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经济布局、经济结构提升、企业改造、引进外资、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保税区和保税仓库的建立、外资企业对华投资政策、合资企业法律地位等，都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得到过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因为建设规模过大，不得已单方面终止与日本签约的所有经济合作项目，这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日本经济界人士大多想不通。1981年2月，大来佐武郎亲自率领由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以及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邓小平、谷牧和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大来先生。了解到中国财政困难的原因后，大来以朋友的身份对中国领导人说：“我能够理解中方的难处，但这件事的国际负面影响太大，牵扯到中国的国际信誉，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他同时提出利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和民间资金以及项目资金，应对中国财政资金不足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后来，日本同意中国两座水电站建设可以使用日元贷款（ODA）、同意日元贷款变身商品贷款购买粮食、纤维、电视机以及必要消费资料，然后在中国销售，赚到的钱补充中日合作项目资金不足的原由。日本由此开始了对华民间融资，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借贷的商品贷款，拯救了一批停止和废止的中日合作项目。
80年代，国务院特区办和中国人民银行讨论发行特区货币。谷牧考虑事关重大，征求大来先生的意见。大来明确地说：“我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理由是，人民币已经存在两重以上的汇率，外汇兑换券也是这样，如果发行特区货币至少也会出现两重汇率，这必然给中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国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因此，没有必要发行特区货币。”听了大来的话，中国废止发行已印刷完毕的特区货币。
1995年1月，日本阪神地区发生里氏7.3级垂直型大地震，下河边淳出任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委员长。很快，他创造性地提出日本阪神地区与中国长江流域开展经济合作的设想，并且组织了日本经团联牵头，日本各个行业参与的日中阪神神户-长江中下流域交流促进协议会。该会还设立了门类齐全的专门部会，落实与中国各省和企业的对接。阪神长江流域经济合作，无疑对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机遇。我向谷牧和朱镕基书面报告，他们都认为提案非常好。长江流域各省更是积极，并且组成各自的团队，准备抢滩参与。可惜，由于靖国神社事件，合作规划搁浅。
中国的行政改革（机构改革），也受到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本朋友的启迪。1997年，宫崎勇出任桥本内阁行政改革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他把行政改革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等相关情况，向谷牧和朱镕基作了说明。1998年朱镕基总理接见宫崎勇，对他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务院机构和人员双减半的改革任务。改革困难的时候，我总是用日本行政改革和你的话来激励大家。”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员间交往的故事也十分感人。1986年，第六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在新疆召开。会后，谷牧陪同向坂正男参观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参观完毕，突然，一位维吾尔族老乡赶着毛驴进入人们的眼帘。日本没有毛驴，引起向坂等日本朋友驻足观看。谷牧想起维吾尔族老汉骑毛驴的习惯，提议向坂体验一次骑毛驴的快愉，并且说：“我给您执缰，您只管大胆地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骑驴是文人雅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踏雪寻梅”的典故即来自孟浩然骑驴冒雪寻梅的诗句。竹林七贤的阮籍是中国骑驴上朝的第一人。诗仙李白喜欢骑驴，杜甫也喜欢骑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就是最好的写照。骑驴还是招待客人的一种礼遇，为客人执缰，则是中国传统的最高礼节。
向坂正男不好意思让谷牧为自己执缰，慌忙说：“您曾任一国的副总理，而且，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我这个学生不敢造次。”谷牧说：“您是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我的老师，为老师执缰是中国的礼仪。”最后僵持不下，留下了向坂正男骑毛驴，二人握手的历史性一幕。
由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海、深圳、天津、陕西等地政府纷纷效仿，聘请交流会日方成员，成立了自己的经济交流会。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多是微观层面，如具体数字和政策变动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宏观，即理念的启迪。谷牧副总理把交流会当作一块解放思想、播种实践的试验田，它开阔了中国政府高层人士思维的窗口，放开了人们发展经济的思路，使中国经济很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张云方
1943年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历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记者，人民日报社驻日本特派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局负责人，国务院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秘书长，中国徐福会会长，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徐福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日陕西协力会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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