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职官志里的山东人

两千多年前，当儒家文化在齐鲁大地蓬勃兴起时，地处巴蜀之南的富顺还是一块未名的盐卤之地，甚至在历史地图上也无处可寻。后来，这个位于黄河下游、崤山以东的齐鲁大地取名山东，而远在巴蜀的古江阳盐场因盐而富定名富顺。那时，山东与富顺相隔千山万水，足足有两千公里之远，这在以骑马坐船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古代，简直称得上遥不可及。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在中央集权催生的科举制度下，当“千里为官”成为一种常态，原本崇山相隔的山东与富顺从此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自宋以来，山东先后有张宗诲、崔艺、李嵩、刘一孚、朱缁衣等人到山遥水远的富顺异地任职，或任知监，或任知县，在《富顺县志·职官志》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官声宦迹。同时，富顺也先后有黄璒、李芝、张震、唐祯、王宏仁、黄元鉁、陈韶、王特第等人任职山东，两地由此开创演绎了“北官南任”和“南官北任”的历史。

张宗诲，山东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南）人，出身于北宋名相之家。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宦游记第二》载：“张宗诲，齐贤之次子，天圣间为富顺监守，有治行，赤崖蛮感其德化纳地请降。”

可见，张宗诲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其父是北宋宰相张齐贤，即路拦宋太祖赵匡胤画地献策的一代贤相。张齐贤幼时家贫，三岁那年为躲避战乱随家人迁居洛阳。后苦心向学，以布衣进士两度拜相，为北宋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做出了较大贡献。张宗诲是张齐贤的第二子，年轻时喜欢学兵法，并精通阴阳、星象之书。后荫于父亲的官职和地位授秘书省正字，不久升任太子中舍，但又因与其父涉“寡妇门”事件被贬为海州别驾。历河阳通判后，又从中州洛阳远赴富顺任知监。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载：“张宗诲，字习之，乾德中（“宋仁宗天圣间”之误）任。太祖时，知监赤崖夷贼斗郎春叛，群獠骚动。宗诲集郡兵力破之，遂纳地请降。历官至秘书监。”

《四川通志·名宦》之张宗诲

北宋以前，由于早期的僚族先民在富顺地区大量开凿盐井，至唐朝时境内著名的“富义盐井月出盐3660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富顺地区由此成为四川的著名盐产地之一。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以盐井命名的富义县作为产盐的经济特区升为州级“盐监”，称富义监。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荣州（今荣县）和义县、公井县相继撤废，包括“夷僚”聚居地赤崖（今荣县东南、宜宾市叙州区以北）在内的部分地区划入富义监。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因避太宗赵光义之讳，富义监改名为富顺监。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土僚》载：“监之西隅，赖牛、赖易两镇乃夷人聚落。在天圣初，赤崖斗郎春犯命，旋即讨平，纳降而归，今之夷人多其子孙。其俗尚多，不巾而髽（zhuā，梳在头顶两旁的发髻）近后，服青布，刺绣纹，呼为‘土僚’。今渐陶既久，习俗亦知礼逊矣。”这里，富顺所居之“夷僚”被称作“土僚”，他们是早期僚人的后裔。

宋代，包括富顺监“土僚”在内的“夷僚”仍广泛分布于川南一带，如今仍遗存各地的“蛮子洞”成为他们穴居的一大明证。据《宋史·泸州蛮》载：“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威、茂、黎、雅，被边十馀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獠，殆千万计。”富顺监地处泸、嘉、叙之间，尽管早期移居此处的“土僚”为盐业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但其剽悍习性逾千年未改，常以各种理由发生叛乱。哪想发生在天圣初的这场“赤崖蛮叛乱”恰遇“喜学兵法”的知监张宗诲，一阵刀光剑影之后，张知监率领的官兵击败以斗郎春为首的僚人武装，“夷僚”得以平叛归服，富顺监重新恢复太平。不久，张宗诲升迁太常少卿、鄜延路（治今延安市）钤辖（将帅之职）兼知鄜州（今陕西富县），再徙永兴军（治今西安）钤辖兼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最后在朝廷秘书监任上退休。张宗诲名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叙州府之“名宦”，并且在《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有传记，其个人事迹在《山东通志》上也有记载。

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载：“崔艺，字幼通，（山东）莱阳人。洪武末年任。为政宽猛交施，德威并著，吏民畏怀焉。时公廨遭暴水浸溢，艺徙之故地，邑称其度地之善。”明代以前，富顺官署（也称衙署、公署、公廨、衙门）驻地神龟山，“南抵大街，东抵文庙，西抵西湖，北抵元妙观”。官署大门面对城池大南门，前有沱江环抱，后有五府山、钟秀山、玛瑙山护绕，典型的“藏风聚气”之地。以现代的选址环境看，不失为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好地方，后被清乾隆年间著名知县段玉裁誉为“带洛而衿江，山气佳秀”的宝地。

