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场2个月互相雇佣家务劳动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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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1 20:57
广东
本文全长约15600字，主要以家务劳动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以下几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成都市非市场化的家务劳动每小时参考价是多少钱？月均参考价是多少钱？家务劳动，或者叫做家庭情绪劳动、家庭照料，指的是由关爱家人的情感或责任感所驱动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情感投入，是人类能够有质量的生活所需的必不可少的照料，是工作/雇佣劳动之外的必要的身心养护。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所谓的私人的家庭场域内，家务劳动多数时候处于被迫隐形的状态。之所以是“被迫”隐形，是因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分工之中，家务劳动往往由妻子或者母亲所承担。长此以往，家务劳动就被认为是妻子或者母亲份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但同时家务劳动在价值上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家务劳动关系到每个家庭成员每天的日常生活，被照料者每天都在享受着家务劳动者努力营造的“家的舒适和温暖”。然而这一份劳动的辛苦和价值，却常常没有办法被享受到这份劳动成果的家人、以及靠这样家务劳动支撑运转起来的整个社会给予足够的认可。虽然“家务”被认可为一种“劳动” 已经至少有半个世纪之久，家务劳动的价值被反复强调，但是家务劳动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法律设计、社会制度、空间规划乃至于日用品设计等等领域仍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尊重。为了再次重申家务劳动的价值，在2023年的春季，我们在成都招募志愿参与者共同完成一场“互相雇佣家务劳动，让家务劳动价值可视化”的行为实验。最终有十四名志愿者成功到对方家里或者接受对方到自己家里做至少一小时家务劳动，并由家务劳动的雇佣者向被雇佣者支付相应家务劳动的报酬，以货币形式来呈现日常家务劳动的实际价值。我们也借此机会与参与该活动的朋友沟通交流，聆听家务劳动者在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过程中没有表达出来的感受与期待，以及不同生活状态下的人们关于家务劳动的态度和认识。笔者作为这场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和执行者，在此重新梳理这场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这场我们对家务劳动的重新估值，并讲述家务劳动者是如何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营造着家庭并支撑起整个社会的运作，同时也被迫以一种被压抑的结构消耗和塑造着自我。在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之后，回到每一天的日常，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家务”作为“劳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之所以发起这场活动，因为目前关于家务劳动，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和现状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一位先生发现他雇佣的保姆勤劳、贤慧又可爱，最终娶她为妻。在此之前，他需要向保姆支付工资，因此，她所从事的做饭、清扫房间、照顾老人等活动理所当然地被计算到了GDP里面。但是，当娶保姆为妻后，她虽然从事同样的劳动，但雇佣关系不复存在，没有人再向她支付这部分劳动的报酬，她的所有活动也从此不再计入GDP。”以上是20年前的中国青年报一则评论，时至今日状况仍然没有明显改观。首先，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劳动，其价值从未被计入GDP。也就是说，官方统计从没有将每个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真正认定为有价值的劳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估计，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的价值占全球GDP(11万亿美元)的9%。其中，女性无偿劳动占GDP的6.6%左右，男性无偿劳动占GDP的2.4%。世界范围内，妇女每天平均花费4小时32分钟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是男性的3.2倍(每天1小时24分钟)。”（数据引自亚太经合组织政策支援组政策摘要第43号，2022年3月:“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计算成本”。）“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被这样冷漠的现实变成一句流于口头的赞誉。家务劳动作为妇女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并没有进入一个官方认定的社会程序中，从而整个社会没有给到妇女和他们“顶半边天”的付出相对应的尊重和回报。其次，在法律设计的层面，我国2021年起实行的《民法典》新规中，关于家务劳动的部分（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然而目前中国大陆离婚判例中对家务劳动的价值估算明显偏低。如北京房山区2021年陈先生与王女士离婚判例中，对于婚内5年家务补偿，仅仅判决男方向女方家务补偿5万元，平均每月833元。
