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苏扬
我的父亲母亲
父母亲的墓碑，我的名字在右上角
总有人问我：祖籍湖南，怎么流落到江苏宜兴？兄妹为什么既不跟父姓也不跟母姓？为什么父母的资格老级别高，职务却这么低？这些问题困扰至今，反反复复的解释叙述，结果还是将信将疑，半知半解。现在我将这跨世纪的详情写出来。
一、风云岁月
1922年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父亲谢致明诞生在湖南郴县坳上镇大开湾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兄弟之间的年龄相差十几岁。
深山老林里的小山村交通及不方便，贫穷落后是它的代名词。
继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1928年初，朱德，陈毅与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领导了湘南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临时苏维埃。
父亲的娘舅家有十几个亲属参加了暴动。父亲的大哥二哥受他舅舅家影响，也参加了这场暴动，父亲的大哥和娘舅家的很多亲属都在这场暴动中牺牲。
暴动失败后，父亲的二哥谢昌宝跟随他舅舅上了井冈山。
爷爷非常不理解这场大革命。爷爷是个传统的农民，顽固的封建卫道士。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识字人之一，认为农民只要把地种好，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求人就会低人一等。这个秉性在父亲身上也充分体现，父亲的口头禅就是不求人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爷爷把大伯的牺牲怪罪到奶奶娘家人，一吵架就骂奶奶是共匪婆，骂奶奶娘家是一家子共匪，共匪窝。把湖南山里人的暴躁脾气发挥的淋漓尽致。
父亲老家在村里是富庶之家，过年时能够杀一头猪，然后把猪肉挂在灶堂间制成腊肉吃一年。
当年爷爷一个儿子牺牲，一个儿子出走，一个女儿早早出嫁。爷爷牢牢的看住小儿子，供其读私塾，指望他继承家业光宗耀祖。
由于是共党家属，在村里备受歧视，苛捐杂税和派工拉夫等首当其冲，日常生活很压抑。
父亲私塾毕业那年，听人说起舅舅已经回到湖南带着部队打游击。骚动的心欲摆不能，暗暗的下决心去寻找舅舅参加红军。
爷爷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守财奴，一生都在做着发财梦。平时除了发泄对共匪婆（我奶奶）的怨恨，其余时间都在农田里拼死耕耘，每年都把辛勤劳作所换来的银元放在坛子里偷偷的埋在地底下，这个秘密无意间被父亲发现。
1937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深夜，父亲挖出埋在地底下的银元外出寻找舅老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红军游击队。见到舅老爷后互述衷肠，满满的亲情。
参加红军后才知道，舅老爷的来头可大了，是毛泽东亲自找舅老爷谈话，派遣舅老爷回湖南组织领导湖南的游击战。
原以为找到舅老爷就可以留在部队，可正巧赶上他舅妈怀孕六个月。舅老爷正愁着找不到合适的人护送舅妈回老家待产，父亲正是那个主动送上门的最合适人选。
舅老爷本来就不打算留父亲参军，因为老谢家只剩下父亲这一棵独苗，部队要打仗经常死人，风险太大。另外还有护送他舅妈回老家待产的特殊情况。所以在舅老爷软硬兼施的手段下，父亲当红军不到一个月又踏上归途。
护送行动是秘密的，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风险也很大。据舅老爷的警卫员（文革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解放后在南京上高级步校，与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父亲说起：他舅妈躲到一个亲戚家里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两年后，舅妈带着小男孩又回到了舅舅身边，这个孩子命运多舛。当时部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宿营地有一个小孩，又是司令员的儿子，大家把这个开心果当成玩具，乐此不彼。有一次，一个战士两手捧着小孩的脑袋转圈，小孩开始还不断的挣扎，后来就没有了动静。待战士发现后放下孩子，结果孩子的脖子整个缩进胸腔，只露出仰天翻白眼的脸。那时候游击队打土豪很有钱，四处求医都看不好，舅老爷曾亲自带着小孩进城求医。城里倒处贴有舅老爷照片的布告，不小心被保安团当街认出，舅老爷拔出手枪高喊：我是李林，档我者死！保安团一下子被镇住了，待跑出去很远才听到后边的枪声。可见舅老爷在敌人眼里恐怖的震摄力。
当时部队带着一个残疾孩子行动不便，只能放在老百姓家里抚养。
父亲护送完舅妈后，又悄悄的回头找部队。这次找部队可没那么容易，部队早就移防了，深山老林里野兽出没，危险把小命丢掉。父亲四处流浪，辗转多地。偶然听人说桂林新成立的八路军办事处就是原来的红军。
父亲赶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说出了舅老爷的名字。办事处有人知道舅老爷。然后填了表格就顺理成章的第二次参军。
