 说明在此类湿地公园生境下这两种方法尚无法互相取代。样线调查结果相对准确、便于估算种群密度, 但对调查者的认鸟水平和工作量要求较高; 声学监测属于被动监测方式, 可自动化运行, 便于扩大监测规模, 但后期数据处理难度较大, 用AI物种识别和人工校正相结合可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综上, 鸟类被动声学监测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监测方法, 在近年来发展迅速, 与基于机器学习的AI识别技术结合也大大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 但采用被动声学监测的同时仍需要结合传统的样线调查方法, 两者结合将来会有更高的准确率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城市发展对当地的水生生态系统会造成不利影响。北京作为全球超大城市之一, 其城市化进程比大多数城市更为迅速, 因此北京水生生态系统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甚, 尤其表现在对水生环境变化敏感的鱼类群体上。功能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部分, 亦是评估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能更好地反映出鱼类群落中物种间资源分配和互补的程度。本研究结合野外调查数据、历史标本以及相关历史资料, 选取了与栖息、摄食、运动和繁殖4个方面相关的功能指标, 计算并比较了北京市1920–1960年、1960–1984年、1984–2013年和2013–2024年四个不同时期, 以及北京市建成区与生态涵养区的鱼类功能丰富度指数(FRic)、功能均匀度指数(FEve)、功能离散度指数(FDiv)和功能分散度指数(FDis), 探讨了城市化过程对北京鱼类群落的影响。研究表明, 北京市1920–1960年、1960–1984年、1984–2013年、2013–2024年分别记录到81、66、48、55种土著鱼类。北京四个时期的鱼类功能丰富度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从28.889先下降到17.693, 后又下降到11.358, 最后又回升到19.888, 这与四个时期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同步, 而功能均匀度指数、功能离散度指数以及功能分散度指数变化很小。北京市建成区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丰富度指数与两地区的物种多样性也呈正相关关系, 建成区的鱼类功能丰富度指数(1.639)明显低于生态涵养区(14.156), 而两地区的功能均匀度指数、功能离散度指数和功能分散度指数变化较小。总体而言, 功能丰富度指数对于城市发展变化的响应更为明显。北京市鱼类功能丰富度指数在2013年以前不断下降, 2013年以后有所回升, 这与土著鱼类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 且与一些外来鱼类占据部分缺失的土著鱼类生态位有关。外来物种防控应是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环节。

热带沿海地区有着独特的鱼类多样性, 而沿海又是城市化的热点区域。三亚市是我国典型的热带沿海城市, 位于海南岛南部, 三亚河流域是该市最主要的河流系统。为了解三亚市的鱼类多样性, 本研究通过鱼类多样性本底调查与固定监测两部分野外工作, 并整合历史文献与标本馆标本, 对该地区的鱼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分析评估了三亚河流域鱼类的多样性水平和时空变化。结果表明: 三亚市共有鱼类133种, 其中土著鱼类120种。咸淡水区是三亚市鱼类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三亚河4条主要支流中, 汤他水和六罗水的多样性较高。外来物种是目前三亚市鱼类多样性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外来物种个体数量在红树林咸淡水区与各支流水库及以下城镇密集的河段占相当高的比例, 河口和各水库上游溪流的外来种占比低。综合本研究的调查结果, 三亚市鱼类多样性的保护首要是防控外来和入侵鱼类, 其次是各类湿地的修复, 同时需要控制面源和点源污染, 统筹各水库下泄生态流量。

城市生物多样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之前的研究多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编目, 但对于城市生态系统中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较少。本研究利用诱捕法调查了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中公园、居住区、道路3种绿地类型中果蝇与天敌的多样性, 以及果蝇蛹的被寄生率。结果表明, 在3种绿地中累计采集果蝇成虫2,228只, 隶属于2属5种, 其中4种偏好以腐烂果蔬为宿主。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最多, 占总数的82.9%, 且居住区绿地中诱捕的果蝇数量远多于其他两种绿地, 道路绿地中未诱捕到以新鲜果蔬为宿主的斑翅果蝇(D. suzukii)。整体果蝇组成结构差异显著, 公园绿地的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居住区绿地, 且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道路绿地。采集寄生蜂成虫仅23只, 包括15只蝇蛹金小蜂(Pachycrepoideus vindemiae)和8只毛锤角细蜂(Trichopria drosophilae), 这两种果蝇蛹期寄生蜂是研究区果蝇的优势天敌。果蝇蛹中羽化得到寄生蜂334只, 道路绿地中果蝇蛹的被寄生率最低, 平均为22.7%, 其中毛锤角细蜂仅占整体的6.7%。这很可能是因为毛锤角细蜂的寄生效率远高于蝇蛹金小蜂, 而道路绿地中较大幅度的温度波动和宿主资源短缺不利于毛锤角细蜂生存。本文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城市化影响生物多样性机制以及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关系的认识。