在现代工业社会，女性要承担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角色，面对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为了减少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质疑，家庭被浪漫化，“母性”的“爱”被反复歌颂进而神圣化，这成为套在女性身上无法卸下来的枷锁，从而日复一日地掠夺着女性的情绪劳动，使她们陷入持续的困境中。![]()
电影《找到你》剧照而劳动者早已经争取来的所谓八小时工作制，对于那些同时作为家务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妻子/妈妈来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在公司下班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奢望用人单位恪守八小时工作制的话）回到家继续上家务劳动的班。这种结构性地困境，对女性对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而如果放弃全职工作的机会，而全职妈妈则是在家全天候地上班，且不分周末和工作日，这同时也意味着她们不得不依靠男性的工资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反过来又增加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在公共社会和家庭场域内，家务劳动者的情绪劳动被迫处于无偿状态，这既是一种对女性的身心进行限制从而依附于男性的体制性的结果，同时也是造成女性地位进一步被压制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参与活动的家务劳动者之中实现一种可能，即，“我们的家务劳动是有实实在在的货币价值的，是值得尊重的”。活动在成都开展之后，参与者以有偿的形式，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到对方家里或接受对方来自己家里做至少一小时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内容以及价格是由双方协商决定，活动的组织者提供家政工作市场价格作为参考。家务劳动的价值，对照家政工这一标准化的市场化岗位，就可以得到充分验证。但家务劳动者实际上不仅仅是无酬，通常作为母亲的照料者，常常处于长年无休随时待命的状态中。因此，在长年累月的日常家务劳动的身体中所积累的，包含着远远比市场化的标准化的家政工劳动过程更复杂的自我说服、自我认同、情绪哪好以及家庭关系的问题。而这些声音，在很多时候是不做家务的人没有听到或不愿意听到的。![]()
“互相雇佣家务劳动”活动海报，设计：阿绿这次活动在2023年3月9日发起，在5月份结束，共收到42份报名表。但是由于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意向参与者只倾向于提供家务劳动而没有意向接受家务劳动，同时，参与者可利用时间（多数为周末）、地理位置和距离等条件均有约束。因此，多数报名参与者没有办法得到合适的匹配，完成一次家务劳动的雇佣/被雇佣。最终，实际参与到该活动中的的人为14人，共提供了8组/11人次有偿家务劳动。其中3组为双方互相雇佣到对方家里做有偿家务，5组为单向雇佣（即其中一方到另一方家中做有偿家务）。参与者的性别比例为，男性参与者3人，其中2人提供了有偿劳动，女性参与者为11人，9人提供了有偿家务劳动。![]()
每组雇佣家务劳动开始时雇佣方和被雇佣方要签订的协议书![]()
噜噜受雇佣在月亮家里做厨房清洁和收纳![]()
雇佣者向被雇佣者支付家务劳动的报酬
在此次活动中，总共完成13.5小时的雇佣家务劳动。涉及到的家务劳动包括家庭的基础清洁、厨房的清洁、杂物收纳、衣物收纳、买菜做饭等等较容易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家务劳动。所有参与者输出的家务劳动的产值共775元人民币，单价约57.4元/小时。最终，这775元的劳动价值产出，以个人所得税纳税的形式纳入到GDP的计算体系中，从而使参与者的这部分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正式的国家GDP核算体系中获得认可和肯定。在数值上看，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微观的实践。这次活动总的劳动产值，对于所谓GDP的核算甚至无法产生小数点级的影响。于是在活动过程中，令人不断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以GDP的数值来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以GDP的统计来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充分的吗？在家务劳动中，有哪些是不能够被一个货币数字的统计所包含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按照马克思这样的定义，恐怕连马克思也会认为，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以便于他能够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时，他的妻子安妮所付出的的家务劳动是显然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家务劳动是在私人领域内对他的具体生活的照料，不是马克思定义的“无差别的劳动”。![]()
