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尊严的新认知

当中国经受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时，首当其冲的是对“国家”问题的强烈感受，也有人将之概括为从“天下—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换。[1]当时争论激烈的中体西用、改良与革命、民族与国家等问题，都是在保全国家和推翻封建帝制的矛盾中展开的。在“帝国意识”向“万国竞逐”的观念转变中，如何在多民族的环境中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革命派和改良派依凭《民报》和《新民丛报》所展开的争论的主题，就是现代民族国家该如何建立的问题。如果说，如何理解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决定了中国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民族问题则是近代以来一切政治、文化问题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继承和转化，就需要从民族共同体问题的缘起说起。

一、文化自觉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要成为一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的国家，不仅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样也需要在文化上有重大的贡献。作为早期国家代表的希腊，虽然只是一系列城邦国家的总称，但其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都很强，可以与强大的波斯帝国互有胜负。不仅如此，古希腊的神话和哲学作为西方思想和哲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古希腊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古罗马也是如此。古罗马在历史中居于重要地位，不仅因其军事实力扩展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而且还因为在政治上创立了共和制、在法律上制定了罗马法、在文化上因基督教和拉丁语造就了人类信仰和文化上的重要载体。由此可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亦是衡量一个政治体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尤其是其独特的文明理念，构成了世界文明版图上的重要拼图。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由此就显示出中西之间的差异。西方文明由希腊发展到现代，也一直具有延续性，但承载西方文化之“流”的主体国家却一直在“转移”。从古希腊到罗马、到近代以来的英国、法国、美国，各领风骚一段时间。不过，中国历史上虽经历几十次王朝变迁，然承载变迁的朝代之间，却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姚大力说：“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王朝这个层面，王朝总是有兴有灭。但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续，于是出现了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观念。”[3]姚大力认为，每一个不同的王朝通过对正统观的解释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认同意识，“每个王朝又总是力图将本朝看作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一个历时性共同体的延续，这个历时性共同体就叫作‘中国’。王朝能结束，‘中国’却不会结束，他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为形式而继续下去”[4]。

这种延续性使文明和国家之间产生了强大的互相支撑的作用。首先，文明的延续性使国家认同的基础十分稳定，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共同的文明理念的感召下，寻求政治的正当性，并认可大一统国家和文化多元化的统一。其次，大一统的意识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大一统观念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在早期中国就已经得到了“理论化”证成。许多关注古代中国民族观念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人的早期“民族观念”中，固然有基于血统和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的认识。但这种基于种族的意识在与“文明”的秩序进行比较的时候，文明的特性会超越种族的差异，这就是《春秋公羊传》中“夷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内核是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存在于他们对于礼乐文明的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所以，夷夏之别的界限不是取决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或种族来源，而是基于政治之良善与否或礼乐秩序之建立与否。即使是周朝纯正血统的分封地，若他们不行礼乐，就可以“退化”为夷狄，而通常生活在夷狄区域的人，则可以因为他对文明秩序的追慕，而“上升”为华夏。推而论之，“中国”并非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名称，而是一个拥有良好秩序的国家的代称而已。在这样的观念下，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之间的连续性就建立起来了。姚大力说：“一个由非汉人统治的王朝‘中国’与作为这个国家中主体人口的汉人的‘中国’，这两个观念之间确实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他并不是不可缓和、无法共存的。因为传统王朝的合法性是通过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正统论之类的言说来予以论证的。最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处于相同的族属，不是衡量该王朝合法性问题的基本尺度。”[5]

而到了近代，这种多元融合、以文明为导向的“族群”观念，受到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念，即“民族—国家更是现代欧洲的特有发明。……民族—国家的增多，部分原因是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这一经济体系的运动，同时表现为其向全球扩展和中心的不断移动。”[6]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展性，集中体现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挟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对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的根本摧毁。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由此面临着理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他们在理智上认识到，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价值观的延续，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乃至西方的社会组织方式、价值体系。但在情感上，他们又认为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凝聚各民族、建立新的国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为此，晚清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着如何应对“民族—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形态。梁启超等人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力图在“国族”的层面回应“民族—国家”体系，抵御西方带有殖民性的扩张主义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理念的冲击。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说：“夫平准竞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梁启超认识到“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但他并不认同单一民族建立单一国家的主张，而是从传统的多民族共存共融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对于国家凝聚力资源的重要性。

