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江姐》背后的故事

三代江姐同唱《红梅赞》，从左到右依次为

金曼、万馥香、杨维忠

歌剧《江姐》的诞生还要从另一部作品《刘四姐》说起。

1960年，由空政文工团的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作曲，陈沙导演的独幕歌剧《刘四姐》公演后很受观众的欢迎。1961年，该剧被山东人民出版社选中编辑出版后，他们几个人领到了300块钱的稿费。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困难时期，这钱在当时就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阎肃（1930—2016）

于是，1962年年初的一天，他们几人便直奔北京王府井东来顺饭庄。在饭桌上，几个人不知不觉又聊到了创作。有了《刘四姐》的成功，他们觉得应该再写一部。写了《刘四姐》，再写什么呢？几个人一致认为不能吃老本，要想想新的作品。讨论正酣时，阎肃提出说：“我刚看了小说《红岩》，里面有个江姐的人物，让我非常感动，如果能把小说改编成歌剧，排出来肯定是出好戏！”其实，在这之前，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戏已经有了几部，再把它改编成歌剧，观众能接受吗？他们一时顾虑重重。但经过一段分析后他们认为有自己的优势，用阎肃的话说就是，决定创作《江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生活，因为解放前重庆曾留下了他生长的足迹，他对重庆熟悉，对城市、农村的生活熟悉，对那里的地下党也熟悉。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他都亲眼所见；二是他们这个创作团队很团结、默契。仅这两点，让他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小说《红岩》上。

羊鸣回忆当初的创作时说，为什么有勇气再写歌剧《江姐》？是因为已经有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上世纪50年代，空政文工团曾写过一部名为《牡丹江畔》的三幕歌剧，由于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戏剧矛盾不突出，唱词和音乐缺乏精雕细琢而宣告失败。之后我们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部反映胶东某游击队与土匪斗争的歌剧《刘四姐》就抓住了要领，情节和人物都很鲜活，取得了成功。羊鸣认为，《牡丹江畔》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刘四姐》探明了歌剧创作的方向，这都为写好《江姐》打下了基础。

羊鸣

羊鸣说，江姐的故事也非常适合写歌剧，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一位知识分子女性，她的情感的表达是丰富的，她的语言可以是诗意的，多样的。阎肃也认为，江姐的个人情感比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人物要更丰富些，她有丈夫，丈夫牺牲了；她有孩子，却不能和孩子在一起；她知道新中国已经诞生，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可她看不到，便和战友们在牢房里绣红旗……这些都是她的独特之处，可以说，江姐这个人物天生就适合人们为她歌之咏之。

意见一致后，几个人立即动手，说干就干。当时，正赶上阎肃去他爱人李文辉的工作地涿州空军某航校探亲，爱人每天照常上班，他就躲在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了创作。除去来回两天的路途，在剩余18天里，阎肃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假期结束，他回到北京，同时也带回了刚完成的剧本初稿。

在剧本里，有小说中江姐原来的那些经历，还加入了许多小说里没有的人物和情节。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有随意编撰、强加硬凑之感，反而对烘托主要人物、增加戏剧冲突、丰富舞台表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常有人调侃说：阎肃闭门造车18天写《江姐》。实际上并非“闭门造车”。能在18天内完成创作，除了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外，还得益于前面提到的阎肃当年在重庆生活的那些经历。

为了使作品的内容有感情更生动更丰满，几位创作人员又在北京找到了一些江姐的老战友进行采访。那些老战友们讲起江姐的事迹，个个都是声泪俱下。最能打动他们的有两个细节，一个是江姐看见自己丈夫的人头挂在城楼上，在悲痛万分的情况下，毅然坚持继续党的地下工作。第二个是江姐在牢房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撕下被面绣红旗。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在当中绣了一个大五星，四周绣了4个小五星。虽然她的年纪并不大，但大家都习惯叫她江姐，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她非常细心地照顾、关心同志。同时她又是一位母亲，一个妻子，这些方面她都做得很好。还有一个感人的原因就是她在牢里受刑时的表现，很多人以为像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肯定受不了那样的酷刑，可是大家都想错了，江姐咬牙坚持了下来，牢里很多男同志都佩服不已。