刘杨受雇佣做一餐三人的晚餐而在互相雇佣家务劳动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中，我们隐隐感觉到，家庭场域是一个高度私人化的场域（例如，一些参与者在参与活动前，需要和爱人商量是否接受陌生人来家里做一小时家务，其中不乏被拒绝的案例）。能够被分割出来并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雇佣他人来完成的一般化的家务劳动，仅仅占所有家务劳动中很有限的一小部分，包括清洁打扫，部分衣物的收纳，和一次做饭的案例。粗略地说，一种劳动的私人化程度越高，可交换性的程度就越低。因为在家务劳动中，充满了个人化的细节需要被关注和照料到。而这种细节是参与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客观上无法关注到的。活动参与者芥末提到，在收纳整理的专业领域，有个概念叫做“住商”：“生活主体、即我们和物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物品之于人的特殊的意义，物的分类归纳方式，在空间内的视觉呈现效果等等，这些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从这一点延伸思考，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生活的照料，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而不是马克思定义的“无差别的”。家务劳动者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情绪劳动，才能够打造出来我们所习惯的“家的感觉”，包括我们喜欢吃的菜的烹饪方式（甚至具体到一道菜的咸度、几分熟，切菜的厚薄长短），我们习惯收纳摆放生活用品的位置，我们的衣服要几天一洗，我们的哪些东西可以动哪些东西不能动，给家人购买衣服要什么尺寸、颜色、材质、款式，给孩子报课外兴趣班哪个课程更适合孩子，网购生活用品哪个质量更可信更有性价比……我们与生活用品的关系，每一种“住商”，都是家务劳动者和被照料者长期协商形成的一种默契。但这一过程中，家务劳动者付出的情绪、脑力和体力的投入，是没有“劳动价值”的么？因此，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定义，以及基于这个定义形成的当代社会关于家务劳动的没有价值的观念，当然需要批判和拓展。在家务劳动上，家务劳动者们为家人付出的、具体的、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同样应该是有价值的。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与活动参与者的访谈中，我们也请参与者为自己每个月的家务劳动估算货币价值。其中9人为自己每个月所做的家务劳动的估值，加起来总额约为61100元人民币，即平均6789元/月/人。暂且不论这一估值的高低问题，实际生活中，没有人与这些家务劳动者们来进行家务劳动价格的谈判，因为这一价值是被我们直接忽略掉的。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重复的情绪投入，琐碎的、多线程同时进行的、种种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必不可少的劳动，以及让家务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对家务劳动的付出有所认知而付出的情绪劳动。这个数字关乎家务劳动者在多数情况下无处申诉自己的劳动付出从而产生的社会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意识真空区，以及，关乎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单位每个月亏欠每个家务劳动者的道德成本。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重复在女性作为主要家务劳动者的身上完成这种情绪劳动的剥夺，原因种种，涉及到生理因素、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社会价值等等。这种剥夺的制度能够持续的存在，不得不依赖于整个社会对于女性作为家务劳动者的主体性、价值观念以及女性气质的塑造。如果我们认为整个社会对于家务劳动者这样的剥夺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认为，我们称之为“爱”的部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将一对一的男女爱情关系以浪漫主义叙事方式反复强化，塑造成为当代人的主流情感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单一配偶制家庭制度相配合的情感训练。这样的性别训练，尤其是对女性气质的训练，在女性尚没有性别意识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以便于她们能够适应这样的角色分工。人们对一些日常话语也在无意识中强化这样的训练，比如，也将有“男性气质”的女性称作“男人婆”来调侃。西尔维娅·费德里奇说，“至少二十年的社会化过程——日复一日的培训，最终让一位妇女做好成为无工资母亲的准备，使她相信孩子和丈夫是她能从生活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阿尔瓦·戈特比说，“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将情绪劳动视为一种奖励，而不是工作”。家长口中常常说的，“你这样**，小心将来没人要”，这种话语，把“有人要”，当作一种奖励。而说这话的人极有可能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地鸡毛闭口不谈。种种话语背后，其实目的要把一个女性规训成为“贤良淑德”的妻子候选人。配合着这样的规训，人们把女性对于配偶的依附和照料、对于家庭的付出和关心笼统命名为“爱”。“爱”的名义下的家务劳动，被潜移默化地塑造成一个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要承担的使命。“贤妻良母”成为社会对女性的标理想化的要求，同时也成为一种束缚。在中产家庭那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种话语，以赞美的形式，强化了社会的对一个理想“贤内助”的期待。而这些对女性责任的要求被纳入“爱”这样的由女性来承担的责任和情感之中，从而模糊掉失衡的家庭分工和性别压迫。![]()