办事处领导看了表格上流畅的小楷字相当漂亮，发现父亲原来是个文化人，就让父亲留在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参军时间是1938年。
由于新四军是南方游击队整编而成，缺少攻坚战，阻击战等大规模作战的军事指挥员，所以八路军向新四军输送了一批军事干部，父亲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到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其间，每天都能看到项英，叶挺等大人物。叶，项不和是公开的秘密，项英为了彰显工农干部的本质，平时就穿着旧棉袄，腰间扎着普通的士兵皮带，甚至有时候就扎一根草绳。
项英有个特点，对士兵特别热情，嘘寒问暖。但是对领导干部却特别严厉。
叶挺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常年都是笔挺的将军服，皮靴擦的瓦光净亮，配剑，手枪齐全，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威风凛凛！叶挺一般不主动与人打招呼，但是不管谁与他打招呼，将军也会及时回礼，不摆架子。
时间来到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原计划分三批撤出安徽云岭前往江苏苏北地区。父亲被确定为第一批撤退人员，一起出发的共有四十多人，其中有三名日籍反战同盟会成员，一名翻译，一部电台，其余均是老弱病残等高级首长和首长夫人。
起初行军还是比较顺利，途中得到消息，皖南事变发生了，各地都在抓捕新四军，气氛非常紧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党组织研究决定所有撤退人员集体改名，父亲领到的名字叫章萍，而且被告知假扮哑巴，国民党在苏浙皖地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发现是湖南口音就一律逮捕。
部队日伏昼出，一直在山区徘徊，到茅山隐蔽了一段时间，然后有地下交通员领路从常州某地渡江，一路到达目的地盐城。虽然沿途危机重重举步维艰，但终究还是有惊无险，除了两名病号移交给了地方党组织，其余人员全部安全到达苏北盐城。
到达盐城的当天，陈毅代军长接见了全体撤退人员并致辞。
从云岭到盐城共走了四个月。万万没有想到，就这四个月在文革时期成了父亲历史上的滑铁卢，造反派斩钉截铁的下结论:新四军皖南事变全军覆没，父亲怎么可能活下来？肯定是被国民党俘虏，叛变后打入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这说不清楚的四个月就是铁证，改名也是为了混淆视听，方便特务活动。为调查这段历史，造反派竟然把这些材料交到了陈毅手里，陈毅看了父亲的申诉材料后写了6个字：情况属实，陈毅。文革后我哥找造反派要这份材料，造反派说丢了。（这是后话）
到了苏北盐城，父亲找组织部门要求把名字改过来。接待人员非常教条，说我们接收到的名单，就是现在这个名字，即使要改，也得由组织部门对接。申请来申请去，结果不了了之，一直拖到解放以后重新申请改名。上级组织部门谈话说，按照规定要有当年两人以上的证明，再由原组织部门开具介绍信。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离开人世，也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现在墓碑上还刻着章萍这个假名。
人民军队是一个大熔炉，这里官兵平等，生死相依，互相关爱，助人为乐，私心杂念无处遁形！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抗大精神都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所有当过兵的都接受到这种革命精神的洗礼。
战争年代当兵三天就是老兵，父亲经过部队几年的锤炼，受前辈和战友的影响，已经是一各合格的老军人，应了那句老话叫近朱者赤。
到了盐城，组织上推荐父亲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抗大学员都是经过层层筛选，严格审查，非常光荣。
填报志愿时，心想政治系军事系都要上前线，有点怕死，医疗系又怕见血，所以就填了民运系。
抗大的学习紧张而忙碌，学员中绝大部分都是战斗部队推荐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父亲是大机关来的，文化水平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不久就被推选为班干部。父亲在完成自身学业的同时，积极的帮助和指导文化水平低的同学，乐此不彼，这种互帮互爱的风气，在学校里蔚然成风。后来这批同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绝大部分都迅速成长为师团以上的领导干部。
抗大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军部供给部（现在叫后勤部）民运科，从事筹集军饷和征收公粮，战时还要组织民兵担架队。虽然职务上有分工，但是只要战斗一打响，什么都要干，如为伤员清理伤口等都是老兵的拿手活，几天几夜不睡觉那是司空见惯，偷奸耍滑根本不存在，连偷懒的想法都没有。