值得关注的是，高举“排满”旗帜的革命派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在民族政策上，却采用了梁启超和杨度等人的民族观念，通过“五族共和”的主张来增强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观点来说，他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8]这是对辛亥革命之前的民族主张的改变。到1920年代，孙中山更为主张多民族的一体化，他甚至以美国的国族建构为例，认为通过将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努力，才能真正超越民族主义。孙中山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9]的确，“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因外来侵略而得到发展的观念，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用来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国家独立的思想武器；不过，民族主义也可以成为一些人拒绝与世界交流、抵制外来文明的理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通过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来超越民族主义的主张是有先见之明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为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凝练成的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伟大思想。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0]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近代形成的民族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国家”理论虽然平息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内部纷争，但却作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扩张理论并以此为论据来证明他们对于落后国家掠夺的合理性。就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而言，民族主义的形成虽然在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作为一个以“文明”为准则来理解族群差异的文化传统而言，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的民族理论来分析中国多元民族的历史以及现状，而是要以文明国家的理路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

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强势，在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的同时，最大的效应是导致了文化自信的丧失。梁启超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最初认为只是器物层面的差距，此种认识最著名的言谈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1]，并以此引发以机器和技术引进为主要手段的洋务运动。但器物的改变并没有改变晚清脆弱的竞争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以制度变革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相继登场，此为第二阶段。清政府的腐败堵塞了这种自我变革的空间，最终引发了将帝制走向终结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未曾完成的革命，它推翻了清政府，但新政治秩序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复辟让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没有与新的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那么任何革命目标都难以真正达成。毛泽东曾如此评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12]的确，一个未曾真正改变根本社会矛盾的革命，难以称得上是成功。由此，试图改变人们观念的新文化运动以一种彻底告别传统的方式来推进思想解放运动。[13]此为梁启超所说的第三阶段。

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民主和科学，对民主和科学实质的理解并不彻底，也不是解放底层民众的真正的民主运动，他们所追求的是西方模式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翻版，在当时的中国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造，反而引发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在思考方式上缺乏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4]。基于对社会改造方案的分歧，新文化运动很快就从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试图通过建立政党来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此指导下建立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些人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中国困境的源头，意图用改良政府或救助民众的方式来帮助民众。除此而外，还有借助传统资源来寻求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的新儒家。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新儒家构成了辛亥革命之后，寻求中国富强的三种思潮。[15]

新儒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就意味着对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的不同选择。自由主义西化派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看成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希望中国也走上这条道路；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造就了独特的文化特性，也就不可能走西方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比如梁漱溟就认为，中国人“以他人为重的”伦理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可能走上以权力和法制为基础的建国之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只能走从乡村建设出发的政治建国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梁漱溟是只知道特殊性，不知道普遍性。在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时候，看不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也就不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16]

毛泽东在1920年代就反对在城市无产阶级薄弱的背景下采用城市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是在扎实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总体思路。在1930年代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开始以更为系统的理论思考来把握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样的哲学著作来理论性地建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在文化观上体现出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保守主义文化派的明显不同，它既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可资借鉴的合理内容，也不反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只是在方式方法要加以综合创新，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以当下的、现实发生的中国问题为本位来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和借鉴。最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义文化观。这三个方向，首先继承了近代中国持续有效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即民族主义，从而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做了合理的协调。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则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最关键的是文化的大众性，它使得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真正基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的文化，不但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中国人，而且也真正体现了平等这个最为核心的价值。

三、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之路

毛泽东的文化观的最根本特点，是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来系统分析古今中西的矛盾性共存，这为随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提供了文化发展观的认识论指引。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理论要以所处时代的文化矛盾为基础来针对性的展开。习近平为新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化思想。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是基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势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界格局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认识下，对我国发展所作出的新的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相比于184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逐渐丧失自信的总体趋势，新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重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的文化使命”，首先是基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重新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需要。即使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功的铁的事实面前，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否定态度并没有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增长而得到根本的消除。个别人依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践所作出的艰难探索抱有怀疑。如果不改变这种价值上的自我否定的心态，如果不能正确、全面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不能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这种文化领导权的建立，首先要在思维方式上批判那种以西方近代以来所确立的“进化主义”或作为进化主义衍生物的“进步主义”思维定式，由此将西方近代以来基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发展道路视为人类唯一的发展方向，以一种带有伪装的新“西方中心主义”态度来否认甚至诋毁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和良好社会秩序的根基。西方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对将西方模式加以普遍化的尖锐的批评之声，自发秩序论者认为制度不能人为制造，而要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因此，有的学者强调文化传统对制度的奠基作用。以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著称的希尔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以科学性、合理性、世俗性和经验性为特征的，这似乎注定了它们在与陈规旧俗的战斗中必然会取胜，从而摆脱了任何传统的痕迹。进步主义运动支持者对自己的认识使他们不愿意承认或容忍自己的队伍中存在着任何传统性。”[17]在希尔斯看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进步主义”思维模式甚至会导致西方学者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而将现代西方看做是一种“突变”。进步主义通过以西方为模式的社会发展方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从而助推后发国家自身传统价值和制度理念的自我否定。