缨南受雇佣在玉儿家里做家庭清洁阿尔瓦·哥特比说，“在家庭、工作、朋友和熟人之间，女性被要求完成这些任务，被迫通过家务劳动和情感劳动来创造这种友善愉快的家庭价值……抚平冲突，抚慰受伤的感觉，创造放松和健康的精神，被安排成女性的一项关键任务”，“ 女性往往被认为，也自我感知为比男性更有爱心”。而这种“友善愉快的感觉”，“爱”的样貌呈现，本身就被视为对女性付出的“爱”的一种回报。
因此，“爱”的话语，本身即掩盖着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形塑和剥削，而多数女性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卷入到这样的性别结构的建构中。这种“爱”，被反复地歌颂，被放弃说清楚，被父权社会型塑成为一个家庭照料者的标准姿势。这样的“爱”的姿态、劳动、情绪投入、自我认定、身份的展演、亲属关系的捆绑，等等合力的作用，就打造成了一个优秀的家务劳动者的标准模样。这样的性别展演在体感、价值观念、行为惯习上通过一直以来的社会制度、媒体宣传、学校教育、宗教、广告营销、节庆仪式、社会关系等等因素被灌输给女性以及后来认为女性本应如此的男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一对一的浪漫爱，被塑造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单一配偶制的婚恋关系的标准情感模式的想象和神话。从而，这种披着圣洁嫁衣在婚内情绪劳动中的性别剥削和压迫就被潜藏和内化了。尤其是在一些宗教家庭或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这一点更为明显。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妻子和母亲，会被反复“开导”直至自我告诫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一个需要被审视和反思问题，却常常被人们粗暴地当作解决很多问题的答案。![]()
电视剧《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剧照这样的社会规训，要求女性把“爱”家庭作为自己的主体性的表达，要求她们的“爱”的方向首先指向家人、指向丈夫、父母、孩子，于是不言自明地使她们把自己置于次要地位。以至于，对于一些家务劳动者来说，在得不到被照料的家人的肯定和认同时，“在之前甚至有时候会怀疑是自己做的不够，而进一步自我苛责”， 芥末，一位活动的参与者，在活动结束时对我这样说，“这样太不好了”。这种性别规训塑造的女性主体性以对于其他的主体对服务和照料来体现，而缺乏对于自我的养护和发展。西尔维娅·费德里奇说，“如果从小就接受训练，学会顺从、屈从、依赖，（认为）最重要的的是牺牲自己，甚至丛中得到乐趣，那你就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自由”。而当前流行的社交媒体同时也在在强化女性“要努力胜任家务劳动”的身份焦虑。活动参与人，一〇，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揭露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博主，在不断鼓吹和营销女性的全能角色，你不仅可以当全职妈妈，你还可以去挣钱。这让你幻觉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方方面面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就只有这么多时间，你的时间付出在了这个方面，那你另一个方面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很完美。”但更多母亲并没有条件来反思这件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家务劳动者。她们将家务劳动内化为自己的一个责任。甚至在自己的情绪投入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和肯定时，为了让自己得到肯定而进一步地单方面内卷而付出更多情绪劳动，以更强烈的自我牺牲来实现主体性的强化和自我认同。那些习惯付出的母亲，尤其是在孩子在开始学会独立生活的前后，仍然忍不住以一个照料者和生活管理者的角色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因此就有了代际之间关于家务劳动的一种情感纠缠甚至是裹挟。同时，在有别于照料者的身份和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照料者的角色，往往是母亲或妻子的重要的主体性的一种彰显。通过强调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对你的照料工作，来彰显自己很重要，潜台词是，“你要看到我在你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对我的劳动给予肯定”。而年轻一代的子女，在有更多的主体性意识生成之后，会更审慎地分辨照料关系中的父母一代家务劳动者想要表达的情绪诉求，以及可能因为情绪诉求长期得不到充分回应而不自觉流露出的情绪裹挟。作为子女，分辨和厘清（尽管很多时候无法厘清）这样的照料关系中自己可以回应的和无法回应的，也成为从家庭场域内完成生活独立和解离的一个重要环节。Una提到，自己在开始做菜时每次都被妈妈所批评做的不好，在小的时候父母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打压。“小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是会被刺伤的，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出恰当的回应”。 但是到我后来几分钟随便弄个什么出来，就让她很惊艳的时候，她就慢慢的就放手了”。