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三个基本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彰显出引领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指导集体实践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意味着对传统世界格局中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现象的超越，推动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立场的共同认可，是世界各国人民、民族国家对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社会形态的普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是不同国家、地区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的碰撞与比较中形成的共同认知以及在多种观念的互动建构中塑造的共同体认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兼具批判性和超越性双重维度，既指向对资本共同体的虚假性、外在性和抽象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关涉对人类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积极谋划与建构，促使能够彰显人类整体利益的现实性、内在性和具体性共同体的建构成为基本共识。

认同问题总是围绕“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涉及全方位、宽领域与多层次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指向，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内涵，需要认识到“自我”和“他者”的辩证关系，具备一种“总体”的理论视野。从“自我”和“他者”的辩证关系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问题，需要回答谁来认同、认同什么以及为何认同等问题，即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主体、对象和过程。

　　“认同”一般与文化和心理层面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密切相关。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认同的获得内在包含对“自我”的确认、肯定以及对“他者”的辩证批判。在“自我”与“他者”的辩证运动中，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在世界总体中充分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认同自身文化价值的重要性，致力于共建世界总体的最大公约数。学界对社会认同问题的阐述大多基于“自我”与“他者”的主客对立视角，认为个人自我认同的独立性和社会对个体的强制性认同要求促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陷入冲突，降低甚至忽视了认同行为的“共同”意义及效果。为了弥合这一对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自我认同应当被理解为个体和社会互相构建的结果，他强调自我认同是个体根据自身的经历而形成，是作为一种反思性来理解的自我，个人的反思性和社会行动构成自我认同构建的两种重要因素。在世界文明的多样呈现和相互交往中，西方文明将其自身对非西方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视为“普世作用”，非西方文明自身的特性则被遮蔽且不具备伸张的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干预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发展事务，容易引发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危机，同时也可能招致自身文明认同的危机。吉登斯坦言，由于现代性的统治与渗透，“自我”投射出的仍然是一种受控制的“自我”。在现代性的笼罩下，“自我”更多地处于接受各式各样新生活方式的被动状态。现代性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倾向于主体性原则的认同模式根本上依托于工具性力量，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主体对自身认识的定位以及对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的认同感愈益受到挤压，导致自我认同在较大程度上受社会的影响和支配，由此引发的认同危机也在现代生活中不断滋生并蔓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扩大交往和团结合作实践基础之上的新型集体认同。在21世纪，生态破坏、传染疾病、恐怖主义、局部冲突与战争等问题日益威胁着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需要寻求更为广泛的集体认同，以促进国际社会在关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性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谋划相应的有效措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国际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休戚与共关系，围绕不同民族和个体在维护自身利益层面的现实关切，倡导构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和地域等局限。因此，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在于赢得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认同，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主体、对象和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主体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构成的各个民族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离不开世界各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由衷的接受与认可，同时也离不开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类”属性即总体属性，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作为命运与共的总体存在，个体即各个国家的人民是命运共同体的最小细胞和现实存在形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社会则是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单位。人作为单个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物，是特殊的个体，同时也是处于社会历史中流动的、生成性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身作为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对自身作为成员身份的价值肯定和情感依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旨在超越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世界性的集体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社会和全人类的立场，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方案，追求国际社会各个国家、人民的普遍共识和集体认同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实现依赖于每个个体的认同，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理性认知和价值共识，并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需要将其作为国际认同的认知和认同对象加以考察。当今世界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期待与困惑同在，国际社会普遍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表达出对世界历史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回应和解决当今时代的困惑，必须澄清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时代方位和未来走向问题。能否找到一个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普遍欢迎的“方案”，这关系到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发展美好未来的重大命题。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是分阶段提出并逐步完成的过程，针对当前阶段国际社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发展对策具体表现为全人类共同的方式，对内实现发展、加强自信，对外寻求合作以持续共存。任何“方案”得以践行并取得实效都是建立在人们对这一“方案”的高度认同和自觉实践的基础上，凝聚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采取共同行动的先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从总体布局和构建路径等方面对未来共同体进行科学构想和实践规划，全面回答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来路、时代坐标以及构建何种未来共同体的问题，通过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符合全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共同发展的主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际关系体现为伙伴关系，国家间互相尊重主权，共同商讨国际事务；国际环境普遍安全，国际社会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形成统一使用、普遍遵守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发展前景繁荣广阔，国际范围内的普遍交往进一步扩大，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以及人类整体利益；文明交流日益广泛，尊重文化多样化，在兼收并蓄中增进文化共识；生态体系更加和谐，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在旧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框架下，民族主义和特定的种族等级观念在不同领域的交往实践中展露出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统摄全人类的不公正方案，人为隔绝了不同领域发展间的内在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安全等领域，指明共建共享、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绿色低碳、交流互鉴等具体实践方式和机制，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意义。这一理念客观承认不同民族国家生产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以及不同文明主体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危机和挑战时的观念与对策差异，证明了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发展这一基本领域中的共同性意向，致力于维护并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原则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对象内容表现为对这一全新理念和方案的认可、接受和赞同，能够在投入现实构建实践中深化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信赖，找到实现人类美好世界图景的现实出路。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主体、对象及过程的分析彰显出其基本内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由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国家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得以达成，是对通过协商对话、合作共赢、共商共建等方式构建起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体方案的积极认可和普遍赞同。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文明以及具体领域的共同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得以实现和持续，人类进入到共同拥有和普遍认同的认知与实践框架是“自我”能够与“他者”交往的前提条件。正是共同拥有的社会存在和实践关系，使得彰显普遍“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是规则认同、价值认同与文化认同有机结合的统一体。规则认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运行机制的一致认可，是国际认同实现的重要一环，也是国际认同的直接成果；价值认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维护的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是国际认同持续性的关键和核心；文化认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共同利益所达成的文化共识的确认，是国际认同形成的突破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基本结构、运行机制、价值目标等角度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全球社会形态问题。