习近平在许多场合特别强调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就是要扭转自1840年以来所形成的自我轻贱的错误文化观。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并非是要复古，而是要返本开新。比如，是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强调文化多样性所造就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各美其美”地从各自的发展道路中，确认各自道路的独特性，由此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这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础，文化自信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道路并非是完全基于“理性”的“建构”，而是基于传统和现实结合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8]这就从根本上证成了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是基于文明根脉的自我成长。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制度体系并非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简单复制，而是在面对时代的挑战时的不断创造、不断完善。习近平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9]这段话，无疑是对近百年来我们逐渐摆脱文化虚无主义，树立文化自信的宣言书。

从前文对1840年至今的文化发展的回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自信首先需清除的就是人们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怀疑。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专门考察了曲阜的孔子研究院，在2014年5月考察北京大学时，特别拜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高度肯定了《儒藏》编纂工作的重要性。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具体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20]。这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考察和讲话奠定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南。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这是在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品格的同时，面对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面临的理论任务作出的重大思想突破。因此，“第二个结合”，体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如果说，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确立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面向，那么，在文明互鉴中，为人类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则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习近平指出：“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22]这种曲解，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呈现。比如说，西方理论界，缺乏对中国传统国家的正统观和大一统理念的认识，试图以他们的“单一民族”“种族主义”观念来曲解中国传统的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挑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就是要通过民族问题来遏制中国。再比如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内在包含着西方道路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途径的预设，即使看到了亚洲、非洲等多样化的现代化发展的成功模式，特别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发展的独特创造，西方学者往往缺乏文明多样性高度上的认识，反而宣扬“历史终结论”。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模型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度增长、社会蓬勃发展的现象，西方学界普通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采取漠视或歪曲的态度。而中国当代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又主要来自西方文化强势国家的已有的分析框架，所产生的后果是对身处其中的经济奇迹反而缺乏独创性的解释和提炼的能力。所以，习近平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强调要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立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从近代学术的发展轨迹而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从亦步亦趋式的模仿到文明自我创造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折。

新时代的文化思想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造和转化，是对各种文明比较、融合之后所进行的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前文可见，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早期是通过军事侵略、建立殖民方式将世界分为不同经济政治功能的区域，从而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西方发展的“原料提供地”和“消费目的地”。对此，中国近代思想家如梁启超、杨度都有所认识，他们已经意识到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背后的“野蛮”逻辑，即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内在地将世界区分为“我—他”“内—外”这样对峙性的存在。而基于选票政治的特色，强调“我”“内”的优先性，而欺压“他”“外”，据此，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将此概括为“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23]，而许多人，则对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外区别缺乏全面的分析。军事殖民至今并未完全绝迹，但诸如金融、货币殖民等充满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掠夺方式可以被看做是“灭国新法”（梁启超语），这是人类文明的缺憾。从西方学者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中，我们看到了此种文明的自我局限。与此相对，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就提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在此意义上，文明互鉴并非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指摘，而是通过对照看到对方的优点，克服各自的局限。

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依旧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人类将自掘坟墓。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试图为人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勇于提倡新的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首次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4年3月，习近平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4]这样的理念也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25]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克服文明优越性的鄙视链。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往往是各领风骚，这充分说明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某些文明在特定时期的优势地位，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所以，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前瞻性思考、对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准确把握。因此，未来的文明不可能是某一种文明的“独自”创构，而是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充分全球化时代，人类要共同面对各种挑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综上所述，由中国到世界，文化自信首先是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自我认知，并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以及在近代中西冲突中所遭受的冲击，以至于文化自信的丧失。而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重建，既是中国重回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成果，也是面对新的世界格局的文明创造和转化。创造和转化，不仅仅能为中国发展奠定价值基础，也要为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方案和力量，最终让人类找到自己的尊严。

［责任编辑：查懿珊］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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