活动参与者月亮提到，自己曾经纠结于母亲对自己的生活大包大揽，始终把家庭照料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于是一度想要扭转母亲把家务全都揽到自己头上这样的自我要求和做法，但后来发现无法扭转，于是也也放弃这样的执念，转而用更温和的做法，尝试着给母亲介绍一些相关的书来读，而母亲也并不拒绝并尝试着学习和理解超出自己过往观念的知识。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况，母亲能够主动地尝试自我学习和调解，并适应生活中因为子女独立生活而“失重”。年轻一代的子女，和母亲在照料关系上做解离，或许这哥过程在子女内心是相对平和的。但是，被迫与子女解离的母亲，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母亲，在许多情况下很难适应自己的生活失去重心的空洞和无着落。因为在她们的主体性中，早已经将抚养子女后代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少父母催促子女尽快结婚生育，以便自己继续能够帮助子女抚养下一代子女，才能够充分地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适应了自我照料和独立生活的年轻一代，和仍旧保持着传统家族观念的父母们，这中间巨大张力的情感空洞，无声地横亘在两代人之间，“这沉默震耳欲聋”。而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我们看到了变化。缨南，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受访中提到，她要求女儿和儿子都要学会家务劳动，要具备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Chen在受访时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将来有了孩子，“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教孩子学习做饭，学会了之后让ta做饭给我”。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在强化这样一种“家“的场景。我们（通常以男性或孩子为第一人称）坐在餐桌前，享受着热气腾腾的合我们口味的饭菜，在家庭在这个空间内自在舒适地生活，并有妻子/母亲照料，这种包容性的场域、氛围会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舒适和精神的养护。我们会很容易完全享受和沉浸在这种 “家的感觉”中。但是这种家的感觉大多数情况下，由家务劳动随时准备付出的情绪劳动构成。可能这几分钟流过大脑和身体的“家的感觉”，是一个家务劳动着消耗或者付出了不知道多少情绪劳动换来的。而这样的消耗，或许是连劳动者自己都会出于“爱”而放弃计算的。甚至出于一种“为家人好”的意愿，过剩地付出自己的劳动来供被照料者选择，以至于在家务劳动上自发地内卷。
一般意义上的“家的感觉”，这个概念太亲切和舒适，太魅惑，以至于让人无法察觉到：“家的感觉”和“贤妻良母”一样，对家务劳动者来说，或许是一个有毒的概念。（“贤”在繁体字中为“賢”，包含“臣”的意义在。从汉字字源学上，“臣”在甲骨文中是由一只竖立着的眼睛组成，表示处于低位的奴隶出于畏惧、惶恐和尊敬而对奴隶主侧目而视的样子，所以有“俯首称臣”之说。因而赞美“贤妻”时就是在强调女性作为妻子的第二性。“贤妻良母”、“贤惠”，这样的词汇，对很多女性来说，早已经是一种骂人的脏话。）![]()
图片来自网络“家的感觉”之所以有毒，是因为，这个场景舒服到令人放弃思考：家务劳动者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情绪、脑力和体力劳动才能够营造出这样的 “家的感觉”。而家务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对此“无法察觉”，这一状态本身就使得这份旷日持久的情绪劳动处于被隐形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无视”的隐性伤害。被照料者，在“家的感觉”中享受着，并且在这种舒适感和安全感的包裹下希望能持续享受这样的感觉。在家务劳动者的视角里，享受家务劳动成果的人，如果无视背后的劳动和情绪投入，那无异于是在对家务劳动者说，“我剥削你剥削得好舒适，我还想要继续这样剥削你”。而这样的索取甚至压迫，以及这种压迫关系的绵长预期，于身于心，对于家务劳动者来说，都是一种定时不定量的毒药。但是，有些女性却被迫甚至无意识地每天服用这样的毒药。又或者，家务劳动者的主体在一种被压迫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只不过这种反作用力往往和具体的场景中的种种情感、情绪、关系和物质条件纠缠在一起，以至于这种反作用力常常被消解掉。毕竟，人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每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和行动自然有为主体带来暂时的安慰、妥帖和锚定感的一面。因此，作为一个顺性别异性恋的男性，我并不能够做到不假思索地去赞美一个女性的良善，其中有一种矛盾的情绪在。因为女性的良善中，可能包含被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婚姻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价值观长期主导塑造并写入性别基因编码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赞美在客观上可能会强化固有的性别压迫。但是，当这种身体的、性格的、由内而外的展演，作为ta的主体性存在时，具体的人又是值得尊重、欣赏和赞美的，因为这种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向上的生长性滋养性的生命形态，就是一种肯定性的美的存在，蕴含着人类的生存希望。而同时，那些要打破这个铁链的“不讲女德”的“坏女孩”、“发疯的女人”，当ta们发疯冲撞并要捣烂令ta们窒息的结构时，同样值得赞颂和助力。