当剧本初稿放在空军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时，刘亚楼将军决定将歌剧《江姐》列为空政文工团的重点剧目精心打造。羊鸣、姜春阳有过成功创作歌剧的经历，金砂是四川铜梁人，熟悉四川风情和民间曲调。于是作曲的重任，就落在了身为创作员的他们3人身上。

从1962年底开始，他们带着剧本先后到浙江、上海、河北等地进行采风，并不辞辛苦地三次入川，在当地观摩了川戏，访问了戏曲专家、演员等，并把访问的内容录下来、抄下来、学下来，在做完了一系列的功课后，大家抱着满腔的热情，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在音乐上他们把四川的相关戏曲和曲艺形式融入和汇集到了作品中。可是事与愿违，最初的创作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回京向领导汇报后，领导的态度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文工团负责审查的领导提出，剧本结构和唱腔安排得比较松散，特别是江姐的音乐，形象也不够鲜明，不突出，流于一般化。说是川剧吧，又不全像，说是民歌吧，还有点戏味，生搬硬套的成分太多……总之，领导不满意，听后一个音符都不要，全部都给“枪毙”了。

虽然这一挫折对他们打击不小，但他们不气馁，更不放弃。大家坚信：像江姐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人物一定会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几个人再次跟着剧团到外地，几乎把江南所有的剧种都看遍了。在剧团，他们白天讨论，晚上看演出，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回忆说：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海绵一样，见水就吸。他们几位晚上活跃的状态引起了当地保卫部门的关注，怀疑他们在搞特务活动。后来情况反映到了北京，才证实了3个人的真实身份。

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挖掘修改和提炼，在系统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后，再结合江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创作者们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的音乐之魂。

一年多的辛勤付出终于把他们引上了成功的道路。当他们再次回到北京汇报后，剧本得到了领导的肯定。羊鸣回忆说：“剧本改到最后，连我们院里的大师傅和面时听着都感动了，他们在厨房一边干活儿一边轻声地哼唱着，院子里小孩跳皮筋时也在不时的唱着。这时我们考虑，可以出成品了，歌剧《江姐》的整部剧就这样出炉了！”

为了能让演员早点拿到曲谱，他们抓紧时间来完善作品。那时就连刻版的同志也给出谋划策。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曲子都是先刻蜡版再印刷，刻蜡版的同志觉得有几个音符不合适，便执意要他们做些修改，不然就“罢工”了。姜春阳说，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采风的路上肚子饿了，于是便找地方吃点饭，在饭店里他们点了一道叫“怪味鸡”的菜。因为他们中有两个是东北人，在印象中，只有小鸡炖蘑菇，“怪味鸡”还是第一次听说。菜端上来以后，几个人觉得味道很独特，于是他们约定，以后写曲子也一定要像这样写，写出个性来。羊鸣说：“怪味鸡”就成了他们要出新的一个代名词。

1963年9月，歌剧《江姐》进入试唱排练阶段时，刘亚楼特地请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4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把第4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一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几位编导人员对这一改动赞不绝口。在此之前，有领导曾主张去掉绣红旗一场，说是悲悲切切的，而阎肃和很多人却一直坚持保留了下来，历史证明，这是《江姐》中最感人的一场。

《江姐》的剧本写出后，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觉得这么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江姐》剧本的修改、完善，不仅受到空军首长的高度重视，连共和国的元帅、最高领导都非常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切实的修改意见。

像在剧中第六场，叛徒甫志高劝降江姐时有段唱词，最早是这样写的：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

对这段唱词，刘少奇、刘志坚、刘亚楼同志先后提出有副作用，应该修改。但阎肃坚持认为这段词写得挺对路的，一时确实也想不出可代替的词句，所以迟迟没动。直到有一天，刘亚楼司令员把他叫到自己家里，说：“我们3个人提出意见，你都不改，难道我们3个姓刘的还抵不过你一个姓阎的？今天我要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

