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大学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s），可以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即产学合作能够提升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作为消费者，您会更喜欢大学与企业合作开发的新产品吗？是什么原因导致您更偏向于此类新产品呢？已有的大量研究从创新管理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如何与大学开展最佳合作，而在本研究中，作者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询问消费者如何看待和体验大学与企业之间合作开发的产品。具体来说，消费者在得知同一产品是与大学合作开发时，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看法取决于什么？影响有多大，对管理有多大意义？
来自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学者Martin Schreier、Lukas Maier，与来自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的学者Christian V. Baccarella，来自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的学者Kai-Ingo Voigt进行了八项研究包括两项实地研究、几项激励兼容的实验，以及一系列基于四个国家收集的数据进行的更为细致的研究，记录了积极的大学效应，并强调了其实际意义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更具吸引力，消费者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并且这种正向效应在高科技产品、新兴企业和科学信仰高的消费者中更为显著；2.科学合法性（Scientific Legitimacy）是大学与企业合作提升产品吸引力的中介机制。
本研究一个理论核心是，与大学合作能为相关企业注入更强的科学合法性，从而使产品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具有科学合法性的企业被视为能够理解并有效地 "运用该领域最新的科学理念"，从而能够开发出尖端的技术创新产品。
从广义上讲，开放式创新涉及从封闭式创新范式转向多向开放式创新范式，公司不再完全依赖内部研发人员，而是在公司外围寻找新颖见解、启发性想法、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和专门技能合作伙伴。
因此，正如上述例子所强调的，大学经常成为开放式创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当技术和科学专业知识可能与重点创新项目相关时。
大学-企业合作是开放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大学的合作，企业可以获得最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从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学作为知识的创造者，通过合作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赋能给企业，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大学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共享资源，包括实验室设施、研究数据和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创新效率和效果。大学和企业通过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结合学术研究和市场需求，创造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创新成果。
如前所述，消费者在得知某一产品是与某所大学合作开发时，可能会对该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具体而言，我们预测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相比，消费者会认为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更具吸引力。即使产品的客观特征保持不变，消费者对大学品牌名称基本一无所知，或者没有给出具体的大学品牌名称，这一预测也应成立，这种效应被称为“积极的大学效应”。我们认为，积极的大学效应可以通过消费者对相关公司科学合法性的不同看法来解释。
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或假设，即一个实体的行为在某些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体系中是可取的、适当的或恰当的”（Suchman，1995）。