　　规则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现实基础。巩固和创新国际社会共同认可、具有普遍性的国际规范和原则，是促进国际社会良好有序运行，实现合作共赢的必要前提。国际上普遍认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变革成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彻底推翻旧有国际秩序和规则认同，而是在扬弃旧秩序的基础上尽力化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层面的冲突与斗争，积极倡导彼此尊重、相辅相成的治理观念与发展逻辑。规则认同包括对参与国际规则设计和制定的权利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的变革，倡导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国际规则的设计和制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凝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共识。规则认同还包括国际社会对各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应当严格遵守国际规则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推动开创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绝非要争夺西方大国的“统治权”继而成为国际秩序的新领导者，在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具体国际事务中也绝非要垄断地区和国际事务，相反，中国以其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肩负着推动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规则认同还应包括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的认可与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严格遵循国际社会公认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规则，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揭示，在现实实践中探寻国际社会规则制定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构建更加公平与包容的世界秩序。

　　价值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核心层次，是一切政治制度和行动理念的根本追求，只有在价值维度实现认同，才能真正保证人们对思想倡议的自觉建构。价值认同是认同主体对共同价值的接受、认可和赞成，是人们在共同价值上达成的一致性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诠释的‘共同价值’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各个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共同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在如何达成人类共识的主张上存在本质区别。区别于“普世价值”的是，“共同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企图将“普世价值”强加于各国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骗局。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背景下，西方大国凭借其强势的国际话语权谋求价值观的认同，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等理念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企图将其伪装成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优价值选择。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销自身的价值观，实现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扩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贪婪扩张的本性。只有在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上达成共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并携手应对挑战，才能达成对人类多样文明中共同价值的真实追求，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完善当前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从价值观维度揭示了由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及其评价指标背后的虚假价值观，力图超越霸权体系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构建平等协作、多元共生的规范性制度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现在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民主与自由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向往和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方案凝聚着这一价值共识，为人们达成价值认同奠定了价值内容基础。

　　文化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关键所在。亨廷顿强调，“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世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经济或政治等方面，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但亨廷顿所指的文化认同是一种消极认同，是建立在文明的对立和冲突基础上的认同，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上的再现。马克思认为，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伴随世界市场的开拓而日益具有世界性的特征，这种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联系消除了各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谓“世界文学”，就是在各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基础上融合、生成的一种世界文化样态。精神生产的世界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共同创造文化和享有文化，也决定了人类能够在关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需要依托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的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强调基于“人类”这一整体性范畴来审视国家、地区以及各民族间的关系，超越某一特定国家、地域的局限，进而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达成对全人类文化的认同。与政治、经济等具体领域的认同机制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潜在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及层次，以丰富的交往形式重现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体现为对尊重和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普遍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文明没有优劣之分，主张各种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拒斥凭借文化霸权地位在全世界推行、兜售“普世价值”的做法，倡导通过平等的交流对话增进对其他文明与自身文明差异性的理解，在文明多样性中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民族国家应当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展开多元、多向的互学互鉴，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从多样文化差异性互动与变迁的总体性视角出发，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文化价值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内容伴随人类社会实践交往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扩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和宝贵经验加以巩固，促使其更好地发挥效力，积极克服和弥补当前全球社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意在构建一个全世界单一的文明形态，相反，它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协商、对话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增进文化理解、达成文化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正确遵守和运用国际规则与价值准则进而共同打造新的文化形态贡献了新视角、新策略、新能量。

