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润盐都 | 邓遂夫：记戴敦邦画曹雪芹

2003年末，偶然在书店的美术专柜前，见到一本印制精美的《荣宝斋画谱（16）·人物部分》，作者为戴敦邦。不禁心中一动，赶紧打开画册寻觅，果然在第39页见到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幅曹雪芹肖像画。

说熟悉，是因为这位名震画坛的中国人物画大师，在1983年国内举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活动期间，曾不止一次地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挥毫造像——其中至少有两幅，是我在现场目睹之下创作的。而说陌生，则是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这幅同样题写着“纪念曹雪芹先生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字样的曹雪芹像，与我当初目睹其诞生的另外两幅同类作品——特别是我至今珍藏在家中的一幅——在画技上显然更精到一些；而在人物的神情风貌上却大有差异。

于是我购下这本画册，拿回家与珍藏了整整二十年的那一幅戴敦邦所赠曹雪芹像对照欣赏。

当年如烟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

戴敦邦所绘曹雪芹像

1983年初夏，我为自贡市歌舞剧团创作的大型歌剧《曹雪芹》（又名《燕市悲歌》）尚未脱稿，便应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尽管我早就因涉足红学而加入了中国红学会，曾应邀参加过多次这样的研讨会，但这次却被安排到与创作、表演有关的那个讨论组。里面有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有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而闻名遐迩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王文娟，有正在改编创作《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编剧周雷、刘耕路和谢逢松，也有以善画《红楼梦》人物而著称的国画大师戴敦邦、刘旦宅，等等。在这些名家面前，我只能算是一个无名小卒。

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邮票

会议闭幕那天，我冒昧地向戴敦邦先生求画，想请他画一幅曹雪芹像。“借口”是，这样可以为我正在创作而即将排演的歌剧《曹雪芹》，提供造型上的参考。戴先生二话没说，竟欣然同意。说是正好要为南京博物馆画一幅应约收藏的曹雪芹像，干脆一道完成。

那天，按约定的时间，我来到戴先生下榻的房间，参观他现场作画。在场的，还有上海画家谢春彦等代表。去时，墙壁上已然贴好一大一小两幅宣纸。大的，是为南京博物馆准备的用两张宣纸拼贴在一起，小的，则是他专为我准备的。戴先生与在场诸友稍事寒暄之后，呷了一口茶，便提笔濡墨，站在那幅较大的宣纸前凝视有顷，旋即落墨轻描，很快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头部。而后换笔，略施淡彩，再加勾描，一个凝神远眺、须发缭乱、面庞丰满、稍显落拓之态的曹公头颅，顿时呈现在众人面前。

至此，戴先生并没有继续往下挥毫，而是将目光转移到贴在旁边的小纸上，似欲依样再画曹公头颅。我情急之下，不假思索地插了一句：“戴老师，我有个请求——能否把我这一幅的脸部画瘦一些呢？因为……我们歌舞团确定扮演曹雪芹的演员，面颊比较瘦长，以便作造型参考。”戴先生想了想，答应一声：“好吧。”果真迅速画出了一个略显瘦削的头像。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完全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知道，善画《红楼》人物的戴先生，此前必定对曹公的形象作过一番研究。若按学术界过去的通常观念，当初贫居西山的曹公，应该像清人裕瑞《枣窗闲笔》所描述的那样“身胖额广而色黑”。但我个人向来不信这一点。我觉得，那位在曹公去世之后若干年才出生的裕瑞，其信口开河般的所谓“记载”，实在有太多的附会讹传之嫌。更重要的是，曹公的挚友爱新觉罗·敦诚所作《挽曹雪芹》诗，对曹公的描述分明是“四十萧然太瘦生”——这就和裕瑞所言有点对不上号。虽然“太瘦生”之称，乃化用李白咏杜甫诗：“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但这个出典的依据，毕竟是李白针对杜甫“太瘦”，所找出的原因又是“总为从前作诗苦”。敦诚用这个“太瘦生”的典故来写曹雪芹，起码不能说他在形容一个“身胖”的人吧。更何况，这“太瘦”之称是出自曹公挚友“盖棺论定”的悼诗，显然比晚生了多少年的《枣窗闲笔》作者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以上这些想法，我当然不便在戴先生面前明言。总不可能让大师停下作画，去听你详谈学术吧。

戴先生画毕小纸上的“太瘦生”头部，再次转向大幅的宣纸去画身子，画衣纹。我感到他这下又把曹公的身材画得稍矮胖了一些，并且两手下垂衣纹竖直，略显颓丧。忍不住又插了一句：“戴老师，请把我这一幅的身子画长一点、衣纹飘逸一点，就像有风在吹的样子，好吗？因为……我们那演员是个瘦高个儿。”

在场者一听我这没轻没重的再次请求，都善意地笑了。戴先生亦不禁莞尔。但他并无丝毫不快，竟真按我的说法，画出一个衣袂飘拂的瘦高个儿形象。还即兴添了几片枫叶，以显风的走势，真可谓神来之笔，让人顿生萧瑟之感。在场的朋友一看，连声赞叹：“不错不错！有味道有味道！”我自然是大喜过望。