指的是一个人或者公司理解并 "利用该领域最新科学思想"有效开展工作的能力。因此，着眼于创新，一家具有高水平的科学合法性的企业必然拥有开发成功新产品的技术能力和诀窍。事实上，科学合法性已被证明对创新和新产品至关重要（Rao、Chandy 和 Prabhu，2008 ）。
而大学在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方面的普遍和广泛形象有助于我们预测，消费者可能会将与大学合作的企业与更高水平的科学合法性联系起来。由此，提出假设：
H1 : 消费者认为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比 (a) 由相关企业单独开发或 (b) 与其他公司合作开发的产品更具吸引力。
H2 : 消费者对相关公司科学合法性的看法会对大学的积极影响产生中介作用。
我们并不认为产学合作一定会给消费者带来积极的反应。相反，我们考虑了三个边界条件：产品（即高科技与低科技）( high tech vs. low tech)，基础企业（underlying firm）（即新企业与成熟企业） ( new vs.established)，目标客户（the target customer）（科学信仰高与信仰低） (high vs. low belief in science)
对于高科技产品而言，大学的积极效应可能会很强，因为在这些产品中，科学合法性是关键（即科学知识是开发新技术所不可或缺的），但对于低科技产品而言，这种效应可能会减弱。研究表明，高科技产品 "需要复杂的技术 "和 "科学知识"，而 "低科技产品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Woolley, Kupor, and Liu ，2023; see also John, Weiss, and Dutta 1999）。因此，我们预测：
H3 : 大学的积极效应受产品类型的调节，低技术含量（vs.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效应会减弱。
其次，我们认为大学的积极效应对于新成立的企业（vs.已成立的企业）更为明显。因为在消费者眼中，新企业往往缺乏合法性（Stuart、Hoang 和 Hybels，1999）。具体来说，消费者可能不愿意购买 "没有历史 "的新企业的产品，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如何（Shepherd 和 Zacharakis，2003 ；Singh、Tucker 和 House，1986）。换句话说，由于新企业缺乏内部合法性（如成功推出产品的历史），需要通过产学合作获得外部合法性。
相比之下，对于成熟的企业来说，与大学合作的影响可能较小，因为这些企业可能已经拥有较高水平的内部合法性。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会推断出，成熟的企业可以从多种内部资源中获得合法性（Fisher 等，2017 ；Maier 等，2023；Rutherford 和 Buller，2007）。因此，对于老牌（vs.新）企业来说，大学的积极效应会更弱。因此，我们预测：
H4：大学的积极效应受企业类型的调节，对老牌（vs.新）企业的影响会减弱。
第三，我们考虑了消费者信仰的效价可能会不同。具体而言，消费者个人对科学的信仰可能会缓和大学的积极效应，从而使这一特质得分较低的消费者的效应减弱。"科学信仰 "（Belief in science）被定义为个人对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和卓越知识来源的价值的信念（Farias 等，2013 ）。换句话说，科学信仰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人 "对科学方法和结果有效性的信心和信任"（Dagnall 等，2019）。个体不同，科学信仰也会不同，例如，有些人对特定主题（如气候变化等）的科学证据乐于接受，而有些人则会持怀疑态度（Rutjens、Sutton 和 Van Der Lee，2018 年）。因此，虽然科学信仰高的人可能会积极看待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但对于科学信仰低的人来说，大学效应可能会减弱：
H5：大学的积极效应受消费者个人科学信仰的调节，在该特质上得分低（vs.得分高）的消费者的效应会减弱。
Study 1：Instagram A/B 测试
目的：使用实际点击量和广告参与度作为因变量，验证积极的大学效应（H1a），通过让不同大学背景的目标人群参与进来，来评估这种效应的普遍性。
对象：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183580名Instagram用户；
设计：2（公司单独开发vs.与大学合作开发）x2（消费者：有大学背景vs.无大学背景）
过程：使用同一个32秒的视频，创建两种不同文本版本伴随，一组提到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合作，另一组没有提到大学合作
结果：消费者对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反应更积极（H1a），表现出更高的广告参与度和点击率，且在有和无大学背景的用户中均显著，对于无大学背景的用户，企业-大学合作的积极效应更显著。
Study 2：纽伦堡市中心的实地实验