“爱”被浪漫化、“家”被制度化，一个情绪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付出着，单方面地服务于整个家庭、无限期付出甚至向外掏扯自己的情绪劳动，以至于其他家庭成员习以为常地无意识于这种家务劳动的情绪剥削，并乐于享受基于这种剥削营造的“家的感觉”。这种付出和享受的关系结构，被社会制度和主流价值，种种表演、仪式、话语反复强调和固化。以至于，“家的感觉”越是浓烈，剥削性质就被掩藏的越完美。对家务劳动者的身心毒害就越深。因此，使得被照料者意识到照料者为了照料所付出的巨大的情绪劳动，这样的说服和教育的过程又是一次巨大的情绪消耗和劳动。正如活动参与者缨南所陈述，在婚姻家庭生活早期，她还会主动地去和爱人去沟通，让爱人意识到家务劳动这件事的辛苦，并要求分担，但是往往不成功，后来就全部家务都自己负担，“说了也没用，他也意识不到，后来就索性放弃去说服他，因为去说服他的努力可能也是白费，不如自己就去把家务活儿做了”。让身处于特权位置享受家务劳动成果的人完全承认到家务劳动中的压迫关系，往往是极难的。因为，这要求他们在反思并承认自己对“家的感觉”的贪恋是有问题的，而反思再往前一步，就需要他们在道德层面进行自我否定。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在长年累月的重复的繁杂而琐碎的家务劳动不免身心疲惫，并因为家务劳动本身的重复性或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否定而产生无意义感。这样的情绪消耗如果没有得到家人或伴侣的共情和体谅，或者伴侣并不认为家务劳动是一件辛苦的工作、而忽略掉对家务劳动的肯定时，就更容易引发家务劳动者的情绪压抑、内耗、发脾气或更多的心理问题甚至引发更激烈的家庭矛盾。![]()
电影《八二年生的金智英》剧照就经验上来说，每当要处理这种因为性别压迫造成的情绪内耗时，往往会看到：让男性在道德层面进行自我反思是极难的，让男性在性别气质上给女性贴标签是极其容易的。在主流话语中，很容易为因为情绪投入没有得到充分回应而陷入内耗、抑郁或者“发疯”的女性贴上“感性”和“情绪化”的标签，并告诫女性要理性、要顾全大局。这种话语在不断强化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即，女性生来是更加“感性”和“情绪化”的，而这样的气质是不正当的、是低级的人类属性；相对应的，男性通常是“理性”的，是顾全大局的，这种表现是正当的，和更高级的人类属性。这种粗暴的二元性别观念，在反反复复地强化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也在限制着任何一种性别的主体更自由的生长和发展。但同时需要明晰的是，每一个人的有质量的生活所必需依赖的家务劳动，同样是照料者的情绪投入和情感的表达，是“情绪化”的。理性和感性作为人类主体存在的两种并不能够清晰分别的样貌和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差别。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对“科学”和“理性”的迷信，把“理性”塑造成完全正当的人类优秀品质。然而，我们所强调的理性，多数时候是一种“工具理性”，即工具化的视角来评估一件事物的价值。同时，描述女性更“感性”和“情绪化”的话语，往往是对女性的某种歧视，也是对“感性”这种人类特质的污名化。统计学上没有证据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少情绪化。事实可能相反，男性的情绪变化甚至比女性略大。![]()
活动策划人以家务劳动者为第一人称创作家务劳动者之歌歌唱、舞蹈、发疯、抑郁，这些“感性”、“情绪化”的存在方式，既存在于男性身上、也存在于女性、以及LGBTQ多元性别身上。理性亦是如此。当现代社会用法律条文、社会制度、亲属关系、堂而皇之的价值观念、头头是道的营销广告来强化某种刻板的性别的形象气质、身份或家庭角色时，就是以所谓理性的方式来强化固有性别结构中的压迫，而这种迫害人性的理性的话语，当然是不正当的。当一些人勇敢地突破固有结构的压迫和束缚，不断挣扎、不断呐喊、不断嘶吼，或者用抱怨、谩骂、歌唱、用身体的舞蹈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抗争和不屈，这种朝向自我解放的感性和情绪化的表达，也当然是正当的。因此，理性的也并不比感性更优越和高级，二者都是人类的一般属性的存在。鼓吹理性话语的优越性，用“理性”的幌子所掩盖的是对女性的情感劳动的持续剥削。回到家务劳动价值的数字概念上，学者卡洛琳·佩雷兹在《看不见的女性》中反思，“1943 年，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编制了全世界第一份国民经济核算，GDP就此诞生。这个框架是为了战时经济设计的，了解产能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争。为此，他们统计了政府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但有一个生产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外，并形成以后的国际惯例——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因此，GDP统计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支持战争而做的一个国家总的劳动产能的核算。在和平时期，这样的核算也沿袭下来。但是，家务劳动的初衷和GDP核算的目的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家务劳动，是出于对家人的关爱和照料，是我们个体在工作的疲惫和消耗之后所得到的养育，是个人身心的滋养、保护和发展；而GDP统计目的是为了应对战争，把人的劳动价值作为一种战争资料来统计。但无论GDP是否统计，家务劳动都存在。它对于个体劳动者的照料是必须。而人的生产劳动在根本上也需要通过照料性的家务劳动才能够可持续。所以，一方面，GDP的核算机构（即国家机器）以种种手段在每个家庭单位中强行征用着这一部分的家务劳动价值，同时也以略去不计的态度强行忽略这一部分劳动价值。这实则是对家务劳动者的付出的赤裸裸的掠夺。而这样的掠夺，也从GDP产生的战时状态，一直延伸到现在，延伸到每个日常。