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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东DeepMENA | 编译
▍阿联酋：游说团体下中东最大受益者
近年来，阿联酋增加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并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联酋的军队及其代理人参与了也门持续不断的冲突，尽管 2020 年承诺退出，但仍保留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阿联酋与其他海湾国家一起，还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此外，阿联酋继续从美国获得大量军事援助，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在文化方面，阿联酋主办了 2020 年迪拜世博会，这是一场聚集了全球代表的国际盛会。2020 年和 2021 年，有 25 个组织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 注册，代表阿联酋在美国的利益。这些组织报告称，他们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进行了 10,700 多次互动，阿联酋客户为他们的服务支付了超过 6400 万美元。一支驻扎在美国的游说团队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多个方面。2022 年 11 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编制了一份机密文件，揭露了阿联酋为影响美国政治体系（合法和非法）而做出的努力，以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利于自己。根据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制的报告，这一活动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虽然完整报告仍属机密，但阿联酋的影响力行动是有据可查的。阿联酋一直是美国在多个外交政策问题上的长期合作伙伴，但它也采用了各种合法和非法的策略来扩大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黎巴嫩裔美国商人乔治·纳德 (George Nader)，他承认代表阿联酋向美国大选注入了数百万美元。此外，阿联酋还聘请了前美国军方人员作为承包商，其中一些人担任过要职。其中包括前将军和海军上将，比如吉姆·马蒂斯，他在为阿联酋军方提供建议后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这些人获得了丰厚的合同作为报酬，这引发了人们对潜在利益冲突的担忧，尤其是当他们后来重返美国政府职位时。阿联酋还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使其成为过去五年来美国武器的第三大接收国，仅次于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尽管如此，阿联酋驻也门部队仍面临严重的战争罪指控，包括平民死亡和酷刑。即使在 2020 年从也门撤军后，阿联酋仍继续通过培训、后勤援助和薪水支持非国家武装团体。阿联酋对美国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干涉已成为公认的国家安全问题。尽管军事合作是美国与阿联酋关系的基石，但 2020 年《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加强了阿联酋的外交努力，该协议使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尽管这些协议声称促进了中东和平，但这些“和平”协议被用来增加而不是减少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军事化。▍阿联酋的美国代表：阿联酋游说团
阿联酋广泛利用法律渠道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FARA 注册在这一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20 年和 2021 年，有 25 家公司根据 FARA 注册，代表阿联酋的利益，促成了与美国政策制定者、媒体和智库的 10,700 多次接触。这些公司为此获得了超过 6400 万美元的报酬。阿联酋游说团体的规模和资金支持使其成为华盛顿最大的外国影响力行动之一。据 OpenSecrets 称，其政治活动甚至超过了以广泛参与政治活动而闻名的沙特游说团体。昆西研究所对 FARA 文件进行的详细分析表明，阿联酋游说团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短短两年内，代表阿联酋的公司就捐赠了超过 165 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其中超过 50 万美元直接捐赠给了这些公司代表阿联酋与之互动的国会议员。
昆西研究所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的分析显示，为阿联酋工作的外国代理人异常忙碌。在这两年期间，他们报告了大约 10,765 项政治活动。按年计算，这比沙特游说团体的活跃程度要高得多。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代表阿联酋利益在美国开展的所有工作的底线，而不是上限。例如，格洛弗帕克集团报告称，该集团帮助阿布扎比投资局“与华盛顿的思想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建立关系”，但没有提供有关这些思想领袖是谁、他们的代理人何时与他们会面以及讨论内容的更多详细信息。
阿联酋的大部分游说活动都集中在确保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先进美国军事装备合同，例如 F-35 战机。虽然一些游说活动（例如美阿安全协议）取得了成功，但这些努力可能并不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影响活动的更广泛影响的质疑。▍阿联酋的游说资金都去了哪里？
作为代表阿联酋客户做出的大量努力的报酬，FARA 注册公司报告称其收入接近 6450 万美元。尽管有二十多家公司为阿联酋工作，但只有五家公司获得了这笔款项的大部分。获得最多资金的公司是：Akin Gump（1350 万美元）、Brunswick Group（1220 万美元）、The Camstoll Group（1050 万美元）、Teneo Strategy（720 万美元）和 The Harbour Group（660 万美元）。获得阿联酋资金最多的公司也是美国政治竞选活动的最大捐助者，仅 Akin Gump 一家就报告捐赠了近 110 万美元，约占 2020 年和 2021 年为阿联酋游说团体工作的所有公司捐赠总额 165 万美元的三分之二。必须澄清的是，这些捐款是合法的，因为没有使用任何外国资金，符合联邦选举委员会禁止外国国民捐款的规定。下表列出了代表阿联酋客户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的公司竞选捐款的主要接受者。而这些捐款的最大接受者是 Terry McAuliffe (D-Va.)，根据该公司的 FARA 文件，他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从 Terakeet 获得了 200,000 美元的捐款。与麦考利夫一起参与游说的还有其他几位著名的民主党政客，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纽约州民主党) 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坦尼·霍耶 (马里兰州民主党)。尽管大部分捐款都捐给了民主党，但代表阿联酋的公司的游说活动是不区分两党的，向两党的 450 多个政治竞选活动捐款。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捐款都直接捐给了这些公司代表阿联酋客户接触的同一位立法者。例如，Akin Gump 报告称，他们向 104 名国会议员捐款，这些议员是他们的外国代理人代表阿联酋联系的。该公司向这些当选官员的竞选活动捐赠了总计 528,461.06 美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捐款是在会议结束后几天进行的。例如，参议员托德·杨 (Todd Young) 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与 Akin Gump 举行了会议，一周后，该公司向他的竞选活动捐赠了 5,000 美元。尽管阿联酋游说团体联系了几乎每个国会办公室，但关键委员会才是为阿联酋利益工作的游说团体的主要目标。具体来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为阿联酋工作的游说团体联系了 200 多次。联系最多的个人成员是 Lee Zeldin (R-NY)，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众议院以色列核心小组联合主席，他是通过亚伯拉罕协议达成阿联酋-以色列和平协议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政党领袖和重要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也是阿联酋游说团体的主要目标。
阿联酋游说团体的媒体宣传范围同样非常广泛，FARA 注册人报告称，他们代表阿联酋客户联系了 500 多家不同的媒体。不过，这些努力的大部分重点是影响主流媒体，例如《纽约时报》（95 个联系人）、《福布斯》（61 个联系人）和《华尔街日报》（43 个联系人）。
阿联酋游说团体还联系了智库至少 90 次。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最多的智库——中东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从阿联酋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合法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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