目的：将产品评价和向他人推荐产品可能性作为因变量，检验积极大学效应稳健性；评估消费者可以亲自试用相关产品情况下，积极的大学效应是否也会出现。
对象：336名参与者，来自德国（M-age = 30.7，38.5%女性）
设计：与大学合作开发vs.相关公司单独开发
过程：在德国纽伦堡市中心设置健身快闪店，邀请路人测试Angles90的动态训练手柄，测量参与者产品评价、向他人推荐产品可能性和感知产品复杂性
结果：验证H1a，参与者在得知产品为与大学合作开发后，对产品的评价更高，推荐意愿更强，认为产品更复杂，这一效应在参与者亲自体验产品后依然显著。
Study 3：科学合法性的中介效应
目的：检验的大学积极效应所依据的科学合法性理论，即验证 H2。
对象：102 名美国大学生（女性占 48.0%，男性占 49%，其他占 2%，不愿回答的占 1%；M年龄 = 36.9 ）
设计：与大学合作开发vs.相关公司单独开发
过程：使用实际产品选择作为因变量，将产品类别改为相机，招募美国消费者样本，以检验德语市场以外的影响
结果：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与大学合作开发的相机，科学合法性显著中介大学-企业合作的积极效应，而新颖性感知和公司吸引力不显著。
Study 4：消费者为大学合作开发产品的 WTP
目的：检验大学积极效应的普遍性
对象：200 名英国消费者（49.0% 女性，49.5% 男性，1% 其他，0.5% 不愿回答；M年龄 = 39.0）
设计：与大学合作开发vs.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开发
过程：通过激励兼容的支付意愿测量，来测试大学-企业合作积极效应在不同产品（智能指纹挂锁）和不同控制条件（与另一家公司合作）中的普遍性，招募英国消费者样本。
结果：消费者平均愿意为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多支付近 65% 的费用，该效应在对照条件（与另一家公司合作）中也显著。
Study 5：产品类型的调节作用
目的：检验H3，即当产品为低科技产品（vs.高科技产品）时，大学的积极效应是否会减弱，使用与研究 4 相同的激励兼容的 WTP 方法来检验H3。
对象：785 名英国大学生（49.9% 女性，49% 男性，1% 其他，0.1% 不愿回答；M年龄 = 41.4 ）
设计： 2（合作开发对象：大学vs.其他公司）×2（产品类型：高科技vs.低科技）
结果：对于高科技产品，大学的积极效应显著；但对于低科技产品，该效应不显著。
Study 6：公司类型的调节作用
目的：验证H4，即当公司是一家成熟的（vs.新）企业时，大学的积极效应是否会减弱，以虚拟现实（VR）眼镜为背景进行检验。
对象：来自MTurk 的444 名美国消费者（44.8% 为女性，55.2% 为男性；M年龄 = 36.8 ）
设计： 2（合作开发对象：大学vs.其他公司）×2（公司类型：新公司 vs. 老牌公司）
结果：对于新公司，企业与大学合作的积极效应显著；但对于成熟公司，该效应不显著。
Study 7a：消费者科学信仰的调节作用（测量值）
目的：检验大学的积极效应是否会受到消费者个人科学信仰的影响（H5），研究使用 "自行车安全气囊 "作为基本产品类型。
对象：来自MTurk 的594 名美国读者（女性占 45.6%，男性占 54.4%；M年龄 = 38.0 ）
设计： 2（合作开发对象：大学vs.外部公司）x2（科学信仰：高vs.低）
结果：对于高科学信仰的消费者，企业与大学合作的积极效应显著；对于低科学信仰的消费者，该效应不显著。
Study 7b：消费者科学信仰的调节作用（操纵值）
目的：通过操纵（而非测量）调节变量（即科学信仰）来验证研究 7a 所获得的结论（H5），产品类别更换为滑板。
对象：来自MTurk 的719 名美国参与者（49.7% 为女性，50.3% 为男性；M年龄 = 37.9）
设计：2（合作开发对象：大学vs.外部公司）x2（科学信仰：高vs.低）
结果：科学信仰高的参与者对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有更高的购买意愿
补充实验：
对象：来自MTurk的397名美国参与者(39.0%为女性，M年龄= 40.7）
设计：2（合作开发对象：大学vs.其他公司）x 2（政治取向：自由vs.保守）
过程：被试随机分配到大学共同开发条件或外部公司共同开发条件下，研究使用一件高科技t恤作为产品类别，测量被试购买意图与政治取向。
结果：当产品被描述为与大学合作开发，被试明显有更高的购买意图，与预测一致，政治取向确实可以作为一个人对科学信仰的有效代表。
本研究为产学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贡献，为该领域的管理决策树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支。对于与大学开展开放式创新实践的企业，应当通过向潜在客户广泛宣传这种合作，这样才有机会获取更多生态价值。特别是，管理者应考虑使用“与大学共同开发”或“大学知识内涵”等产品标签，提高相关产品的市场表现。此外，由于科学信仰与政治取向密切相关，大学的正向效应在自由主义者中强烈显现出来，而保守派则不然。因此，企业在将重点产品瞄准自由主义者时，将与大学合作开发的产品作为产品标签进行营销可能特别有前景。
总而言之，一旦企业决定与大学合作开发一种新产品（这一决定主要取决于特定产学合作的创新潜力），本研究将强调帮助企业如何以及何时积极地营销与大学合作开发的新产品，可能会产生增量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