末了，戴先生龙飞凤舞地题写边款：“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廿周年 遂夫同志属正 癸亥戴敦邦于石头城”。待到墨迹稍干，戴先生取下画幅，交给我说：“你可以拿到房间里再晾一晾。”我连声道谢，告辞回到我的住处。过不多久，时任《文学报》美编的上海画家谢春彦来到我的房间，主动赠我两幅他刚刚即兴创作的《红楼梦》中的戏曲人物图。其中一幅题曰：“在石头城与遂夫同志同观惊梦 遂写此奉正 春彦左手 拜志”。我当然又是一番连声道谢。

谢先生临走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小邓啊，你知道戴先生给你画的这幅曹雪芹像，有多高的价值吗？——它可比南京博物馆重金购藏的那一幅还要好啊，你一定要珍惜！”

我知道，谢先生这番话，是怕我小看了这一名人佳作的珍贵价值，而把它仅仅当作演员的造型参考图给随意糟蹋了。他的这一层担心，对我这个自幼就酷爱美术而且在报上发表过绘画作品的人来说，自然有点过虑。但他的话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该怎样来答谢戴先生，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呢？

可后来并没容得我多想，便在会务组的统一安排下，开始了密锣紧鼓的参观旅游或分别出席当地组织的各种见面会等活动。我是和周汝昌、端木蕻良、邓云乡、邓庆佑、宋谋玚、吴新雷、周雷、蔡义江、梁归智等众多学者，分乘着四五辆豪华旅游车，参观游览了秦淮河、乌衣巷、雨花台、中山陵及当年曹家的江宁织造府旧址。接着又和一小部分代表驱车赴扬州、苏州等地继续参观游览。之后，便视各人的情形，或就地乘车，或转道上海，或重返南京，分别踏上了归程。

因之，打从我告辞离开戴先生的房间那一刻起，竟连和他正式道别或说一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便从此天各一方，更别说对他再次申谢了。此后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十年……

如今面对戴先生的这两幅同样内容的绘画作品，他当年挥毫作画的风采，依然如在目前。

现在来细细鉴赏，我发觉所购画册上那幅《曹雪芹像》，显然是戴先生在画了当年我目睹的两幅作品之后，回到上海重新创作的。不仅技法上更娴熟细腻，背景更丰富多彩，人物造型也似乎吸取了我的一部分意见——把曹公的身材画得更高挑些了。但有一点，仍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画上的曹公还是一个“身胖额广而色黑”、衣纹及双手均显下垂的落拓形象。相比之下，戴先生画赠给我的这幅曹雪芹，神情虽也不无忧愤，面部也似稍黑，却丝毫不掩其玉树临风般的旷达与潇洒——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曹雪芹啊！

这就不免让我想起，不久前我为纪念曹公二百八十周年诞辰而撰写的《曹雪芹赋》，其中关于我在梦境里瞻仰曹公丰采的描述，正是参照了戴敦邦先生赠我的这幅画像来抒发的：

 ……意动而神摇兮，恍若邯郸之客；魂驰而魄荡兮，似坠巫山之云。飘飘乎至青埂峰，但见萧然太瘦生。

其人蓬头而不垢面，破衫难掩骄矜；额广而不色黑，身长愈发超群。貌清癯兮，犹似临风之玉树；眼迷离兮，亦如梦蝶之庄生。或仰天而长啸，或拈须而沉吟。纵酒放歌兮，声更琅琅；挥毫作画兮，骨益铮铮。……

作者简介

邓遂夫，笔名旭夫、釜水。1943年1月1日生，自贡市大安区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红学家，中国红学会理事，自贡市李宗吾研究会会长，四川理工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初中毕业后考入自贡市文艺学校学习声乐、舞蹈。十六岁正式成为自贡市文工团（后更名自贡市歌舞剧团）演员，后任专职创作员，创作有大型历史歌剧《燕市悲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因连续发表红学论文《脂批就是铁证》《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著是怎样迷失的》《〈红楼梦〉主线管窥》《“绛洞花王”小考》、《〈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若干问题》等，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受到包括茅盾、周汝昌、冯其庸、刘世德在内的老一辈学者的赞扬和器重。迄今已出版专著《红学论稿》、《草根红学杂俎》，校订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等。邓遂夫对于《红楼梦》广泛而独特的研究论述，特别是在版本学考证和脂评本校订的一系列开创性学术成果，在红学领域和读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品和校本连年畅销，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时期红学中成长起来的最具影响力、最有成就的红学家之一。

邓遂夫在新世纪之初面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成校本》导论中，首次提出了“红学要走出象牙之塔”的观点，并于2004年在《草根红学杂俎》中公开打出“草根红学”的旗帜，被称为红学界的“草根大王”和“草根派领军人物”。近年在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举办讲座，被录音整理的讲座文稿，选入《北大听讲座》等丛书出版发行。

来源：《自贡文联60年文集·散文集》

责任编辑：方志雷 简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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