明朝建国后，由于“立县之初，万事草创”，首任富顺知县钟铉决定将破旧的官署异地搬迁。于是在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将官署从神龟山迁至北街（今富顺县城后街）的旧布政分司（省级司官巡历所至的驻扎之所）。可惜好景不长，3年后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沱江突涨大水，洪水冲淹县城，地势低平的北街官署受损严重，一时成为一座办公危房。

这以后，北街官署在数任知县的修修补补中继续办公。至洪武末年崔艺任富顺知县时，官署已经无法正常办公，甚至摇摇欲坠，成为重大的安全隐患。上任伊始的崔艺见此情形，立即让主簿丁翁归拟文上报有司，据实陈情并请示将官署回迁至神龟山。很快，奏章得以批复，官署重新迁还神龟山旧治，时有“正厅五间”。自崔艺后，明清历任知县先后增设后厅、谯楼、仪门、西湖楼、架阁库、监狱等功能建筑，直到如今仍遗迹尚存。

要知道，古代官署选址与搬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作为地方官办公的专用建筑，其选址不仅要受地理环境和山水风貌的影响，还要符合儒家倡导的礼乐秩序和伦理关系，诸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格局和“治中为要”“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等儒家观念都是决定衙署位置的重要依据。正因为此，官署搬迁必须慎之又慎。

事实证明，新任知县崔艺的搬迁之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自此而后的官署驻地长留神龟山，逾数百年而未曾易址。正是有感于崔知县的迁衙移署的英明决断，老百姓赞美他有“度地之善”。除此以外，崔艺在任期间“为政宽猛交施，德威并著，吏民畏怀焉”，不失为富顺史上的一位优秀知县。

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载：“李嵩，山东德州人。成化六年由举人任。留心学校，作养人才，八年壬辰修葺学宫泮池，有记。”

清道光《富顺县志•明知县》之李嵩

富顺属川南千年古县，僚汉杂居的历史源远流长，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盐业虽盛而文风未开。北宋仁宗景祐年间，朝廷选派太常博士周延儁到富顺任知监，由于他致力于兴教化、办学校，终于在6年后的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培育出了第一个进士李冕。一番庆祝活动之后，全县士民响应周延儁倡导，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在县城大南门处集资修建文庙，作为祭祀孔子和办学之用。该文庙毗邻衙署，坐北朝南，背靠神龟山，面向沱江，典型的山南水北位，旧称“风水宝地”。果不其然，自此以后，富顺逐渐成为享誉全川的“才子之乡”，截至李嵩到任富顺知县的明成化年间，400余年里产生近90名进士，“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自建庙以来，历任富顺知监或知县等地方官均热心教育事业，不仅身体力行教授儒学，还积极主持开展庙内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才逐渐形成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均衡对称式三进院落建筑群。据《富顺文庙历代修缮及补充设置记录》，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始建至2000年7月，近千年间共有39次修缮记载，其中知县李嵩于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修葺学宫泮池”，属史上第16次。该泮池位于文庙的第一庭院，呈半月形，长24米、宽9.5米，池上建有3座石拱桥，中为状元桥，两侧为祭祀便桥。作为整个文庙建筑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嵩主持修葺的泮池充分体现了“孔泽流长”的儒家思想，成为日后富顺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千百年来，文庙虽历经沧桑，但泮池与其它由南向北分布的万仞宫墙、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古建筑一样，气魄依旧。

富顺文庙“泮池”

在任期间，举人出身的知县李嵩继续弘扬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留心学校，作养人才”，为延续富顺的好学上进之风竭尽所能。据民国二十年宋育仁监修《富顺县志·科第（第十卷）》记载，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辛卯科有伍节、杨林、刘登远、朱懋、黄汛、曾凤、陈生7人考中举人，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壬辰科“吴宽榜”有黄东山、李万2人高中进士。此后的成化年间，又先后出现举人19人，进士8人。可以说，明朝富顺的科考成绩之所以能在宋朝的基础上突飞猛进，知县李嵩功不可没。

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载：“刘一孚，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嘉靖三十九年由进士任。浑厚精明，与民休息，而豪民猾吏无敢逞奸。历迁工部参议。”