随着道路网络的快速扩张, 交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严重, 并逐渐受到生态学家的关注。道路网络的扩张导致动物栖息地破碎化和种群间的交流减少, 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 而道路交通所造成的动物道路死亡(即路杀), 是道路对动物最直接且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华东地区的特大城市南京市为例, 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 采用样线法对其不同行政等级道路的动物路杀情况进行调查, 使用回归分析探究路杀事件的发生概率, 并建立动物路杀探究模型, 以进一步明确道路及其周边环境因素对动物路杀发生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1)调查期间共记录到21种293只路杀动物。其中兽类136只, 占比46.42%, 以猫(Felis catus)和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最为常见; 鸟类143只, 占比48.81%, 以乌鸫(Turdus mandarinus)和麻雀(Passer montanus)最为常见。(2)自然景观特征中的耕地(旱作农田及灌溉农田)及建筑(建筑物及构筑物)的面积占比影响路杀事件的发生几率。道路周围250 m范围内, 耕地和建筑的面积占比与动物路杀的发生概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其中, 随耕地面积占比的增加, 鸟类的路杀发生概率降低, 而兽类的路杀发生概率升高。(3)道路特征影响动物路杀事件的发生几率: 当道路中有隔离带时, 路杀事件的几率增加。(4)线性特征(到最近河流距离、到最近高架桥距离、到最近主干道距离)影响鸟类路杀的发生概率: 离河流越远, 鸟类相关的路杀事件越少; 而离高架桥及主干道越远, 鸟类相关的路杀事件则越多。本研究明确了南京市动物路杀的自然景观和道路特征影响因素, 相关结果可为区域内路网优化、道路升级改造、生态廊道建设和管护等提供实践性的科学依据。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加速, 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区生境花园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对高密度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积极影响, 受到学界和政府关注。然而, 当前仍缺乏生境花园物种组成、相互作用和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本研究旨在掌握生境花园内野生动物的物种组成、相对种群大小以及物种分布的时空变化, 识别野生动物对城市内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的响应, 并评估城市社区背景下特有威胁因素对动物产生的影响, 基于此分析动物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并提出适应性管理建议。本研究基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利用2023年2月11日至2024年1月13日在上海市长宁区7座生境花园中10个位点, 累积总有效红外相机工作日627 d的调查记录, 收集到20,375张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照片, 分别使用相对多度指数、核密度分析法和回避-吸引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回归分析, 评估了社区尺度动物种群的相对大小, 分析了不同物种的日活动节律以及回避-吸引关系, 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境花园相关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 长宁区生境花园中至少存在15种鸟类和5种哺乳动物, 其中猫(Felis catus)的相对多度指数最高。活动节律分析显示猫与其他野生动物存在时间上的避让关系, 尤其对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构成威胁。生境花园周围景观的蓝绿基础设施斑块面积与花园内部的物种丰富度(S) (r = 0.09, P > 0.05)、多样性(H) (r = 0.03, P > 0.05)和均匀度(EH) (r = 0.01, P > 0.05)指数均呈正相关, 但不显著。生境花园面积与物种α多样性关系微弱且相关性不显著(P > 0.05)。生境花园的物种组成存在空间差异(β多样性)。本研究表明社区生境花园能与其他城市绿地空间协同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踏脚石, 然而猫的泛滥对生境花园内物种多样性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此外, 花园自身的设计要素能够在微小尺度为野生动物提供水源、食源和庇护所等关键生存要素。在未来的建设和管理中, 需要将生境花园纳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中, 考虑与周围景观的协同保护作用, 并加强生境花园生物友好型的生态要素设计, 加强对社区内宠物猫和野猫的管理, 完善社区管理和维护机制。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属典型的城市公园绿地, 也是城市生态系统和候鸟迁徙通道中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查明该区域鸟类物种组成可为城市生态系统及其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本研究基于样线调查、环志监测、文献资料和公众科学等多源数据, 对1993年以来该区域的鸟类多样性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结果表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记录野生鸟类262种, 隶属16目56科154属, 占成都市鸟类物种数(n = 577)的45.4%, 在国内城市绿地中名列前茅。记录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3种, 即青头潜鸭(Aythya baeri)、乌雕(Clanga clanga)和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31种, 包括红角鸮(Otus sunia)、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蓝鹀(Emberiza siemsseni)等。与该基地历史文献资料的鸟类名录相比, 本名录新增鸟类95种, 新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1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青头潜鸭在园区天鹅湖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