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近代中国的人物形象与记忆塑造》出版

编者的话

专论

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研究

娱乐、政治和形象塑造：汪笑侬与清末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

东方的虚镜：《对西夷文明的一些观察》一书中的“东方主义”解构

“跨年”的逻辑：沈敦和生年问题考

《君宪救国论》如何出炉？杨度研究三题

新史料

胡祥翰日记

孙德谦友朋手札（一）

孙德谦友朋手札（二）

史实钩沉

辛亥革命之后的“自由”与“柿油党”：中华民国自由党考论

书评

发现被塑造者的能动性 ——读《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

会议综述

“第二届复旦大学近现代史研究生论坛”综述

“第三届复旦大学近现代史研究生论坛”综述

随着新史料不断得到发掘，以及稀见史料的逐步整理、集结与出版，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新史料的涌现，让过去长期未能得到关注的人物或群体进入学者的视野，或是为人们熟知的人物补充上鲜为人知的侧面，修正了既往研究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通过以往学者未见或是忽略的报刊、往来信札等资料，重构著名人物之间的私谊变化，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人物立身处世方式及其自我形象塑造的理解。张仲民的《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研究》利用刘师培刊载于《亚细亚日报》上的“与章太炎书”，重新检视了刘师培与章太炎之间的恩怨纠葛。刘师培与章太炎均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二人借助报刊舆论而展开的互动为再现清季民初学术、私谊和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另类的细节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二人的性格差异同其本人政治抉择的关系。刘师培在波诡云谲的清末民初政治场域内趋势善变，多次转换政治立场，甚至不惜出卖、构陷章太炎。尽管章太炎对此不无芥蒂，但他始终基于学术上的欣赏，大体上展现出相当的气度，尤其是在刘登报道歉后，章太炎不计前嫌，与刘言归于好，体现出章太炎作为学人对自身信仰的坚守。二人的互动也为学人在政治压力之下何去何从提供了鉴戒和范例。

近代被誉为“第一戏曲改良家”的汪笑侬因一部《瓜种兰因》而蜚声海内。美国汉学家卡尔·瑞贝卡（Karl Rebecca）用相当后现代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析了此剧中“波兰”与“土耳其”游移于历史事实与建构之间的符号意义。因傲慢而遭到瓜分的“波兰”一方面作为“亡国”的象征，却同时预示着“人民”在国家废墟上重建民族国家的可能，而瓜分者“土耳其”则因为“同种”的意义而被用来指代不断崛起的日本。这种隐喻的选择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概念化抽取和产生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新意义和新场域。然而这一过程多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自觉的记忆塑造行动？或者说是否还有其他现实社会因素推动了此类“时事新剧”的产生？林秋云的《娱乐、政治和形象塑造：汪笑侬与清末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试图从汪笑侬的交谊与人际网络出发，论证他成为清末“第一戏剧改良家”实为多方力量营势打造的结果。汪笑侬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思想倾向，他南下抵沪后结识了许多洋场才子，而与这些人的交谊才成为了汪排演《党人碑》《瓜种兰因》等“进步戏曲”的契机，他本人的戏曲改良意识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所以，戏曲的改良不仅是伶界自发而为，更是当时的洋场报人、趋新势力、革命党人等为了各自诉求参与其中、集体打造的结果。林秋云的研究因此从文本之外的社会背景为瑞贝卡的观点进行了回应。

