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贺培真在北京的留影
贺果，字佩钦，号培真，邵东市九龙岭镇人，1896年11月出生。1913年1月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时恰与毛泽东同班，后所在学校并入湖南一师，又与毛泽东在第一部第8班。1918年从一师毕业后，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遵照党组织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先后在安源煤矿、共青团长沙市委、邵阳老家、长岳游击司令部筹备处、南昌北伐军政治部、中共海丰县委等处所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是贵州省第二、三届人大代表。1990年8月2日于贵州逝世，享年94岁。
贺果逝世后，姜道友整理其回忆与毛泽东交谊二三事一文发表于《湖南文史》1990年9月（第3期），以下是原文：
我自1913年春与毛泽东同学起，与他的交谊达60年之久。现将其中二三事回忆如下：1913年春，我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恰与毛泽东一起同在新生第一班，我俩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合并到第一师范学校，我俩恰好又一同被编入第八班，同窗研读，朝夕相处，长达5年半之久。
同窗五载如兄弟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我与毛泽东都爱好体育运动，是运动场上的一对健儿。毛泽东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支配下，对各项体育运动都爱好。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体操等活动，样样皆能。而我只偏爱个别项目。毛泽东有意邀我一起参加踏雪、游泳、泛舟活动。他对我只偏爱某一两个项目，深感遗憾，并多次进行耐心的启发和规劝，曾对我说:“你有锻炼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
读三年级那年，我的爱好转到了足球方面，并且很快表现出特长，跑得快、跳得高、动作灵敏，成为湖南第一师范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中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选派7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3名，我和陈绍修（赞周）、彭道良（则厚）。我们3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那天晚上10点钟启航前夕毛泽东匆匆赶来，在船上找到我们3人，送来一部《红楼梦》，让我们在船上好消磨时间。第一次长途旅行，大家没有经验，未曾想到在旅途中会闲得发慌的，而毛泽东却体贴入微地替我们想到了。我接过《红楼梦》，心情非常激动。毛泽东就是这样赢得了众多同学的敬佩和信赖，与大家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1917年中秋节晚上，毛泽东邀集了10多个同学去水陆洲泛舟。在铜园局附近雇了两只小船，绕过水陆洲，又从北头逆流而上。是夜皓月当空，清光万里，大家谈笑风生。船行不久，毛泽东提议背诵唐诗中的诗句，要求每句含一个“月”字，看谁背的多。我记起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中含有“月”字的诗句不少。我便与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修等人竞相背诵起来:“海上明月共潮声”，“何处春江无明月”……。琅琅诵读，阵阵笑语，与欸乃的桨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船到水陆洲南头，毛泽东和大家下船后就露宿在沙滩上。大地作床，青天作帐，卧听湘江波涛声，不知东方之既白。1920年9月26目，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仍回忆起这次快乐的中秋之夜，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旧历中秋，去年今日已到上海，前年今日却在保定，再前年今日却在长沙。是晚还作环水陆洲舟游，同船10余人，尽乐而归……
重洋远隔心相连
1918年秋，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以后，虽想继续升学，但由小家庭经济贫困，只好作罢。恰巧这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切合我的心愿。毛泽东知道我求知欲强，想继续升学，便把赴法勤工俭学的事通知了我。我接到通知后，便向长沙一个同乡借60元钱作旅费（另借贺氏祠堂300银元——编者注），和李维汉、李林、张昆弟等20多人一起来到北京。毛泽东帮助我们到保定育德中学赴法预备班学习。
我在保定学习一年，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都是毛泽东、蔡和森到华法教育会要求解决的。伙食费有时接济不上，我只好去买烧饼充饥。保定冬天比湖南冷得多，滴水成冰。我缺衣少食，便和几个同学用棉被取暖。毛泽东支持和鼓励我们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我们与毛泽东之间不仅书信来往频繁，毛泽东还特地从北京来保定商量、处理赴法的具体事宜，看望同学、朋友，畅谈人生理想、革命道路，大家还一起摄影留念。
贺果（后排左一）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时与同学合影，图为资料自拍
1919年冬，我们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远涉重洋赴法工俭学。毛泽东利用报刊与我们这些身处异域它乡、运隔千山万水的游子保持着友好联系。
我们在法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接受新事物，投身革命洪流。我与李维汉、李林、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发起组织工学世界社（前身叫工学励进会），我还是工学世界通讯社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蒙达尼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讨论。还从工学主义思想出发积极参与了“改造中国者——回国后怎样做？”这样实际问题的讨论。当毛泽东知道工学世界社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后，曾高兴地说:“我们总要有主义地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创办《湘江评论》，驱张（敬尧）反赵（恒惕），形势大好。毛泽东没有忘记告诉昔日的同窗好友，他应罗学瓒寄报的要求，把刊登这些消息的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寄给在法国的同学，使我们能经常了解祖国的革命形势，从中得到鼓舞。
毛泽东不仅利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刊登赴法同学写的通讯稿件，《湘江评论》被迫停刊以后，还向湖南《大公报》等报刊推荐发表留法同学的文章。1920年10月29日，我在法国哈佛柳工厂写了一篇《我做工的感想》，经罗学瓒转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篇文章后，热情地向湖南《大公报》推荐，该报于1921年1月17日发表。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竟给加了200多字的“编者的话”，高度赞扬这文章是“一锤子一笔，一凿于一字”写成的。
患难与共度难关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我与毛泽东的联系时断时续。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我亦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着。建国初期，我出任贵阳市教育局长，是时即与毛泽东恢复了交往。在北京开会时，毛泽东多次单独接见过我，叙旧情，谈未来，同窗情谊依然如昔。第一次接见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在，我以为你向阎王报到去了!”我向他汇报了在革命征途中经受的挫折，诉说了李立三执行错误路线时开除了我的党籍。毛泽东安慰我说:“开除了倒好，不然，你一定完了!”1953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这个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终于恢复了党籍，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与老同学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毛泽东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贵阳市中小学教育工作情况。1952年12月5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贺果兄: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亲笔给我复信：“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笃念旧交，情见乎辞。
1973年1月，“四人帮”猖狂肆虐。我将自己的危难处境，以及胞弟、音乐家贺绿汀身陷囹圄的情况，一一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我兄弟是十分了解的，他决定出面帮助。有一次，毛泽东当面责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了？不要整了吧!”结果在周恩来的具体过问下，终将贺绿汀从上海“四人帮”的监狱里救了出来。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的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才得以免除。当时我正在北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我闻讯弟弟出狱了，顿时热泪纵横，无法控制自己。这时，我非常想见到毛泽东，表达无限的感激之情，也非常想见到在监狱呆了5年半之久、备受摧残的弟弟。但我以为见毛泽东的机会还会有的，就赴上海去见弟弟贺绿汀去了。谁知，就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了。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不顾耄耋之年，曾两次进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一代伟人长眠了，留给我们以无限的仰慕与绵绵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