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蓉 邵潇涵 | 以中华文明包容性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

2024年第12期

徐  蓉，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上海市领军人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名师、上海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等。担任两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担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法》课主任委员，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等核心刊物和重要媒体上发表文章10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出版《社会主义何以影响世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专著7部。

邵潇涵，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特有的包容性具有推动文明发展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独特品质，是促进文明互鉴、引领文明进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在动力，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通过释放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精神动能来培育文化自信、破解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如何从认识论层面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涵，从价值论和实践论层面考察以中华文明包容性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逻辑必然与现实进路，是当前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中华文明在赓续传承中逐渐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

（一）在对内在多样性的包容中形成发展韧性

文明是多彩的，正因文明的多样性，各民族文明才有了交流互鉴的价值。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推动了各民族“向内凝聚、多元一体”。多样民族身份、语言文字、饮食文化、服饰风格、价值观念等的共存是中华文明内在多样性的生动表现，具有凝聚性、向心性的特征。

从文明凝聚性看，对内在多样性的包容首先表现在培育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上。中华文明向内包容，联结民族与共同体、联通民族身份与共同体身份，其重要功能就在于善于通过“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将异质化的个体意志融为共同体意志，以“同义”营造身份归属感，推动“我们是谁”的集体考量，奠定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进而形塑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而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作为共同体成员对于自身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其外延涵盖了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一经产生便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加速推动各民族融为一体，以共有的身份认同为精神纽带推动各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

从文明向心性看，对内在多样性的包容表现在形塑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上。“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有容乃大”是成就高尚品德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华民族一贯秉持的文明理念。在民族关系的语境中，这种文明理念体现为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习俗的尊重和接纳，以及对于民族间差异的宽容和理解。根据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0多个民族结合成相互嵌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中华民族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多元走向合为一体的过程，各民族凝聚彼此、相互包容逐渐形成深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进而生发出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情感和道义。“有容乃大”的文明理念深深印刻在共同体成员心中，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功能。当各民族共同面对重大灾难时，这种理念就会被激活并积淀为深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稀薄’与‘浓稠’决定着共同体韧性的弱与强。”正因如此，在近代抵御外侮的共同抗争和实现民族振兴的革命事业中，“有容乃大”理念便被赋予神圣的含义并成为引领各民族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和谐共处的内生动力，构筑了中华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凝聚的“精神长城”，彰显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强大韧性。

（二）在对外部异质性的包容中开阔视野胸怀

回顾人类文明史，本土文化只靠内在力量短期内无法实现自我更新，需要“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在接触外部异质性文化时，以博大的视野胸怀广泛接纳外来文化并推动其本土化，彰显出鲜明的开放性和主体性特质。

从文明开放性看，对外部异质性的包容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容纳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强调在充分肯定差别基础上的和谐共存，并非消灭差别求统一。对中华文明而言，肯定差异性的和睦共处是其包容性的基本表现。以宗教为例，早在东汉后期中国便产生本土宗教——道教，却未展现出对外来宗教的极度排斥，反而以“和而不同”的心态吸纳了外来宗教以及附着于宗教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文学艺术等文明元素。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伴随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原，佛教自身的慈悲精神、圆融思想、中道智慧与净心行善等内容为本土宗教所接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

从文明主体性看，对外部异质性的包容表现在推动外来文化本土化上。“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礼记·中庸》）“和而不流”是“和”观念的演化，意在强调有原则立场的“和”，不因外界环境变化而随波逐流。具有主体性、独立性特质的“和”是中华文明一贯秉持的价值理念。外来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必然要经历本土化，容纳“外来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本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古代先例是中国佛教的出现，现代范例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前者丰富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却从未改变中华文化的民族属性与未来发展方向。自佛教教义、戒律和制度传入中华大地，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都采用《老子》《庄子》等语义对其进行解读并产生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坐禅方式和“格义佛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层深入的融合贯通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其提供了丰厚的本土历史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这一过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其葆有蓬勃旺盛的活力，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

（三）以兼容并包性凸显文化定力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关键原因在于它的兼容并包性。蔡元培提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兼容并包意味着要秉持文明开放态度，同时，“兼容”不能丧失立场，“并包”也要择善而包。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兼容并包主要表现在以立为主，倡导交流互鉴；又勇于批判，破除负面影响，呈现出稳定性和批判性的特点。

从文明稳定性看，兼容并包表现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优越的文明发展条件孕育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定力。文化定力内生为一种文化气质，是理性对待多样文明而能海纳百川的包容，是积极融入多样文明交流大潮而展示自我文化魅力的淡定从容，文化定力越强大，文明稳定性就越牢固。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大约5000年前，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技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当地陶器技术结合诞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青铜文明产生与领先世界奠定基础。此后经由秦汉至明清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无论是他国物产资源，还是思想文化，都穿越时空、跨越山河融入中华文明。经过中华文明的精雕细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融为中华文明有机体。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我中华者……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