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现代社会的运作就是建立在对家务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强行剥夺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原罪”之一。南希·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中阐述，一方面，整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依赖于（掠夺）必要的照料性的家务劳动，但同时，社会体系也在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上不断压缩着家务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否定本身，就像我们从自然界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一样，是在蚕食整个社会存在的根基。思路一：罢工？or 平均分配家务劳动？
所以应该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如何回应家务劳动性别分配中的剥夺和剥削？和伴侣沟通（家务劳动的分配），这作为一种情绪劳动，在现实中无奈地多由承受不住的女性来发起，但习惯了性别特权的人也常常使这种沟通失效。于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家庭这种微观社会中的罢工。这当然是家务劳动者为了获得呼吸和身心健康而不得不采取的解决之道。受到挤压的家务劳动者可以有权使用自己认为舒适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但同时，沟通是打开缝隙的方式之一。而在非亲属关系的临时性场合中，家务劳动分配的性别结构是松动的，尤其是在平权意识更明显的年轻人中。月亮说，每次朋友来自己家里，“我会告诉朋友们，我需要你们帮助你们需要来做什么，这个是我可以去做的，其实我的目标不是让他们改变，而只是告诉他们我需要帮助。比如说前几天他们来这边吃饭，我就会告诉他们这个碗是需要自己洗。”月亮的想法是温和而细腻的，她分享说，“听梁毅在播客里面提到，男性并不一定是没有共情能力的部分。男性们可能不是说不知道，或者不是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加入。就好像我们已经默认家庭或者和同伴里面的某一个人在承担这个角色的时候，令其他的旁观者可能不知道如何加入。他即使意识到了‘我需要去帮忙’，可能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加入。那就你邀请他们加入，邀请他们来帮忙的方式，既让他们有成就感，另外也让他们顺理成章的加入到这个活动里面。”而在夫妻或伴侣的家庭场景中，面临的是更加长时段的家务劳动的分配。在“互相雇佣家务劳动”这一行为实验的后期，经过与主理人张颖律师的协商和“小明”们的投票确认，把家务劳动这一主题引入成都市民公共辩论活动“明亮的对话”中。自发参与的辩友们以“夫妻伴侣是否要平等承担家务劳动”为辩题，展开了一期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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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对话：“夫妻伴侣双方是否要平等承担家务劳动”
在辩论中，反方阵营在做总结发言时，用一个比喻来谈家务劳动的分配与家庭生活其他部分的关系。这一比喻大致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来圆融地支持“夫妻伴侣不要平等地承担家务劳动”的论点：家庭和婚姻，是伴侣两个人在漫长的人生中一同探索的一片幽深和充满迷雾的广袤森林，而家务劳动的分配是进入森林的一条分叉的小路，我们要一起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探索整片森林，是两个人的携手共同完成一件事，一起向外探索和抵御外界的风风雨雨。因此，伴侣双方或许不需要在每件事情上都那么一清二楚地分辨两人之间的你长我短，或许可以在不同的事情上各自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一部分使得两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更为强大，从而能够更长久地去穿越生活中的重重迷雾，来探索到整片森林的美妙。这样的一副图景无疑是对“浪漫爱”的单一制婚姻家庭生活的理想化描述，这种理想化描述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个图景中对伴侣双方都提出了特殊的道德和能力的要求。尤其是不承担家务劳动的这一方，应该具备充分的能力来供养整个家庭以便于家务劳动者可以无需消耗太多情绪劳动来完成照料工作。就这一点来说，这样的图景不可避免地过于精英化。同时，就被照料者也能够在情感和价值上给予照料者充分地肯定和回应这一点上来说，多数男性配偶也很难意识到或做到。以及，如果性别调转过来，让男性去从事家务劳动来辅助女性的事业？男性伴侣是否能够做到？如同活动参与者刘杨陈述，“自己在德国读博士写论文的时候，面对不得不做的家务，常常希望自己身边也像男性博士生那样，有个老婆或女性伴侣。因为你不太可能期待有一位愿意做家务的男性伴侣”。![]()
阿月受雇佣做地面清洁
思路二：谁应支付亏欠家务劳动者的道德成本？
