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富顺县志》背后的文化接力史

 富顺旧属犍为古郡，因盐设县，曾以“富义盐井”命名富义县。至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时，富义县因盐业经济发达，由县升为州级“盐监”，称富义监。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开国皇帝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匡义登基为帝。为避其兄太祖讳，新皇帝遂更名赵光义，后来干脆改名赵炅。受此影响，富义监也不得不改称富顺监。从此以后，虽然历经朝代更替、隶属变化、地域分合，但“富顺”这一地名始终未改。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李真，字子诚，陕西咸宁人。正统八年癸亥，由抽分大使荐知县事。居官勤慎，恩威并用。尝奏设巡检，弭盗安民，并奏除本府税外军需，革汰边粮及部运诸獘。修葺文庙及两庑诸楹，又于明伦堂前创建抱厅，堂之内外皆甃以石，戟门外泮池架石为梁，环以栏楯，重镌雁塔。十二年丁卯，重修治署后厅，户部主事汪回显撰立碑记。”

      明承元制，把继续实行对竹、木等建筑材料征收实物税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时称“抽分”，也称“抽解”，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5处竹木抽分厂局。各厂局由工部派驻抽分官员，其主官为大使，次官为副使，另外还有攒典等众多吏役，但都属于不入流的低级官员。抽分官员虽然品秩低微，但任务繁重，平时除物料的收取、运输和支领外，每年还必须完成高额的抽分指标，否则将受到惩罚。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初在抽分大使岗位上工作的李真应该干得不错，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正式被荐举为富顺知县。

      明代的富顺县，不仅是经济强县，而且还是文化教育大县。因为在两宋时期，富顺就已经有60多人考中进士，在巴蜀大地算是小有名声了。在这样的名县，一个新任知县要想出政绩，除了做好赋税征收、刑狱决断、赈灾济贫等日常工作外，推动教育发展和编修县志不失为明智之举。只是，在李真到任之前，明朝已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至正统七年的75年间，10余任富顺知县任期过后全县仅有郭廉、黄璿、晏铎、黄平、甘敬修、黄仕俊、李尚等7人考中进士，更没有知县主动主持续修县志。

      富顺遇上李真担任知县是幸福的，当然也是李真以自己的“优秀”争取而来的。他一上任就看出了县政的症结所在，立刻推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治县理政举措。首先，在社会治理上，他创新提出设置“巡检司”，专门外派开展缉捕盗贼、维护治安等工作，为全县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其次，强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庙内的功能建筑开展修缮，并“重镌雁塔”，激励学子求取功名。据《富顺文庙历代修缮及补充设置记录》，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始建至2000年7月，近千年间共有39次修缮记载，其中知县李真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的修缮属史上第14次。在李真的努力下，其任期内的正统戊辰科、景泰辛未科和甲戌科，各有1人考中进士，上线率在10余任知县里遥遥领先。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真创造性地主持修纂了明代首部《富顺县志》。如前所述，富顺史上首修县志在宋代，但“漫不可考”。查整个元代，并无续修记录，至李真任知县时，全县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已今非昔比，亟需开展修志这一大型工程。可以想象，在没有任何“旧志”参照的情况下，李知县的修志工作何其艰难，仅富顺的“建置沿革”一项，就要追溯上千年的线索，更别说事关民生的各类纲目了。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李真到任的第12个年头，即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这项史上浩大的文化工程才正式完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部县志佚失，今天我们已无法观览它的尊容，但知县李真为我们留下了他亲自题咏的“富顺十景诗”，即“古井咸泉”“泮宫丹桂”“北岩石洞”“东津舟梁”“劝农仙境”“澜崖渔歌”“万寿晓钟”“凌云夕照”“南浦晴岚”“西湖夜月”。这十首诗至今读来朗朗上口，为地方古迹增色不少，其中的“古井咸泉”已幻化成富顺县城的标志性景点。李知县在明代首修县志的开创意义不言而喻，其历史文化价值更不可估量。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万文彩，字国华，云南临安人，嘉靖十九年由进士任。案无滞牍，民鲜遁情。嘉靖二十年审编户籍，宿弊一清。时有‘神君’之号，旋补任广平，升南户科给事中。”文中信息表明，万文彩在富顺的任职时间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至二十年（公元1541年）。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就在其任内编纂完成，与前一部景泰五年的《富顺县志》相比，成书时间大幅度减少，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迅速的。

