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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建国至今，我国只与一个西欧国家——梵蒂冈——从未有过外交关系。而近来双方多渠道接触频繁：5月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提出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想法。
8月份，双方公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梵蒂冈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通电话。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4月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国大陆有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8000人。
而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天主教徒数目有约1000万人。
如此庞大的宗教信徒数量，使得梵蒂冈多年来对华一直保持着各种“沟通方式”。
教宗方济各已经不是第一次直接表示，想到访中国。包括这次亚洲多国之行，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向随行记者们再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并称对教廷与北京就续签有关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对话进展感到满意。”
但是，梵蒂冈一方面想与中国有各种接触，另一方面却与台当局保持各种所谓“联系”。
在这牵涉其中的就是“主教任命问题”也是双方摩擦的一环——教廷坚持世界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应由教皇任命，并将之写进了《天主教法典》。
意大利米兰恩宠圣母教堂内的壁画名作《最后的晚餐》——梵蒂冈任命主教的法规乃源于耶稣与十二宗徒之间的故事。
我国主张“三自爱国教会”即“自供、自养、自传”推行了自行任命主教的政策，并拒绝境外宗教势力的干涉，坚持宗教中国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那么梵蒂冈何来的执念？这主要源于《圣经》故事中，耶稣基督将教会交托予十二宗徒（又译十二使徒或十二门徒），他们便是主教，而其中圣彼得（圣伯多禄）为主教之首，即教皇。
2018年9月22日，梵蒂冈曾针对主教任命问题与中国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这已是中梵迄今距离正式建交最近的一步。
去年4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行调任沈斌为上海教区主教，但3个月后梵蒂冈方面也宣布同意任命。
8月下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证实，天津教区为94岁的石鸿祯主教举行了就职礼。
长期以来，梵蒂冈一直希望在中国设立一个可以与东方教徒沟通的平台，尤其是从未放弃中国近百万名天主教徒的努力。
2024年5月21日，在罗马举行的纪念上海中国主教会议召开100周年研讨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媒体记者说：“长久以来，我们都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即使最初或许不能以宗座代表、圣座使馆的形式。”
其实，梵蒂冈一直有派驻“香港代办”，目前是戴旭华蒙席），属教廷正式外交官。但他所领导的机构称为“宗座驻港考察团”，直属教廷，不隶属天主教香港教区。
考察团与代办的存在并非秘密，但其办公地点不对外公开，据称是在九龙区某处，外形被形容是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别墅”。
天主教香港教区总堂——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梵蒂冈直接管理香港教区之余，另设有半公开的外交代办处。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处网站的“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名单上也找不到考察团的存在。
2021年12月就任香港主教的周守仁，2023年4月成为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访京期间曾说：“人民爱国是应该的。”
周守仁在同年7月被教皇方济各擢升为枢机，9月陪同方济各访问蒙古。
2007年5月，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大陆信众发表牧函，称“梵蒂冈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
对此，外交部回应中国愿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但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
直到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2022年5月，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被香港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嫌拘捕，他迄今一直处于保释候查状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是他的行为犯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至今，教宗方济各仍未踏上中国领土，也没曾涉足中国台湾省。
在我国与梵蒂冈的临时协议快将到期之际，梵蒂冈在2024年6月宣布任命获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会一团”认可的杨永强为浙江杭州主教。
而后，梵蒂冈便发声明，称教廷认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的天津教区石鸿祯主教。
历史上，中国与梵蒂冈曾有过官方往来。公元635年——罗马帝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但罗马天主教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往来，实际是从蒙古与教廷外交开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石膏复制件
1245年，教皇依诺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特使出访蒙古，劝谏正在西征的蒙古大汗停止杀戮。
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元朝过后，虽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但中梵官方往来在明朝期间彻底中断。清朝建立后有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来华，但教廷反对“敬孔”、“敬祖”而引发朝廷不满的所谓礼仪之争，加上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取代葡萄牙控制在华“保教权”，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窒碍，使清代曾经出现的中梵建交努力徒劳无功。
而近年来，梵蒂冈在对华关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是左右摇摆，但是任何对话都是建立在一种互相尊重且平等的关系上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