从文明批判性看，兼容并包表现在中华文明自觉应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和方法也要发生改变。近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和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华文明曾一度黯淡无光，中华文明面临空前的现代性危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华文明要实现现代转型就必须开放大门，而任何文明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明开放难免会带来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由此就需要开展文明批判，如此方能避免被外来文化中的不良因素所侵蚀。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辛的探索，直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批判的武器”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诞生，才激活了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文明，唤醒了中国人民长久沉睡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不再被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勇敢迎接文明现代化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锤炼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明注入党性基因和共产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得以在文化精神上屹立不倒。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创中国道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内涵得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经过多年的接续奋斗、砥砺前行，中国的发展道路愈加辉煌灿烂，中华文明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与世界文明开展交流互鉴，迎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光明前景。

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和当代中国文化根基的中华文明，是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繁荣、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可见，中华文明包容性从民族、宗教、国际交往等维度铸就了别具一格的文明形态。

（一）在文明传承中塑造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格局

不同民族主体基于物质生产和自身需要，通过劳动、交换、合作等形式开展广泛交往，最终达致各民族交互融合的状态。从文明传承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推动民族交往、深化民族交流、加强民族交融，塑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格局。

其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推动了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民族交往。民族交往的本质在于族际间基于经济交往展开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结构性互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营造包容环境拓展了民族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因生产方式不同而开展交换马匹和茶叶等的经济交往，而在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熏陶下，双方实现了政治、文化等更深层次的交往。其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深化了以交互式沟通为特征的民族交流。民族交流的实质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平等互动的交互式沟通。在民族交流方面，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在语言文字的统一与多样，中华文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使得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能融入中华文明。这种语言文字特色为交互式沟通提供便利，在更广范围内推动民族交流不断扩容，各民族资源得以共享、文化交流得以深化、民族距离得以拉近。其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加强了以增进共同性为目标的民族交融。“在交往中交流、在交流中交融，就能减少差异性，增进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强调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有身份、共有文化符号等的高度认同。“以文化人”“天下归心”的文治传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精髓的汇聚，注重通过创造和发展共享的优秀文化成果，构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家园，以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增进共同性。

（二）在文明发展中塑造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追溯文明发展脉络，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创设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的和谐环境、铸造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共融的文化景观，为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便利条件，成就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其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浸润了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的和谐环境。“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中国是世界六大文明中唯一多元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这与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紧密相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神如神在”的文明理性诉求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决定了历代王朝皆将统治权威置于宗教之上。“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在宗教不对抗国家主导文化、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国家基本不干预宗教活动。同时，国家善于引导各宗教发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清史稿·张廷玉传》）的积极作用，推动不同宗教信仰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服务于社会文化生活和国家治理。在多元通和的政治文化关怀下，中华文明得以兼容多元宗教，构建起和谐的宗教环境。其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铸造了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共融的文化景观。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维护了多元宗教并存的和谐面貌，还推动多元宗教信仰共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景观。这种文化景观既表现在宗教思想、宗教教义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中，也体现在宗教建筑、宗教仪式、宗教服饰等方面的和谐共融。其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升了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宗教工作法治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尊重多元、崇尚和谐的包容性使我国能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宗教信仰，并在法治框架下管理宗教事务，保证和谐宗教关系的长期稳定。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是其自由权利，这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我国根本大法上的生动体现。

（三）在文明互鉴中展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彰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文明立场，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往理念，系统回答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之问，为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提出了基本立场与可行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其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内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立场，充分尊重和理解世界不同文明及其所处的境遇，以平和谦逊的态度看待不同文明存在和发展的独特价值。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张骞西域之行开启东西方文明的对话、鉴真东渡传播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播撒与东南亚地区友好交往的种子、利玛窦来华传教……中华文明始终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推进文明对话、交流，探索出一条“各美其美”的文明交往之路。其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往理念，使得中华文明能够“美人之美”，理性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自觉拥抱多样文明；在领略不同文明的价值魅力时自觉开展文明互鉴；在文明互鉴中取长补短，以宽广深厚的文化情怀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美美与共”。其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遵循“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道德准则和处世之道，致力于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讲信修睦”塑造了中华文明亲诚惠容的道德秉性，“亲仁善邻”向外推演成就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包容。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传承和创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发展。这些开放包容理念的提出，既不是对强势文化的仰视，也不是对弱势文化的俯视，而是以推动不同文化共同发展为旨归。放眼世界，这既为超越“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新思路，也内蕴反对各类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跃迁的坚定信念和强烈使命担当。

在文明传承、发展、互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破解“宗教冲突论”迷思、续写文化交流互鉴新篇章等方面着力，从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一）以多元一体格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在实践中集中表现为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等几个重要关系。“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通过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协同内聚， 进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前进方向。 