      据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原序》载：“嘉靖丁亥，长垣侯公季常添注吾邑时，集多士会考续志，众方仰其有成，以梗于时论沸腾而止。近十年间，予以乞闲林下，昧昧然欲嗣修之，乃按时按事窃以备物，援古证今窃以昭轨，凡几属草而粗成……聿分为类者六，为卷者十，为目者六十有九。志成，适临万公国华以名进士宰吾邑，因就正焉，万公欣欣然不啻若自己出。”短短几行文字，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修志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直隶长垣人、时任朝廷御史的侯秩（字季常）上书弹劾首相杨一清，言其“术多险，不宜柄用”。对杨一清信任有加的明世宗，随即将侯秩从京城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富顺任县丞。尽管遭遇“断崖式降级”，但任上的侯秩仍然“刚正威严，见者自生敬畏”，并“增修书院，延集生徒日讲，彬彬然荐登科第。”嘉靖丁亥（公元1527年），侯秩倡修县志，一时贤士汇集，工作顺利启动。但也许由于弹劾杨宰相的政治影响尚未消除，刚开始不久的续志工作因“时论沸腾”而受阻。过后，恰遇县人、正德庚辰进士何钟从陕西佥事任上退休回家安享晚年，热爱家乡的他为成就此志，孤身一人担负起独纂县志的重任，让“烂尾工程”生机再现。何钟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县志得以“草而粗成”，形成六类、十卷、六十九目的志稿。在这个时候，新知县万文彩到任富顺。于是，何钟抱着志稿请万知县校正定稿，明代第二部《富顺县志》就这样镌刻面世。

      毫无疑问，县人何钟作为县志的主笔者，以十年之功推进志书编纂成书，是修志工作的中坚力量。叙州府（今宜宾）佥事乔世宁在嘉靖十八年的序文中这样写到：“富邑何公撰邑志七篇，本诸图乘，参以见闻，而付议时事，识达机宜大要，彰往迹，宣人文，揆政体耳，文辞弗论也。邑中故实将以是久远矣。”言辞中透露出对县志的肯定和对何钟本人赏识，堪称上级嘉奖。而知县万文彩的到来恰逢其时，“欣欣然”接受了总编任务，且“不啻若自己出”，在县志的出版阶段起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否则，县志可能永远都只是一部手稿，何钟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除此而外，万文彩在短短的任期内不忘勤政爱民、革旧创新，被老百姓亲切地冠以“神君”称号，其贤明可见一斑。《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还把万文彩列为叙州府“名宦”，其事迹概括为“老成练达，判断如流，去宿弊，节冗费，民甚德之”。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秦可贞，字含章，陕西咸宁人，万历五年由进士任。治剧理烦，厘奸剔弊，案无留牍。尤敦崇学校，时被甄陶者多伟才。都人士实嘉赖之。”

      秦可贞是继李真过后，第二位来自陕西咸宁籍的富顺知县，两人到任时间前后相隔134年，但时空的差距却没有阻断两位陕西人同样的方志情怀，他们都因修纂《富顺县志》而名垂一方史册。是巧合还是必然？或许，县人熊敦朴的说法比较贴切。熊敦朴是隆庆辛未科（公元1571年）进士，曾任兵部主事，故秦知县亲切地尊称其为“司马熊公”，并请他为县志作序。熊敦朴在序言中写到：“昔萧相收秦图籍而汉室遂兴，侯以宏抱，家世京兆，其所涵濡萧氏事业者未可涯涘，予故逆知予所悬望俱有以遂云。”

      这里面有一个“萧何收秦图籍”的典故。即刘邦攻克咸阳时，他手下的众将士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仓库分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丞相、御史府所保管的律令、图书、典籍等全部接收，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和建立大汉王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熊敦朴借此肯定家乡曾属汉朝都市圈的秦知县，并对其修志兴邦寄予希望。巧的是，萧何过后的陕西韩城人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公认的中国史书典范。可以肯定，萧何和“太史公”司马迁这两位家乡先贤对李真和秦可贞两任知县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明代的两部《富顺县志》由两位陕西咸宁籍知县修纂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秦可贞自写的序言，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内容十分丰富，“统为纲十，为目四十有八。志舆地表封域也，志宫室备规制也，志食货重赋役也，志兵防戒不虞也，志官师昭劝戒也，志选举征仕进也，志人物录贤哲也，外志除异端也，杂志察灾祥也，艺文志传信疑也，盖一时文献燦然足征”，县域内的舆地、宫室、食货、兵防、官师、选举、人物等无一不涉，纲目上承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县人、明吏部尚书李长春在序言中指其“记事独详，而一切文词非有关涉者悉置弗入，简核有裁，庶几称史法矣”，并称赞“秦侯明敏阔达，吏道最为精练”。按今天的标准，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同时得到“太史李公（李长春）”和“司马熊公（熊敦朴）”的称赞，可以称得上“精品志书”了。