这下阎肃急了，于是他急中生了智，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出了现在这段词：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刘亚楼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只对最后两句添了几个字，改为：人逢绝路，回首是常事，退后一步，道路会更宽广！

这样阎肃好歹算解除了“禁闭”，但他对最后一句非要添上个“会”字有不同意见，因为唱这句时，“道路会”特别像“倒炉灰”。不过后来在演出时，因为经常要压缩时间，所以最后这两句也常会被“砍掉”。

剧中的反面人物沈养斋也有一段劝江姐投降的唱词：我也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曾历尽沧桑，几经飘零，将心比心也悲痛，能不为你凄凉身世抱同情？有道是好花能有几日红，难道你不珍惜自己锦绣前程？你这里空把青春来葬送，又有谁知道你、思念你、把你铭刻在心中？岁月如流，浮生若梦，人世间有几番明月清风？莫将这幸福安乐轻抛却，为一念之差遗恨无穷。你要三思而行！

由于这段唱词写得比较精彩，以至于有些领导提出，让一个反面人物说得这么有人情味合适吗？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中，都习惯性地把敌人描写成凶残、可恶，并且非常笨拙、愚蠢，没有人性。可《江姐》中描写的几个反派人物还是很生动的，像上面的这段唱词就比较人性化，最后还是保留住了。

歌剧《江姐》中最脍炙人口的唱段当属《红梅赞》和《绣红旗》了。可是，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红梅赞》当初并不是为《江姐》而创作的。阎肃回忆说，初稿中是没有主题歌的。然而刘亚楼对创作十分关心，他为此题写了“精雕细作，打造精品”这8个字。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红梅赞》就是在刘亚楼的要求和指导下创作完成的。

刘亚楼留苏期间曾看过不少外国歌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有一定了解，懂得一些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有一天，刘亚楼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按照刘亚楼的意见，当时阎肃写了一首名为《长江水歌手》的歌曲，歌中唱到：“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写完后感到还挺满意的，于是报给了刘亚楼，刘亚楼说，这哪像是江姐啊，一听就是个男同志，要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江姐是个女同志，一定要写一个适合女同志唱的。

歌词写了好几遍都未被通过。有一天晩饭后几个人散步时，阎肃突然想起说，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让我帮助写个红梅组歌里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写完了并取名《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不知能否当主题歌? 阎肃念了一遍歌词，几个人眼前顿时一亮，认为江姐就代表了红梅，象征着傲雪迎霜，铁骨柔肠。稿子立即送到了刘亚楼那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听完，刘亚楼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是它，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集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一两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歌词美，立意新，动情的旋律仿佛自己就张开了翅膀，曲作者羊鸣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和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弹拨节奏中迸出的阳刚之气，不就是江姐的灵魂、歌剧中的音乐种子吗？顿时一首优美动听、感情深沉、形象鲜明的《红梅赞》奔泻而出，经过试唱、加工，几个回合下来后，终于定稿。这首英雄赞歌，不仅成为了江姐的化身，也为歌剧《江姐》中的很多唱段提供了音乐动机，熟悉这部歌剧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唱段的起始，都与《红梅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忆起《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8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担心不能被传唱，改了20多遍仍不放心，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团驻地的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男女老少都在唱，这样我们心里才有了底，这首歌以后肯定会流行！”

歌剧《江姐》的唱段中，除了《红梅赞》，还有《绣红旗》也被广为传唱，在动笔时，金砂紧紧抓住特定环境下人物特有的情感，突出了“深情”，用细腻深沉的笔调，写出了这首如掏自肺腑的、内心独白般的歌曲。

就这样，刘亚楼亲手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剧组上下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歌剧《江姐》排练成功后，首先在空军内部演出，得到一致好评。随后剧团准备面向社会公演，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有些担心地问道：“你们能保证主题歌在社会上流行吗？”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啊？犹豫了片刻，剧团领导凭着以往的经验，觉得这么好的歌剧，这么动听的音乐，确实为数不多，便充满信心地回答：“保证能流行。如果主题歌在全国不能流行，那就撤我的职！”