战争期间，眼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冲向战场，转眼就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久而久之，对生死就看淡了。粟裕为什么在新四军中威望极高？一个是他总打胜仗，另一个就是他指挥的战斗死伤少！粟裕摆的沙盘，战场上的小水沟，小石板桥，一棵小树等都标注的清清楚楚。虽然新四军的将领都是久经沙场的悍将，但是对粟裕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时候部队最隆重，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打完胜仗后的庆祝活动，开庆功大会，给战斗英雄戴大红花，能戴上大红花就是军人的最高荣誉，然后吃一顿老百姓劳军的猪肉，那就是天下的第一美味！晚上观看军民联欢的节目演出。这就是革命者的浪漫。现代人的浪漫是诗情画意，身份地位，金钱美女。估计父母亲在战争年代没立过啥功，军人照一张也没留传下来，只说过那时的军装很土，不合身。据母亲原单位的组织科长回忆，他在母亲档案里看到过母亲当年的军人照，飒爽英姿，貌美如花。可惜母亲63岁就过世了，档案过了保存期被销毁了，我们四处寻访无果而终。
民运科的主要工作是与地方政府对接，受双重领导。
在征集公粮的过程中，要下沉到区乡和村子里，工作艰巨而繁杂，处处都存在风险，经常会出现特务暗杀和人员失踪的情况。
父亲下基层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到一个偏远的村子去催缴公粮。因为不熟悉情况，稀里糊涂跟着一位区里下派的工作人员前往，刚走到村口，就见到一位铁塔般的汉子拿着一把大铁耙站在路中间，父亲不知道原委继续往前走，当走到那人身边时，这家伙突然举起铁耙，父亲的个子矮，看到铁耙居高临下往头上砸来，小命休矣！条件反射掏出手枪就打，一枪正中对方胸口，顿时一命呜呼。原来这个村子是个征粮老大难，那个大汉就是村里的一霸。父亲见人已经死了，只能硬着头皮操着湖南话代表政府宣布：这个恶霸暴力抗法，我代表人民政府枪决这个反革命，快去把你们的村长叫出来。
村长就躲在人群里看热闹，湖南口音的干部在苏北被公认为老革命。村长叙述了一番苦水后，立即召集村民上交公粮，一下子就把这个村子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出了这个枪毙事件后，父亲的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上级会怎么处理？后来上级非但没有处理他，而且还通令嘉奖，被树立为标兵。那时候子弹奇缺，非一线战斗人员的佩枪只备三发子弹，父亲打掉了一发，奖励了三发，补充到五发子弹。老章的嘴都笑歪了。
父亲通过这次事件一时名声大噪，地方上很多难解决的历史问题都交给他去办，都知道这个老革命出手狠辣，一般情况下都会给点面子，所以父亲在工作上还是比较顺风顺水。
在苏北期间，常年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其间还兼任过某镇的付镇长。
战争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次跟着机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开会时看到窗口有人影闪过，立马有人追出去把那人抓住。战事紧急，一时也无法查清此人身份，不知道他偷听到什么？又不能带着此人转移，几名支委商议，决定就地处决。在确定有谁执行时，地方干部怕被记仇，按惯例就由父亲这个外地干部来执行。
父亲来到苏北，直到全国解放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经常在我们面前如数家珍似的唠叨着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的大事小情。总想在有生之年故地重游，因为种种原因终究没有成行，留下了终身遗憾。前几年我们兄妹重走父辈路，参观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和抗大旧址，根本查找不到父亲的足迹。据纪念馆的接待人员介绍，抗战时期，要团以上领导才有记载和存档，父亲不在此列，哪怕是抗大学员名单都因为保密需要而没有留存。
在纪念馆接待室，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介绍了很多情况，像我们这样寻找父辈足迹的人几乎天天都有，还讲述了一件特别悲伤的寻亲故事：上海有一位老太，他大儿子在上大学期间突然失踪，若干年后往家里捎过几封信和一张照片，说是在盐城参加了抗日队伍，过后就失去了联系。老太在有生之年总想找回自己的儿子。文革开始时好心的邻居劝导老太，赶紧把儿子的书信和照片销毁掉，你儿子参加的是国民党，因为信笺上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字样，照片上有国民党的帽徽。老太没有文化，不知道那段国共合作的历史，错误的认为这些材料被造反派发现了就要拉出去批斗，所以就全部销毁了。老太的后辈只能根据有限的线索在苏北长年寻找。有位老农民回忆说曾经有一位上海知识分子在当地任区长，名字记不清。有一次开会被敌人包围，参会人员全部牺牲。老太的后人拿着老农写的经过找有关部门要求承认老太的儿子为烈士，有关部门说证据不充分没法出具证明。比起这些为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能够存活下来的人真是太幸运了。
父亲在部队其间是双重身份，在大机关职务不用太高，哪怕是普通办事员，到基层也会把你奉若上宾。新四军在苏北的生存和发展，主要的挑战就是后勤补给，所以父亲的工作容易出成绩，但是也养成了作风散漫的习性，为今后的经历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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