      秦可贞续修县志时，距离上部县志（“何志”）的纂修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间，富顺在今自贡市区新开盐井，形成新的盐产区，并于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划出县东以隆桥驿（今隆昌县域）为中心的十四里之地新设隆昌县，“其间生众繁滋，法制因革，与夫人材消长，习俗变更”，可谓民政事务繁重，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主持修志工作，秦可贞还致力于“治剧理繁，厘奸剔弊，案无留牍”。尤其“敦崇学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伟材”，其任内的万历己卯科就有刘之龙、郭如川、尹从教、彭登第、汪天近、杨为栋、甘士龙、何起升、杨之临等9人中举，万历庚辰科有刘之龙、尹从教、黄师文等3人中进士。另外，秦可贞还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在治署前的东面为富顺建了一座专为接待宾客之用的“迎宾馆”，境内山川也留下了他不少的咏景诗篇。其中，秦知县的《劝农山诗》云：“雨霁春和布谷鸣，漫寻往迹省农耕。田间敢拟麦岐秀，桑下还看雉子行。问俗尚嫌惊野老，忧时犹自觅儒生。深惭百里浑无补，尸素何由报圣明。”该诗作既辉映山水又抒怀言志，为县人世代传颂。秦可贞执政富顺的五年，可谓政绩卓越，连京都的高层人士都“实嘉赖之”。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孙杰，浙江钱塘人，万历四十四年由进士任。洁己爱人，邑称父母。且襟怀酒落，不染宦情。簿书余，闲吟咏自适。常游翠屏山，题额联石壁。隶书甚工，骚人墨士往往珍之。寻内升主事。”

      孙杰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癸丑科进士，朝考后被授予刑科给事中。该职位主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刑部官吏，必要时予以弹劾，与御史互为补充。虽然仅为七品官，但因侍从皇上，故权力极大。三年后，孙杰被朝廷派往富顺任知县，正式成为富顺的新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富顺属川南大县，叙州府繁邑，政事民事冗杂。在朝廷监察岗位上历练过的孙杰对自己要求就是不一样，能带头做到“洁己爱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洁身自好、爱护他人，影响着富顺一方的政风和民风，并且老百姓还把孙知县比作“父母”，即“父母官”。

    《诗经·大雅·泂酌》首章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对“民之父母”的理解，可以通过“岂弟君子”来诠释。“岂弟”同“恺悌”，意即平易近人；“君子”则是先秦时对诸侯卿士的美称。全句翻译过来就是“品德优良、平易近人的为政君子，人民把他视为父母”。意思是君子为政就要像父母对子女那样，不仅要生养，还要教以伦理道德，使其成人成才。毫无疑问，父母对子女的养教是发自于内心的，将这样的情感关爱与肩负责任转移至地方官的政事之中，才有所谓民之父母官。在《泂酌》诗中，能为“民之父母”者，就是前一句所述的“岂弟君子”。由此可见，知县孙杰在当时确属儒家官员的典范，“且襟怀酒落，不染宦情”，仍然保留着清廉为官的本色。

      据明万历四十四年《富顺县志·序》载：“闻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总一世之舆图、物族，如摩尼映衣，则三十年画笔所操至重也。矧邑志自已卯来三十有八载，匪昔证今，凭谁考古耶？”按此序文可知，至孙知县任职时，富顺距上一次修志已有三十八年光景，旧志在资政辅治上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急于在新岗位上建功立业的知县孙杰，上任伊始就找到时任县训导胡效夔商定纂修新县志，并确定由胡效夔执笔。胡效夔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担任县训导，是负责教育的地方官，比孙杰先到五年，对全县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已较为熟悉，自然成了总编的第一人选。胡效夔在序文中继续写到：“邑侯钱塘孙公，识治君子也，急采风以廓新猷，取前志委效夔续貂，咨访网罗，两越月而志成。”修志工作以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作基础，加上胡训导熟悉县情这一主观能动因素，县志修纂仅用两个多月就圆满完成任务，这比后来著名学者段玉裁修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的速度还快一倍，堪称神速。可见知县孙杰与训导胡効夔配合默契，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

      在处理县政事务的同时，知县孙杰还要结合修志工作开展阅山川、探遗迹、采风俗等地情考察活动。比如县城对岸的翠屏山，因壁立如屏，正对学宫如挂榜形，又名“挂榜山”，时以“翠屏天榜”著称，是孙知县的常去之地，在那里留有他的“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之句，可惜今已不存。他的书法中，尤其以“隶书甚工，骚人墨士往往珍之”。由于治县理政成绩突出，孙杰很快又经推荐保举调任京职，担任某部主事，继续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他的个人价值。

      大明三百年，四部《富顺县志》循着王朝的历史轨迹横空出世，在景泰、嘉靖和万历三朝留下了四段精彩的华章。四部沉甸甸的县志，均属鸿篇巨制，倘若没有工匠般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李真、万文彩、秦可贞、孙杰四位知县以及县人何钟、县训导胡效夔等人不可能完成如此彪炳史册的功业。丹青无言，余温可追，如果说历史选择了这一拨勇于开拓的担当者，倒不如说他们把握住了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因为他们不仅成就了四部县志，更推动了富顺的发展，他们将永远在富顺的历史天空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