经过两年的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

大幕徐徐拉开，台下座无虚席，观众的心很快便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一起跳动。整部戏作词精美，曲调悠扬，演员的表演丝丝入扣，剧情高潮不断。台上泪水涟涟，台下哭声一片，全场演员、观众的情绪完全交融在了一起。

太成功了！演出结束时，观众全体起立，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不停，久久不肯离去，场面之热烈，超乎人们的想象。

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己花钱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歌剧《江姐》的“口头新闻”，还是不胫而走，大家都说：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格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组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大家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创作和演职人员都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964年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江姐》后，亲切接见空政文工团剧组演员，第三排左四为阎肃。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毛泽东观看歌剧《江姐》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主席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

随后，歌剧《江姐》开始走出北京，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据说，上海还一度流行起了江姐的发式和服装，当时全国很多剧团都同时上演《江姐》，创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扮演“一号江姐”的青年演员万馥香，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毛泽东观看演出后和大家合影的照片寄回家乡，以便让母亲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喜悦。不料却又引起那些原本就反对她穿军装的人的忌恨，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告她的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领导为此先后向刘亚楼反映：有人写告状信，告你们，告万馥香。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刘亚楼指示率队领导、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团长兼政委王振魁亲作调查。得知实情后，刘亚楼说：小万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要打官司，我来打！有司令员撑腰，万馥香不仅仍是“一号江姐”，还被邀请到兄弟剧团谈演出体会，介绍创作演出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刘亚楼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歌剧《江姐》。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他仍经常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词。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着疼痛的肝部，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你们要谦虚谨慎，重视缺点，发扬光荣，保持荣誉……”

196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阎肃去空政文工团大院对面红旗越剧团看排练《红楼梦》回来，此时他穿一件旧棉裤，蹬一双老头鞋，绕过文工团附近正在盖房的工地，踩着一地的浮土，慢悠悠地回到院子里。一进门，他便立刻被两名女演员拉进了一辆车内：“哎呀，找你找得我们好苦！”“找我干什么呀？”“去中南海！”阎肃一愣：“那得让我换件衣服啊！”“不用了，已经来不及了！”

阎肃就这样急匆匆地进了中南海。

进中南海后阎肃这才知道，是毛主席观看歌剧《江姐》后被感动了，认为这出戏排得不错，他想要见见写这部歌剧的年轻人。

阎肃随着工作人员走进一个小会客厅时，毛主席已经在那里了。他见到毛主席，既激动又紧张，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按说应向主席行军礼，但又没有穿军装，只好傻呵呵地站在那儿。

毛主席微笑着走了过来，要和阎肃握手。他灵机一动，先给主席鞠了个躬，又赶紧握住了主席伸过来的手，弄得主席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主席的手使劲地晃动着：你那《江姐》写得很好，你小伙子干得不错，我送你一套“毛选”，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干。阎肃听不太懂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不住地点头，连忙谦虚地说：“写得不好……写不好……请主席多批评！”

毛泽东见阎肃听不太懂他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他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了阎肃。阎肃双手接过书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后来毛主席又接见过几次剧组的同志，谈了对《江姐》结尾的处理意见。本来的结尾是江姐慷慨就义了，但主席说：“江姐那么好的人，死了多可惜啊，应该把她救出来啊，把沈养斋也要抓住，不要让他跑了嘛。”

这可让创作人员犯难了。因为生活中的原型及小说《红岩》中的江姐最后都英勇就义了，难道单单在歌剧舞台上，她被救出渣滓洞活了下来？大家冥思苦想，可一时也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后来，一直到了1977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还在盛行，歌剧《江姐》恢复上演，被“救活”之事再度提起。于是将结尾修改为：江姐在就义之前被游击队员救出，并成功地领导了越狱，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修改后在重庆演出时，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的老战士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当年没能做到的事，你们在舞台上替我们完成了这一心愿……”

可是文工团领导和创作人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在打鼓，大家暗想：江姐最后活了，这能行吗？

直到1984年，《江姐》首演20年后重新上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歌剧《江姐》才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创作人员才算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