　　无论是由资本主义构建的市民社会所表征的“虚假的共同体”，还是现代西方世界衍生的抽象共同体，都无法理解人类共同生活的真正共同体的整体样态，无法摆脱个体主义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于人类社会由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时代，其国际认同兼具批判和建构的双重特性，具体表现出对抽象共同体虚假、外在、空洞的全面反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内在、具体的总体共同性的指认和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本质上是实现人类社会总体共同性内在需要的积极谋划。

　　人的本质及其类属性深刻表明人类处于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将人的发展的社会形态演变归结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秉持“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旨趣，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共同体方案。

　　需要明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处在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和根本趋势表现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其提出了超越现代哲学视域局限的理论要求，显现出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趋向，在行动上表现出现实的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社会形态；‘真正的共同体’则主要用来指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表现为，伴随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人类从对资本主义主导的抽象共同性的认知与认同逐步转向对社会主义主导的总体共同性的认知与认同，企图超越抽象共同性并指认和期待未来共同体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体共同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是对抽象共同体中虚假的、外在的、空洞的共同性的否认和批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国家所宣称的集体生活称为“虚假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直接表现。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假的共同体”形式。“虚假的共同体”建立在虚假的共同利益之上，是外在于个体的异己力量。在资本异己力量的强大统摄下，个体的个性和自由逐渐消弭，全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主义抽象共同体的外在共同性表现在劳动产品外在于现实的人而存在、劳动本身外在于现实的人而存在、人和人的关系外在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及共同体外在于人而存在四个方面。马克思用抽象共同体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区别，真实呈现出资本逻辑的人格化及其征服世界、同化所有领域的扩张历史，同时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现实的人的剥削由具体到抽象的质变过程。抽象共同体仅仅依靠资本逻辑的控制和对个体个性的压抑来满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共同体成为被编造的整体幻象，剥离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真实关联，表现出空洞性的一面。共同利益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实质上个体追求的只是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抽象共同体的共同性水平不可能超越特殊利益，反而受限于特殊利益。抽象共同体虚假的、外在的、空洞的共同性难以为继，究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抽象共同体必然走向失败。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彰显了“自由人联合体”现实的、内在的、具体的总体共同性。一是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现实需求和共同利益的确认与维护。“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这表明新的共同体不同于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抽象共同体，而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视野出发，关注每个现实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因而，“‘人类’有可能实际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生存和发展活动”，人类作为自由的主体在日益广泛的普遍交往实践中不断增进对共同利益的共识，从而能够自觉地作为现实主体从事各种活动，展现和发挥人的“类本质”。二是对共同体内在共同性的关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又一重要表现。共同体的共同性表现为建立在协作交往、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生成的主体间性，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在承认差异和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这意味着共同体中的成员之间的理解与被理解构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全体人类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分享者，凸显了人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形式中，“自我”与“他者”不再处于绝对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表现为更高价值形态上的和谐统一。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性，是对抽象共同体中外在共同性的否定之否定，彰显“自由人联合体”中内在于人的共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内含对这一内在共同性的高度关切。三是表现为对具体共同性的期待。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性是丰富、具体的共同性，具体的共同性方式与形态作为人本质的现实表征都成为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关系的中介，表现在其对命运与共总体形式的蓝图的构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奠基于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实践，这种交往摆脱了资本逻辑的主宰而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维度、多层次领域进行总体性谋划，深入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中积极构建人类命运与共的总体性。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兼具超越性和构建性的双重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既是对抽象共同性的批判和否定，又指向构建超越抽象共同性的总体共同性，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要求人们在认识上既有“破”又有“立”。“破”体现为对抽象共同性的反思和超越，“立”则体现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实实践依托而达成的对总体共同性的肯定和建构。作为全球化“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抽象共同体已经日渐不能容纳其“物质内容”，在人类社会尚未完全孕育出促使资本主义崩溃瓦解的现实条件下，唯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作为共同社会生活的真正主体性地位，积极寻求适应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才能进一步推动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促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自我努力、自我创造的全球性社会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意味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社会形态的认同，其建立在正确研判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旨在从历史基因和社会结构出发审视文明差异，以寻求建立跨文化的交流框架和国际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背景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奠基于对资本主义抽象共同性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兼具超越性和建构性的集体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全新文明交往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本质上是跨文化的交流和认同模式，通过正确认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辩证互动关系，维护和保证自我文化的价值意义及其内在一致性，有效缓解了传统二元对立范式造成的文明冲突困境，进而在此核心层次上发散扩展到全球化进程的多维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推动构建人类美好世界而贡献的智识谋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赤字频发、全人类共担国际风险和挑战的现实境况中提出的顺应全球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新型国际秩序和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在对抽象共同体的批判和对总体共同体的确认中生成，从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彰显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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