其一，要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历史地看，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关于“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便会成为热议的焦点，究其根源，在于各民族成员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认同尚待加强，影响到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这要求我们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重要原则”。，深化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尊重包容各民族民俗风情、服饰风格、艺术文学等差异性；同时还要重视“同—聚”“异—离”的呼应关系，充分把握共同性的精髓，贯彻共同性原则，推动民族聚合。

其二，要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首先要在认识论层面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二者源与流、主与次的关系，明确前者隶属集体层面的政治文化心理范畴与后者属于各民族自我层面的身份认同范畴，充分发挥前者的归聚整合作用和后者的身份分类功能，妥善处理民族共同体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此外，还要反对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文化、传统，将本民族视为至高无上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要坚决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其三，要处理好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把握二者关系，要坚守中华文化正确发展方向，强化党对民族工作全过程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凝聚各民族文化合力，重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甄选凸显中华民族团结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共有的文化符号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厚植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根基。

其四，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意味着要积极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缩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生动力，要在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大力开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宣讲活动，激发共同体成员血脉相连的集体意识，凝聚起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引领下破解“宗教冲突论”迷思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所强调的和谐共存与“宗教冲突论”所呈现的极端、分裂思想天然对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文明主体论、文明形态论、文明和谐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能够为破解“宗教冲突论”迷思提供思想武器。

其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主体论认清“宗教冲突论”迷惑人心的手法，提升鉴别“宗教冲突论”的能力。“宗教冲突论”表面上是从理论层面剖析宗教问题，实质上却违背了马克思对“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科学认识，是带有明显宗教政治目的性的错误论调。这种理论往往通过煽动宗教狂热、进行宗教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极力挑拨宗教与宗教、宗教与民族、宗教与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习近平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文明发展要服务于人的政治理想和自由全面发展。由此，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主体论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正确甄别宗教文明交流、宗教传播活动、宗教渗透行为等不同宗教行为，正确看待宗教与人、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更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其二，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论辨识“宗教冲突论”形而上学的观点，筑牢抵御“宗教冲突论”的思想防线。“宗教冲突论”固守形而上学思维，大肆宣扬绝对不相容的对立思维，强化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宗教界限意识，培植并滋生强势宗教对弱势宗教的支配欲、彰显“我宗教对他宗教”的天然优越感，具体表征为宗教信仰偏见加剧、宗教歧视上升、宗教对立加深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综合的趋进态势，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助力下，呈现整体性文明形态。对此，要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论所秉持的整体性文明原则，认清各宗教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事实，破除因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差异造成的宗教冲突，推动各宗教在团结进步、和平包容基础上的共同发展。

其三，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论消解“宗教冲突论”极端主义的倾向，培育破解“宗教冲突论”迷思的和谐因子。“宗教冲突论”将不同宗教信仰的微小差异放大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加剧不同宗教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出现“歪曲宗教教义，鼓吹暴力激进观点，严重破坏正常宗教活动”的极端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论主张人类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展现了共性也体现了差异，这些共性和差异在总体上以和谐为主要形态。差异会造成敌意，也会产生融合，还存在第三种类型即止于共存。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论为指导，构建一种积极健康、和谐共存的宗教关系。通过在宗教交往空间持续融入“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营造宗教和睦共处的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宗教信徒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思想与行为，消解暴力冲突等极端主义倾向。

（三）在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续写文化交流互鉴新篇章

 “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文化的交流开放度是文明包容度的重要表征。因此，要在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续写文化交流互鉴新篇章，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其一，要恪守“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原则，融通古今中外的文明资源。古今中外的文明资源是建设新时代文化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一方面，实现“融通中外”，既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与创新实践，自觉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持续交流互鉴中推动文明进步；也要跳出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政治迷思和话语陷阱，深刻批判“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误解和偏见，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实现“贯通古今”，既要深入挖掘档案卷宗、历史影像、纪念场馆中蕴藏的古老文明资源及其承载的文明价值，丰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素材宝库；也要善于结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将这些资源转化为鲜活的案例和文化成果，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之中。

其二，要站稳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厚植中华文明土壤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独特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保持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善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要站稳中华文明立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搞“全盘西化”“全盘移植”，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中国贡献，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熠熠生辉。

其三，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守正就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以其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性与人性。守正还要守中华文化之正，不断充盈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当然，“守正”不是守旧，创新是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要探索文化交流互鉴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拓宽与不同文明交流的平台，善于利用智能传播技术开展跨时空、跨国界、跨文明的文明交流活动，通过话语创新打通文明隔阂，汲取人类文明思想智慧，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以中华文明包容性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既是促进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从认识论看，中华文明在赓续传承中逐渐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从价值论看，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体现为铸就新时代文化的积极能动作用，从民族、宗教、国际交往等维度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文明基石。从实践论看，中华文明包容性在文明演进中不断彰显和强化，进一步释放其精神动能，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破解“宗教冲突论”迷思、续写文化交流互鉴新篇章提供不竭动力，从而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展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应有的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