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只是试图在家庭单位内通过家庭内的分配和协商来解决这一广泛存在的问题，这就缺少了对普遍存在的对家务劳动价值掠夺的这一（女性）困境的考量。和现代社会在“私人领域”掠夺家务劳动价值相呼应的是，在社会化生产领域，整个政治经济体系对产业劳动者的普遍性剥削。西尔维娅·费德里奇说，“通过让他的女人依赖于他的工作和工资，资本也规训了男性工人，并且，通过给这些自身仆役于工厂或办公室已久的男性工人配备一名仆人来将他们禁锢在这种规训之中”。而上野千鹤子和阿尔瓦·哥特比都揭露出，再生产（家务劳动）主要是在家庭场域内发生，这件事并非是自然如此，而是被（男性主导的）资本体系和公共社会压制在家庭场域内。家庭内的种种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在家庭场域内的一个延伸。在家庭单位内，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情绪劳动价值的剥夺完成了最普遍的一种闭环，而这种普遍的剥夺所产生的种种情感关系的矛盾和内耗，同时也无耻地转嫁到每个家庭内部直至每个家务劳动者自身来消化。在这一点上，家庭和社会完成了性别的同构。因此，我在这里姑且武断猜测，被性别化的家庭情绪劳动，可以称得上世界范围内涉及人口规模最大的一种剥削和压迫。基于这种原因，对“被隐形的家务劳动”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家务劳动者应该就其家务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对这部分酬劳的支付最终的责任主体，理应是由市场主体和其他非市场主体组成的整个社会。对这部分家务劳动的价值的剥夺，是间接隐藏在对每个家庭中的雇佣劳动者的剥削链条中。一方面，市场的企业主体对劳动者所支付的劳动报酬中，当然也理应包含劳动者所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者对其日常照料而付出的劳动的价值，而这一部分从来都是忽略的。而全职在家的家务劳动者，对于未成年子女（即将来的劳动者），无保障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中的无法就业者（因为无法再投入劳动而被市场淘汰的人）的养育所付出的劳动价值，是从来没有被社会关注到的。因此，理应由整个社会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完成对家务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补偿。而这些补偿从来都是应得的，因为这部分的劳动价值从一开始就是被资本强行剥夺了的，“家务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就是金钱，而资本已经并一直从我们的烹饪、微笑和做爱中赚钱”。而对家务劳动的工资诉求的伸张，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在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考量给家务劳动付相应工资报酬这一方案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劳动者以及家务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劳动时常的关系。“八小时工作制”中的“工作”，是否应该把家务劳动也囊括进去？柏仁认为，“全社会需要形成一个共识，形成对生活品质和个人时间的尊重，要保证生活质量就必须要是要有一个（个人休闲的时间）底线摆在这里，而这个底线，不管是政府还是资本都不能剥夺，这样在劳动市场上才是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家务劳动者还是雇佣劳动者，都可以通过有限时间的劳动来获得足够的报酬来保障生活，从而在其他的个人休闲时间中完成更全面多样的个人发展。1.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肖索未、刘令堃、夏天 （译），《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2021，三联书店。2.安·奥克利，汪丽（译），《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2020，南京大学出版社。3.奥娜·多纳特，林佑柔（译）《成为母亲的选择》，202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4.杰码·哈特莉，洪慧芳（译）《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2023，新星出版社。5.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詹涓（译）《看不见的女性》，2022，新星出版社。6.凯特琳·柯林斯，汪洋、周长天（译）《职场妈妈生存报告》，2020，上海人民出版社。7.沙尼·奥加德，刘昱（译）《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202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8.上野千鹤子，邹韵、薛梅（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2020，浙江大学出版社。9.上野千鹤子，吕灵芝（译）《无薪主妇：以爱为名的剥削》，2020，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10.吴鄭重《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2010，聯經出版公司。11.小林美希，阿夫（译）《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2022，中信出版集团。12.Gotby, Alva. 2023. They Call It Love: The Politics of Emotional Life. Verso Books.活动执行：佩儿、阿绿、Mia、Kelly、陈柯宇、山坡Simple团队友情支持：诗蕾、孟依依、老白、安孟竹、四只蒙奇奇、血血、Wendy活动参与：一〇、阿月、lanlan、月亮、噜噜、芥末、刘杨、缨南、玉儿、Mona、chen意向参与：贺药药、杨娣、杨晶晶、文晓闹、杨云云、低调刘、九哥、段超、Solace、璐璐、码头、沙雀、晏歌、冰激凌、索多玛、拉拉用户、杨婉笛、Zoya、小弹头、武渊、张嘉睿、邓、长吾、Hazel、不会冒泡的啤酒、奥仔、李畅、卡卡、龙敬、孙玲
所获得赞助将定向捐赠到看见光〝巾帼互助”乡村女教师心愿计划当中，为乡村女教师提供妇女用品、防癌早筛等公益支持。捐赠数额也将及时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