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录香港社会的欲望与信仰，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大奖

以戏曲文化为主题，香港纪录片导演卓翔迄今拍摄了《乾旦路》《一个武生》《戏棚》，荣获过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家年奖。除了戏曲主题的拍摄之外，他其实也有延续与发展，如《风调雨顺》《一棵树》《靜行》。纪录片是他的创作重点，除了这些创作以外，他也更尝试了一些多媒体形式的剧场表演《肖像曲》，同时也为电视剧做编剧与导演。‍

凹凸镜在香港采访了卓翔导演，听他讲述《一個武生》《一棵树》还有《靜行》背后的拍摄故事。他的创作，围绕着一些关键词，甚至这些影片题目放眼望去背后都有一条主轴。在“静”与“动”的涟漪下，他一直贯穿着自己的创作母题，“关于成长、关于生命这段旅程，以及人如何走到今天”。

采访最后，我问他，那么你找到答案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笑了笑。大家都在寻找答案的路上。他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在当代华语纪录片创作中不算多见，但是他也在不断的尝试与恒久的打磨中蹚出了自己的道路。

他的影片，让观众在浮躁的当下找到静心‍‍

戏曲、剧团与《一个武生》

卓翔对戏曲的热爱源于大学时观看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舞台上的声音让他念念不忘，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搭建起一座桥梁，让更多观众通过电影接触戏曲。观众愿意看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却未必有耐心去观看一场三四个小时的戏曲演出。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戏曲，而一旦听到昆曲的曲子，可能就会爱上它。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技能做一些事情，帮助观众更好地遇见戏曲。

最初，卓翔的想法是写一个有关戏曲演员的剧情片剧本，但是他发现这对自己来说很困难。由于戏曲的特殊性，对外行来说要介入有很深的门槛。在摸索过程中他意识到也许纪录片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纪录片不仅可以让他在创作的同时进行研究，深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还能给他技术上的锻炼机会。他也观察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导演，很多人都是从纪录片开始，或者在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来回切换。他喜欢他们电影中那种贴近真实的部分，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纪录片背景。因此，卓翔决定从纪录片开始，逐步开始自己的创作。

凭借着对戏曲的兴趣，在2009年年底时，卓翔开始在“进念 • 二十面体”剧团工作，这个剧团成立于1982年，是华语剧场最重要的实验性剧团之一，长期跟不同地域与艺术背景的表演艺术家合作。

卓翔的工作是需要协助艺术总监荣念曾的创作，与表演艺术家、舞台装置、灯光、影像和音乐等设计团队沟通与讨论，既有创作方面也有行政统筹的工作内容。在这期间，他也组织了香港与东京两地的剧场朋友们做了自己的剧场创作，后期他的创作方向、理念都与在剧团的经历息息相关。

在“进念”工作的经历让卓翔接触到了许多与戏曲相关的人。2010年年初的香港艺术节期间，卓翔看到了杨阳。镜头下，武生杨阳的功架身段风姿绰约具十足的舞蹈性，专攻武生行当。然而昆曲往往是文戏吸引观众，武生的演出机会很少，因此卓翔早期的影片《一个武生》就是在探讨杨阳作为武生在经历挣扎后做出转型的这段过程。

镜头跟随杨阳回到自己的老家，拜访了引他入门的师傅，一直追溯到杨阳从传统的武生转型，开始探索更加实验一些的舞台艺术，最后以杨阳自导自演的演出为结尾。

在影片结尾的演出《319·回首紫禁城》中，杨阳不再局限于演员的身份，而以导演的身份开始引领创作。杨阳着黑衣饰演崇祯一角，五张红色的椅子就是现场的全部陈设了。中间是崇祯之位，而周围的四个座位是在崇祯身旁的人，最后这四个人也走了，变成观众、看客，置身事外看着台上孤零零的崇祯。这是杨阳想要营造出“台上台”的感觉。

纪录片《一个武生》最后的镜头好像也在拉近观众与台上崇祯的距离，摄影机从台下到台上，从背面到侧面，渐渐变化角度到正面，最后聚焦到杨阳的手、眼、脚。在崇祯自缢之前，杨阳缓慢地脱下素净舞台上唯一有点缀的那双戏鞋，捧在手中，静静地停留了几秒钟，影片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一种哲学信念吸引到我，我会觉得那条路真的太难了，但为什么他还在？”这是卓翔在不同的拍摄对象之间一直在探讨的方向。

《静行》

后来，因为香港舞蹈团的经理曾看过卓翔之前拍摄的作品《一个武生》，对他的纪录片印象深刻，于是想让卓翔来记录舞团新的演出《山水》的创作历程。在这场演出中，艺术总监杨云涛试图将武术的元素重新引入舞蹈创作中，带领舞者们进行了一项长达三年的武术训练。