清道光《富顺县志•明知县》之刘一孚

刘一孚，字贞甫，又字海山，其先世是河北枣强人，高祖刘赟于洪武年间迁居益都。刘一孚“少而家贫，积学笃行”，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中己未科进士，即授富顺知县。此时的富顺县，由于以富世盐井为中心的卤源枯竭，县西新开的自流井盐场成为新的盐产区，加之处于川南蛮夷之要冲，政务军务“繁剧”。

刘一孚向来为人淳朴敦厚，而做事精细明察。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新科进士刘一孚到任知县后，通过一段时间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全县的农桑税课、盐业生产及民族融合情况,他决定推行“与民休息”的治县良策，即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减轻刑法等手段，使社会安定，从而发展经济。政策一颁布，“豪民猾吏”之敝得以革除，全县呈现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

2012年版新编《青州人物志·古代人物·明朝（上）》载：“刘一孚任职（富顺）期间，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而各种事务都办理得很得体。但是他十分清高，不去攀附权贵。邻县有达官某人，在富顺居住，为人十分高傲，有宾客来拜访，都要摆出上司的架子。刘一孚见此，坚决不去拜访。”由此可见，刘一孚的行为方正，在权贵面前不献媚、不势利。后来，刘一孚因政绩突出，历任顺天府推官、户部主事、四川参议、江西副使等职。在四川参议任上，刘一孚欲将他在富顺任上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推而用在治理蛮夷上，可惜未获采纳。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转引《青州府志》载：“西南蛮因事仇杀侵内地，议举兵诛之。一孚以蛮争自其天性，故当以戍（军队防守）索縻之，不足烦大兵。当事不听，战失利，人皆服其先见。”可见，刘一孚的“和夷”理念具有先见之明，他提出的羁縻政策适合当时的民族区域治理，不失为治国安邦之良策。

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载：“朱缁衣，号云峰，山东泰安人，康熙乙未进士。雍正三年任。五年政治具举，以事去任，邑人攀留裁成后（筹谋而成就之），学设教于万寿寺。夏不葛，冬不裘，循循善诱。一时从游者如编修晏玿，孝廉陈岐、郭中、胡柏龄、胡椿龄、吴允观、张愈显皆出其门。所著有《四书大小题文稿》《归去来辞文》及《诗赋》等集。”

清道光《富顺县志•明知县》之朱缁衣

朱缁衣，字展宜，其先祖自明朝便卜居于今山东省肥城市孙伯镇。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朱缁衣中乙未科进士。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朱缁衣始任富顺知县。在任五年中，朱缁衣“政治具举”，治县理政受到老百姓赞许。当代泰山文化学者、朱缁衣的后世老乡周郢曾引文叙述其在富顺知县任上“兴学校，宽征徭，听讼务获民情。宪司廉其能，旋因公去职。囊橐萧然，寄居佛寺，民争供以米蔬。日与邑人士讲学论文。”

朱缁衣的才干很快受到“宪司”赏识，“廉其能，旋因公去职”。可老百姓不答应，于是“邑人攀留”朱缁衣在县城设教。最终，“邑人”的诚意留下了朱知县，于是他选定万寿寺为富顺子弟传道授业。难能可贵的是，身为知县大人，朱缁衣衣着打扮不饰华美，“夏不葛，冬不裘”，一袭土布棉衣与寒门学子们共度寒暑，“循循善诱”之功引得众多学子崇拜。一时间，从学者众多，如乾隆十三年戊辰科进士晏玿及举人陈岐、郭中、胡柏龄、胡椿龄、吴允观、张愈显等“皆出其门”。

朱缁衣一生著作颇多，除道光《富顺县志》提及的以外，还有《沁心编》《皇华记》《制艺》《迂叟吟》等。其中，《皇华记》（一卷）为仅存遗书，书名取自《诗经•小雅》的篇名“皇皇者华”，即“君遣使臣”之诗，表明使臣秉承国君之明命，重任在身不辱使命。书中记录了朱缁衣在富顺知县任上曾奉檄押送军粮往返西藏数月的旧事，所记藏区山川道路及风俗物产颇有史料价值，成为富顺乃至内地援藏的早期珍贵文献。

其实，富顺职官志里的山东人，不仅仅只有以上五人，他们只是其中的代表。其他如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人、清顺治十七年任知县杨种，山东德平（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人、清乾隆三年任知县朱世官，山东海阳（今山东烟台海阳市）人、清乾隆四十九年署知县胡廷章，山东滨州人、清同治七年署知县杜受廉，山东蓬莱县人、清同治八年任知县张焕祚以及山东滨州人、清雍正九年任主簿刘善继和山东安邱（今山东省安丘市）人、清乾隆二十九年署县丞马日璞等，他们都是书写富顺发展史的亲力亲为者，他们的功绩在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中与相辉映、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