汪笑侬的“进步戏剧”选择波兰作为“亡国灭种”的象征符号得到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契合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担忧中国亦走上此种命运的潜意识。许多思想家挪用欧美对于中国人的批判作为警醒，但却也同样使“病夫”“睡狮”这样的标签成为了自我认识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上的“非中心意识”被阿里夫概括为“自我东方化”。然而这种文化场域内的权力倒错并非弱势一方独有的现象。张翼在《东方的虚镜：〈对西夷文明的一些观察〉一书中的“东方主义”解构》中介绍的史料《对西夷文明的一些观察，尤以英国为例》就是一种假托“自我东方化”记忆塑造的例子。史料作者美国人斯旺西（Swasey）在这本史料中假托一位中国人的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批判。斯旺西有意识地在写作中戏仿“东方主义”的写作模式，用西方游客批判中国社会、文化时惯用的套路加诸欧美社会本身，以此主客体倒错的方式达到讽刺效果。尽管这样的表达在形式上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叛，但斯旺西本人的中国经历有限，他对中国的描绘很大程度上依旧充满欧美优越论者的一厢情愿，是脱离中国历史语境的“东方的虚镜”。因此《对西夷文明的一些观察》一书既是18世纪“中国热潮”的一次回声，又预言了20世纪欧美在经历世界大战后对自身文明的省思。并且书中看似解构了“东方主义”话语，实际上并未摆脱刻板印象的现象，也预示着20世纪批判“东方主义”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后殖民”研究解构的局限性。

近代史人物研究不仅在上述新理论的引入时要小心，在方法论上亦需注意各类时间叙述不一造成的陷阱。王思雨的《“跨年”的逻辑：沈敦和生年问题考》就以沈敦和生卒年为例，提醒读者传统记岁中应注意到“过年增岁”与“周年增岁”两种算法，以及许多人在“官年”上虚报年龄的现象。算法口径不一导致沈敦和的生卒年出现诸多说法，王思雨通过细密的考证确认了沈敦和的准确生年，同时以此为案例，探讨了人物研究中，在新旧历混用的时代需要注意的“跨年”问题。

代维的《〈君宪救国论〉如何出炉？杨度研究三题》一文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过往人们认为杨度因写作《君宪救国论》而被袁世凯赐匾额“旷世逸才”系误传，袁世凯赐匾在1914而杨度写作《君宪救国论》在1915年，二者并无直接关系。作者认为《君宪救国论》可能存在多个可能的写作时间，但发表时间可大致确定在1915年8月26、7日间，且当时段芝贵并不在湖北，故所谓袁世凯将《君宪救国论》寄给段在湖北印刷传播的说法亦为误传。代维通过精细的考证推翻了过去一直被学者接受的一些错误认识，对于洪宪帝制和杨度研究的推进贡献甚大。

除了以上五篇专论外，本刊还收录三份史料整理、一篇史实钩沉与一篇书评。曾煜整理抄录了上海图书馆所藏、被误认为是“观海楼日记”的文献，确认其为胡适族叔胡祥翰的日记。该日记自1931年末起至1935年末，主要记录了胡祥翰的读书和交友活动。胡祥翰一生参与多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的日记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上海的文人结社活动和日常生活。由邹晓燕、齐晓芳分别整理，钟淇名校对的《孙德谦友朋手札》，内容涉及颇广，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很有利于为民初学术史研究。

石希峤的《辛亥革命之后的“自由”与“柿油党”：中华民国自由党考论》通过大量报刊史料的考订，为我们复原了民国初年所谓“自由党”的史实。石希峤认为自由党和同盟会之间存在“一合一离”的复杂组织变动，而自由党的所谓机关报《上海民权报》本身也是其“商办党报”计划失败的产物，这两点都有别于以往对于自由党的认识。石希峤还进一步讨论了自由党组织在民初迅速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党员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进而引起广泛批评的现象。这些乱像反映在鲁迅的小说中，对历史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永生的书评《发现被塑造者的能动性 ——读〈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着重阐发了刘亚娟书中青年工人的“自塑”力量问题。上海的青年工人在上海解放后并非是单纯受到政权改造的客体，而是在强大的潮流中试图自主地选择自身命运。他们中有些人抓住了新社会给予的机会而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但也有人成为主流所排斥的“阿飞”而遭到打压。无论如何，这些人都在时代大潮中通过自身的选择成为时代的“和声”，而历史学家的责任，便是在这些和而不同的“执拗的低音”中发现被塑造者的能动性。

最后，本刊还收录了第二、第三届“复旦大学近现代史研究生论坛”的会议综述，以便读者了解近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一些科研、教学动态。

责编：张祎琛；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