在拍摄《静行》的过程中，卓翔也试图在找寻那个问题的答案：关于人的选择，离开或留下的原因。他想要深入了解每一个舞者，去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舞者来自哪里？他们曾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他们的文化语境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在正式拍摄之前，卓翔参与舞团的会议，目睹杨云涛与不同部门的人交流创作想法，带领舞者们进行排练。在舞蹈团这样庞大的集体中，往往讲求的是一种统一性，舞者们必须步调一致，动作高度协调。然而杨云涛更加看重每个舞者的个体性，认为只有当舞者找到自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舞者。杨云涛希望舞者们学习武术中的直线力量，并将这种刚劲的美感融入舞蹈之中。

影片不止聚焦于舞蹈的编排，更多的在于捕捉那些无法轻易用镜头呈现的东西。比如，舞团的训练不仅仅停留在身体技巧上，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行——追求的是“静”，一种内在的自我锤炼。这一层面，对舞者们来说就已经是一大困难，而对卓翔来说，他成功做到了把动作流淌中的“气韵”呈现出来。中国舞本身融合了戏曲和武术的动作元素，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武术的刚硬线条被替换为圆润和流畅的动作。镜头追踪排练场景中舞蹈演员身体中“力”的运动，随着焦点从模糊到清晰。

杨云涛在影片中说，“舞蹈演员的肢体太聪明了，他们有太多肌肉记忆”。在训练时他希望这些舞蹈科班出身的人去感受美，推翻原有的概念，“自然形成，不要去想手到哪里，脚到哪里，自自然然地形成。”这些概念、指导话语已经抽象如哲学。

要记录一出多维度的舞台表现对于2D平面的摄影机而言，已经需要跨越平面；而杨云涛的思考方式、创作理念，以及演员们的回应，记录下更多在于那些看不见的、“非物质”的东西更是卓翔考虑的角度。

“舞蹈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画面可能更加需要通过观众的想象来进一步延展。在纪录片中，虽然观众可能没有看到实际的排练或表演画面，但通过舞者的讲述，观众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属于自己的画面，进行情感上的联结。” 于是卓翔与二十多位舞者一对一地交流，在长达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访谈中，舞者们闭眼沉思，分享了自己与舞蹈的缘分，从第一次接触舞蹈到加入香港舞蹈团的历程。舞者闭上眼，回到自己的意识深处，卸下表演的防备，进入更真实的自我表达，思考、迷茫与困惑一一尽展。

《一棵树》

“一位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舞蹈艺术家，追溯她习舞背后的家族历史及文化根源：如果人是一棵树，树根离开了它的原生泥土，它会以什么姿态成长？”这部卓翔2019年拍摄的短片《一棵树》 在 19分钟里其实包含了他最根基的哲学理念。卓翔把自己定义为影像工作者，因为他的作品跨越了多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剧场演出、展览厅的表演，还是纪录片或剧情片，而对他来说这些形式本质上都是工具，差异仅在于媒介的大小和展示空间的不同。

它们的核心任务都是记录——无论是通过摄影机、表演、舞蹈、绘画，还是其他媒介。他也将自己视为一个记录者，通过手中的技能，帮助人物、物件、事件或空间留下印记，为了记录和传递某种信息给他人。

卓翔的社交媒体里充满了抬头望树时的各种角度、各种时节的照片。“观察树的枝干与根部，你能看到树的发展历程，你能看到树的历史；当一棵树被移植到另一块土地上，那棵树将会长出味道不同的果子，它将不再是过去的那棵树。”

《一棵树》记下了一名女性舞蹈艺术家的背影与动作。这位艺术家的呼吸贯穿始终，肢体像树的根茎一样，“树的根在泥土里寻找水分，然后移动到树干、叶子。”《静行》中让舞者面对镜头闭眼，是舞者一个同自己内心对话的过程，而《一棵树》中的舞者背对看片的观众，其实也为影片增加了另一层次。

看片的人或许会想象她长什么样？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又兜兜转转回到了卓翔一直想讨论的母题。

卓翔的影片其实对观众的要求是高的，因为在观看过程里需要大家静心看片，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旅途，观看的同时反思自己。因此当被问到会否考虑观众的感受时，他的回答真诚而不掩饰，值得每一个纪录片导演去思考。

“因为我不是记者出身，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受访者让我去进入他的世界、他的脑袋里面去理解他，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让我去看的时候，应该要跟他报告一下我看到什么。”

所以卓翔的第一个观众永远都是拍摄对象。影片就像是给拍摄对象写了一封信，记录他们相处期间的点滴，那些他们曾经说过的话，分享过的故事，都在影片中得到了重现。影片是一次对他们故事经历的梳理，在这份记录中，他向拍摄对象展示了自己的理解，与他们隔空对话。

第二层观众是那些本来就认识拍摄对象的人。这一层的观众通过影片可以重新认识曾经熟悉的人，有时候是补充他们的认知，有时候甚至会打破原有的印象。而第三层观众，才是那些不认识拍摄对象的大众。虽然大众观众也很重要，但在卓翔的创作逻辑中，必须首先满足前两层观众，才能最终到达大众。

“我会在意影片出来之后，我还能跟这个人坐在一起。我们仍是可以见面的，我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坐在他前面，跟他说话。但我不是要讨好他，我还是会放入一些我想让他看见的东西。”

记录之外

对卓翔来说，《楚门的世界》最后的镜头，楚门走到了世界的边缘，登上楼梯，说完他的经典台词，朝大家挥手，然后打开那扇通向未知的黑色大门，这个画面深深印在卓翔导演的脑海里，成为了他对电影的理解和创作的重要基石，因此卓翔拍摄的影片结尾都试图给观众一些开放与遐想。

《一个武生》有拍摄到剧中崇祯选择自杀的场景，但卓翔沒有选择放进去，而是停在他手持龙靴思考的那一刻。英文片名是“My Next Step”，至于“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导演、观众也不得而知，甚至连杨阳自己也不知道，任由大家去想象。

卓翔在这部纪录片中对舞台以及表演者背景的重要性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一位戏曲演员站在台上表演当代作品时，如果不知道他是戏曲演员，可能只会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演员。然而，如果了解到这位演员有着戏曲的训练背景后，才真正意识到他在台上每一个动作的意义以及他跨越了什么样的艺术边界。

对于杨阳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样对于拍摄纪录片的卓翔导演，在戏曲、舞台与电影之间，他也找到了一个介于不同艺术形式中表达的张力。“表演不仅仅是动作的展示，或单纯的身体表现，而是一个个体的完整呈现。因此，正因为了解表演者的背景和来历，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去欣赏作品的深度。”

“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件事对卓翔来说很重要，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做出某种选择。“就像杜可风，一个澳洲人在台湾在香港拍电影，他的经历其实给了他不一样的视野。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去欣赏他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变得不准确。”这就是卓翔执着于探讨拍摄对象背景故事的原因，他试图用背景填满画布之间的缝隙，而最后观众们对作品的理解也与这些填色相辅相成，找寻原因，最后还能反思自己。

选择拍摄那些人物，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一些卓翔感兴趣的特质，或者是他认同的信念。这些人中，有些或许比卓翔更加理想主义，能做到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完成那些其他人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所走的道路看起来异常艰难，却依然坚持不懈，这群人的信念和人生哲学吸引了他。

“好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忘怀的力量。观众会对片中人物心生挂念，甚至会想象他们未来的命运。虽然片子结束了，但这些角色依然会驻留在心中。”这是卓翔对自己的要求，他也在影片中践行着这种延续的力量，这种连接不仅仅限于荧幕上的虚构人物，它更能唤起观众对自身的思考。

对卓翔来说，看完一部影片会让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选？我会和他一样吗？或者我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他一直希望用电影激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哪怕故事本身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即使影片中的角色经历了悲剧，但是他们的人生仍然可以为观众提供启发，让人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产生新的想法。

所以在每一部影片中，他都在追寻这个答案，也是通过一次次的拍摄、对话，这个问题在导演和被摄者心中都得到了回响，当影片触达到最后一层的观众时，更是再一次在追问下得到了升华。

 后记：

上个星期，卓翔带着《一个武生》重返了取景地南京，在南京大学，南京传媒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北丘当代美术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马拉松式”放映。《一个武生》在2014年拍摄完成，卓翔十年后回到南京，好像和这个故事又生长出了一层奇妙的连接。

除了《一个武生》，这次还分别同场放映了他的短片《一棵树》《风调雨顺》和《静行》，与观众们的映后交流也让卓翔非常惊喜，讨论不断。“或许这些故事对观众来说是遥远的，但是影片建立了他们和戏曲之间的连接，或是拉近了他们与另一些地方文化的距离。另一方面，年轻观众对纪录片的形式也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希望能拓展他们对于纪录片的想象。”卓翔说。

在美术馆的公众放映中，吸引了各式各样的观众群体，如上班族、游客。第一次走进美术馆观看放映的观众表示，这是观众很久以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倍速的短视频侵袭下，一段难得的安静时光。相较于院线电影，这种纪录片让观众有很多新的感受，有些地方甚至是看不懂的，但是这种不懂也是一种观影时的美好，有一种让观众能够在浮躁的当下找到静心的神奇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